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9，中国经济破浪前瞻

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如何完善？中国改革朝何方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如何聚力？7月21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应。《决定》提出，到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时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指出，到2029年的未来五年是大国博弈关键期、从不平等博弈向平等博弈的关键期；也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是中国突破“李·约瑟之谜”，利用新型举国体制完成新质生产力全面突破的五年关键期；也是全面控制风险的关键五年。

这份被寄予厚望的《决定》共15个部分、60条，提出300多项改革举措，被称为“党历史上又一重要纲领性文献”。《决定》全文66次提到“改革”字样，59次提到“建立”字样，涉及相关制度、机制、体系。谋划了诸多国计民生事项，囊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企民企发展、城乡融合、收入民生、土地制度、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科技和产业等领域的变革。

诸多举措包括：建立生育补贴制度；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推进能源、铁路、电信等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

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给中国宏观经济治理带来了诸多风险挑战。在此背景下，如果继续沿用以往的调控方式，不仅调控效能不足，还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因此，亟待通过改革创新，形成与新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宏观经济治理思路及措施。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会长徐善长表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经济质升量增还面临不少体制机制障碍，迫切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发展增添动力。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是党中央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的最新理念。《决定》强调了，“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等要求，促进各项政策举措“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完善宏观经济治理，要加强从政策制定到执行全链条管理，发挥各项政策举措的协同效应，提高宏观经济治理的针对性、科学性和执行力，促进经济发展总量平衡、结构优化、内外均衡。”徐善长表示，提升宏观经济治理能力，意味着将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活动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纳入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轨道，推动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值得关注的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先牵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牛鼻子”，促进其他领域改革的协同。多位专家表示，要将一项项改革向更深层次推进，促进各项改革系统集成，要坚持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推进改革所需的科学方法，也是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认为，释放经济潜力，需要改革。当前，美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6万多美元，新加坡接近7万美元，中国约为1.3万美元。高收入的经济体，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50%以上，中国的中产阶层占总人口不足30%，中国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国内法治建设方面，《决定》还提出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金融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反跨境腐败法。

与此同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风向依旧未变。服务业领域，《决定》要求，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刘元春强调，制度型开放需要有一系列新模式、新抓手，当前很重要的就是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扩大自主开放，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燕生向《财经》表示，《决定》传达出一个积极的信号，要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好、把中国经济建设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之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大国的现代化，还意味着应当形成全球视野和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接下来，全面深化改革，如何落地、谁来落地，需要汇聚最广泛的社会共识。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决定》锚定的重要目标之一。《决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决定》提出，围绕实施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战略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优化各类增量资源配置和存量结构调整。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健全预期管理机制。

对此，业内专家指出，前些年，一些部门推出的举措，没有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出现各吹各的调，甚至互相拆台的现象。更为可怕的是形成反向合力，造成所谓的“合成谬误”，导致经济增长承受不应有的压力。《决定》提出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是有的放矢。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指出，未来五年宏观调控思路可能将更加注重“治理”。《决定》新提出“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这涉及如何具体落实党对科技、金融、财政等重大经济事项的领导，需要从机构改革、战略规划、统筹协调上形成明确机制。

如何衡量一国宏观治理的专业化、职业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水平和能力？张燕生指出，和美国对比，可以从三个指标看中美宏观治理能力的差异：一是比较两国的名义GDP之比，二是比较两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之比，三是比较两国的ROE资产净收益率之比。

经济治理方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往往有特定目标，包括保持经济稳定、实现可持续增长、降低失业率、控制通胀率等。特定情况下，也会涉及结构与产业维度，但并不普遍。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疫情期间，中美两国采取了不同的宏观政策，前者侧重拉动基建投资，后者则选择直接发钱刺激消费。黄益平分析，中国经济进入后疫情时期，出口、投资和消费都呈现了一定程度的复苏，但是总体来说，经济增长的力度还是不太强劲。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资产负债表的收缩。三年新冠疫情期间，家户消耗了大量以前积累的储蓄，企业则增加了不少负债。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同比增长5%，但消费增速有所放缓。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是近一年来的最低值。去年11月，这一增速为10.1%。受疫情疤痕效应、楼市调整，以及前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下滑等影响，当前居民消费仍然偏弱。

