未来命运对决的伏笔

历史波谲云诡，红军三大主力刚刚完成长征，不到两个月，就发生了西安事变。血迹未干，国共两党又走到了合作抗日的交汇路口。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抗战前夜中共的战略决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了新的议题。

全面抗战爆发的第二天，1937年7月8日，毛泽东、朱德等7人致电在庐山的蒋介石：“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日本军方非常狂妄，在他们看来，中国根本不堪一击。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

中国投入80余万兵力，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除卫立煌、汤恩伯等部在华北外，几乎悉数参战。中国军队在上海的英勇战斗，也打破了日军“加以一击”的幻梦，号称“三个月灭亡中国”，仅一个上海，就打了4个月。

攻陷上海之后，日军直接威胁南京。蒋介石知道全面战争已经无法避免，就加速了国共谈判进程。8月18日，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

八路军下辖三个师：115师，师长林彪；120师，师长贺龙；129师，师长刘伯承，一共4.5万人。

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按照新的统一序列，将八路军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但人们一直习惯于称呼它为八路军。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中国两支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在民族危机驱动下，合为一体。

这也是中国最广大的民众真正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开始。尚在华南、华中的苏区的时候，国民党宣传机器的口径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印象。而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共产党和它的军队站到了与举国民众的利益一致的前沿，人们就可以自己去了解他们了。在多年血战中，民心向背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独立自主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称为“洛川会议”。

会议指出，敌强我弱，抗战必定是持久而艰苦的，必须做到全国人民总动员，实行全面抗战。与全面抗战相对的，是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作战的片面抗战。

全面抗战是就中国对日本的统一战略而言的，具体到红军的对日作战，则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会上还说明，这种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略下的“相对的独立自主”。

1927年的血的教训，决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不会再像上一次一样，对保持独立性不坚定，处处受制于人。蒋介石是全国的领袖，是抗战的最高统帅，这一点共产党是承认的，这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的前提之一。但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强调，换了国民党军的帽子，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国民党的方针是一方面限制我们，一方面破坏我们”，“防人之心不可无”。

在谈判中，毛泽东坚决争取军事上的独立性，对日本作战独立自主，战役战术独立自主。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深知，合作是靠斗争来推动的，没有斗争就没有合作，和与争是对立统一的。在谈判中，毛泽东坚决争取军事上的独立性，对日本作战独立自主，战役战术独立自主。

毛泽东要求，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形成一种军事上的分工。此时，国民党有300万军队，而共产党3个师不过几万人，国民党军队习惯于正规阵地战，而共产党军队擅长游击战，这就为双方的分工奠定了基础。

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但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 抗日战争过程中，国共双方正是按照这一分工紧密配合。国民党在前线对抗，共产党在敌后袭扰。敌后游击战让日军不得安宁，牵制了其兵力，也让它的后勤补给和交通路线时时处于攻击威胁之下。

抗日战争开始后，毛泽东又通过写文章的方式，把他过去娴熟运用的游击战战术原则，更加完善起来，生动形象地向八路军传授。“走是必须的。游击队的会走，正是其特点。走是脱离被动恢复主动的主要方法。”“如果敌情特别严重，游击部队不应久留一地，要像流水和疾风一样，迅速地移动其位置。”

游击战很快就收到效果。

淞沪会战鏖战正酣的时候，9月12日，华北日军攻下大同，进逼太原。日军试图从平型关抄阎锡山晋绥军的后路，林彪用八路军115师的三个团在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的山地埋伏，歼灭日军1000余人。这是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一次重要的胜利，蒋介石为此通电嘉奖。

这一战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尽管伏击对象是日军辎重部队，但此战中八路军与日军伤亡数的比例为2∶5，与正面战场上动辄10∶1相比，实在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持久战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这是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最为重要的一篇军事论著，冷静而深刻地指明了战争的整个趋势和发展过程。

在根据演讲稿整理出来的文章中，毛泽东一开头就挑明，中国不会亡，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但中国也无法速胜，这是一场持久战。