黄益平认为，新冠疫情期间，宏观经济政策力度低于预期。2023年广义的财政支出仅增长1.3%，支出扣除收入后的净支出下降了1.3%。货币政策利率经历了几次小幅的下调，但因为通胀率下降幅度更大，实际利率有所抬升。总体看，宏观经济政策尚未从根本上扭转经济的疲软态势。而今，宏观经济格局，从过去的“易热难冷”过渡到了现在的“易冷难热”。

黄益平分析，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有很多独特之处。中国的财政部和央行都是政府的组成单位，按说政策协调应该很容易。但实际并非总是如此。宏观经济政策讨论中，经常听到央行官员呼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部官员则主张更大力度的货币政策。央行和财政部都很重视“保存政策空间”，以备未来不时之需。然而，宏观站位与部门站位有时候有差别。

黄益平举例，财政短期不愿扩张太多，但如果经济不活跃，反而可能提高将来财政状况恶化的概率。政府重视3%的财政赤字率的红线，多数年份都将赤字率确定在3%或以下。但近年来中国广义的财政赤字率远远超过3%，2023年和2024年各发行1万亿元的专项特别国债。问题是，特别国债分配、使用的门槛比较高，直接影响了财政扩张的实际效果。

此次公布的《决定》提出，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构建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机制，加强国家重大战略深度融合，增强国家战略宏观引导、统筹协调功能。

黄益平表示，需要加强财政、货币与行业政策之间的协调。现在党中央加强了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更有可能做到不同的政策之间相互配合、劲往一处使。

黄益平建议，将“逆周期调节”放在“跨周期调节”前面。目前需要加大宏观政策的力度，尽快把已经安排好的财政开支落实下去。应该改变“重投资、轻消费”的理念，理直气壮地用财政支持消费增长，包括直接给老百姓发钱。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高培勇还强调，伴随中国经济的主要挑战改变，宏观经济治理的底层逻辑也在变化。经济下行还是过热，通常会被归结为供求失衡，对策都是逆周期调节。“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需求不足加需求，供给出问题调结构，这是一种长期的思维定势。

高培勇指出，“稳预期”越来越成为宏观经济治理的重头戏。只有居民和企业的预期稳定、信心增强，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的矛盾和问题才可随之化解，源自需求和供给两翼的矛盾和问题才可随之减轻，进而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的态势才会有相应的基础和保障。

黄益平也强调，宏观经济政策改变总需求有两个机制，除了财政或货币政策调整，另外则是改变市场参与者的预期，比如刺激政策宣布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地方政府、金融机构都觉得机会来了，一定要抓住，如果大家都朝着一个方向努力，就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是《决定》的改革焦点，也是健全宏观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决定》就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与事权、优化税制结构、健全预算制度等改革划定了方向。

《决定》提出的四方面举措包括：健全预算制度，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

外界分析，地方财政面临压力是推动财税改革的直接动因。2023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达到10.3万亿元，超过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9566亿元，说明中央给地方转移支付比自己本级的全部收入还多，一部分是靠赤字融资转移给地方。而中央本级支出3.82万亿元，赤字是4.16万亿元，这意味着中央本级支出全部依赖赤字。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数据显示，2023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到23.6万亿元，超过了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21.7万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地方占比为86.1%，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分析指出，当前，中央到地方财政都比较困难，尤其是一些基层政府，机构运行的经费不足。面对这种情况，中央财政适当增加赤字，转移到地方特别是基层是必要的，但是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面对的是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央支出占比普遍在50%以上，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为61%，中国中央支出占比过低不足12%。因为一些本来应由中央承担的事权确定为地方事权，或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

《决定》提出，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不得违规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资金，确需委托地方行使事权的，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安排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