在持久战这一基本判断之上，毛泽东分析了战争的具体发展过程：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也可以称为战略的相持阶段；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

在第一阶段，敌人在正面战场猛烈进攻，后方空虚，游击战争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建立许多根据地。讲演的时候，战争就处于第一个阶段。

毛泽东预测，在这一阶段的末尾，“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将不得不决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终点，到达此终点后，即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

转到第二阶段后，敌人为了“保守占领地”，将“以组织伪政府的欺骗办法据之为己有，而从中国人民身上尽量搜刮东西”。这个时候敌人将会遇到顽强的游击战争，辅之以运动战，因为在第一阶段游击战争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

第二阶段是这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如果在这个阶段能够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争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这一阶段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从而把战争推入中国的战略反攻阶段，即第三阶段。

那么持久战获胜的关键是什么呢？

“兵民是胜利之本。”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的根源，存在与民众之中”，如能动员全国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但毛泽东提出持久战思想，恰恰是因为基于物的对比。平津失守之后，他意识到了日本军队的装备精良和训练有素，中国军队前期失败是必然的，但我们有广大的战略纵深，可以在时间推移中拖垮敌人。

国民党将领白崇禧读完《论持久战》后，把它的精神概括为一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抗日战争的整个演变过程，几乎毫厘不爽地按照《论持久战》预测的方向发展。

从未放下的屠刀

1938年底，抗战转入相持阶段，正面战场压力缓解，三年里大战不多，日军攻势也明显衰歇。而共产党军队在敌后却异常活跃起来。

共产党力量增长，虽然对民族抗战是好事，但对蒋介石却是一个令人寝食难安的事实。

抗日战争的整个演变过程，几乎毫厘不爽地按照《论持久战》预测的方向发展。

最初共产党和八路军自愿前往华北敌后，蒋介石还表示同意，日军在华北占据优势，反复“扫荡”，共党自灭。现在看到共产党居然站稳脚跟，并且日渐壮大，蒋介石的疑忌就越来越深化了。

对蒋介石这一心理，1943年，朱德用非常生动的语言描绘了出来：“开始时，蒋介石让共产党、八路军到敌后去，是想借刀杀人，像把孙猴子放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烧，看你活得成活不成。可是，他没有想到，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迅速壮大了起来，这下把他吓死了。武汉失守后，他认为这样下去，抗战胜利了，中国是共产党的；抗战失败了，中国是日本人的。”

抗战到了第二阶段，对蒋介石而言“目前急患不在敌寇”，他那种眼看着共产党一堆先进分子不能为我所用的未来之忧，又涌上心头了。

国共军队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国民党在后方捕杀共产党人，封禁同情共产党的报纸，也越来越频繁。

毛泽东认为，在统一战线中，斗争与合作是两个方面，“没有斗争就没有合作”，“长期合作就需要长期斗争来保证”。斗争的原则，是“有理、有利、有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在这个时期，中共虽然屡遭打击，但它“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赢得了中间派人士的支持。

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邹韬奋、李幼椿、张申府、史良、章伯钧、陶行知这些民主党派或社会活动上声名赫赫的人物，就从这个时期开始，越发地同情共产党。

陶行知先生就说，反共是世界侵略者的口号，是敌寇惯喊的口号，同时是汪逆叛徒正在用的口号。

毛泽东认为，在统一战线中，斗争与合作是两个方面，“没有斗争就没有合作”，“长期合作就需要长期斗争来保证”。

“反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几乎就是今天所谓的“政治正确”，国民党、日本人、汪伪政权、伪满洲帝国都各自以反共自我标榜，寻求同盟者，或者用共产党来威胁对手。共产党是被妖魔化的，但在抗日战争中，启动了一个“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过程。

许多原本和共产党有芥蒂的名流，在民族大义面前，逐步转向了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的人心尽失，从在抗战相持阶段就已经埋下伏笔。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制造了抗战时期最大的反共事件—“皖南事变”。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7个师约8万余人，伏击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仅有两三千人突围，其余大部牺牲。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