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研究古代游牧文化

张骞出使西域寻找的大月氏在哪里

中国的《史记》《汉书》记载了这样一群游牧人，他们是月氏人。“月氏” 两个字， “ 氏” 在这里不能念shì，只能念“支”（zhī）。但是也有人把“月氏”念成“肉支”。时至今日，“月”的读音尚未有定论。从中国古代的文字语音来看，我们有一个肉月旁，可能“肉”“月”本身就不分。而在国际考古学界，近年来大家更多念作“月氏”（yuè zhī）。

《史记》中的“敦煌祁连间”

按照《史记》《汉书》的记载，古代月氏人曾生活在“敦煌祁连间”，后来被匈奴打击而西迁，先迁到伊犁河流域，然后再次被匈奴支持的乌孙打击，又迁到了阿姆河流域，就是今天的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一带。时在公元前2世纪中。

月氏人的西迁引发了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39年或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他的使命就是寻找西迁中亚的月氏来共同对抗匈奴。这是丝绸之路上的重大事件。但是这么多年来，古代月氏人的考古学文化究竟是什么，哪些是他们留下来的考古学遗存（包括中国境内，以及西迁到中亚后的），一直不清楚。从2000年以后，考古学者就开始了寻找月氏的考古学文化这条路。首先第一个问题：月氏的故乡“ 敦煌祁连间”究竟在哪里？

按照传统的认识，河西走廊有敦煌，有祁连山，大家可能想当然就认为“敦煌祁连间”应该就在河西走廊。但如果仔细读汉代文献，包括《史记》《汉书》《盐铁论》等，就会发现汉代文献中所说的祁连山，并不是指今天的祁连山，而无一例外指今天的天山。所以汉代的“敦煌祁连间”并不是河西走廊，而是今天的敦煌和天山之间。这一点，从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攻匈奴之战及其结果就可明确。元狩二年春，霍去病第一次攻匈奴，打的是河西走廊的东部，过焉支山千余里，就是今天甘肃省山丹县那一带的胭脂山，打败了匈奴的浑邪王、休屠王等五王，俘获了休屠王的金人；然后回来休整了一下，又接着打了一仗，在当年的夏八月，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九月。第二仗攻匈奴至祁连。那么这个祁连在哪里？传统认为就在张掖附近的祁连山，这是需要讨论的。

第二次攻匈奴，除了霍去病外，还有另一个将军：合骑侯公孙敖，他们两个率军分兵异道前往。在这个过程中，霍去病先赶到，打了胜仗，公孙敖迟到。按汉代的法律军规，失期当斩，因为他还是个合骑侯，便拿他的爵位顶了死罪，废为庶人。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他们进攻的目标“祁连”在张掖的话，如何分兵异道？公孙敖为什么会失期？霍去病的进军路线要经过居延，居延的位置，无论从历史文献或考古资料上都很明确，在今天内蒙古和甘肃之间的额吉纳旗一带。如果霍去病要去打张掖，就会先北上，再南下，等于绕了个大圈子，那么公孙敖“异道”的进军路线只能是陇西→河西走廊东部→张掖。这样的路线，距离要比霍去病近得多，怎么会迟到？这不合理。

显然，霍去病第二次作战进军的目标“ 祁连” 不应是河西走廊的今祁连山，而应是今新疆哈密的东天山，这样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霍去病的进军路线是北地→居延→东天山；公孙敖的进军路线是北地→陇西→河西走廊→东天山。霍去病走的是草原之路，有水有草，气候凉爽，又是骑兵，行军速度比较快。而公孙敖走的是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到了张掖以西是大片的戈壁，天气热又缺水；出了河西走廊再往东边天山走，敦煌以西经星星峡至哈密之间，是荒无人烟的数百里黑戈壁，沿途没有大的绿洲和水源。再加上夏秋之际气候炎热，可知公孙敖的进军过程十分艰难，最后无奈导致失道、失期。

元狩二年霍去病两战匈奴，攻至祁连，使匈奴的浑邪王降汉。以后，“金城（今兰州）、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出了兰州，进入河西，顺着南山往西走，至罗布泊，匈奴被扫光了。这里的南山很明显就是今天的祁连山。而同一段内容中先述的霍去病所攻祁连山与后述之南山，显然并非一处。今祁连山在汉代称为南山，不是汉代的祁连山（天山），这里已非常明确。

唐代颜师古给《汉书》作注时便认为，“匈奴人呼天为祁连”，祁连山是天山的匈奴语音译。所以在汉代文献中，祁连山指的都是天山，没有例外。而至范晔撰《后汉书》时，已开始搞错，他认为古代月氏人活动的“敦煌祁连间”在“张掖酒泉地”。

月氏人的迁移

先从河西走廊说起。河西走廊若以张掖为中间点的话，以东和以西的地形、地貌很不一样。张掖以东的焉支山与祁连山之间，海拔和降雨量较高，有大面积草原，适合游牧生活，我认为很有可能是匈奴的浑邪王、休屠王活动的区域。沙井文化虽然有草原文化因素，但分布于干旱的河旁平原地区，属于典型的灌溉农业文化遗存，应该与月氏文化无关。

而张掖以西，包括今天的嘉峪关、酒泉、敦煌等地是大片的戈壁，戈壁滩中有一些绿洲。绿洲只适合发展以定居农业为特征的绿洲经济，因为它面积有限，不适合游牧经济存在。而按照文献记载，古代月氏人至少有几十万的规模，是一个比较大的游牧人群。所以河西走廊西部的地貌环境不适合他们生存。从现在已经获得的考古资料来看，无论是史前时期还是历史时期，在河西走廊西部，从来没有一个大规模的游牧人群存在过。

那么古代月氏人究竟在哪里？我们穿过整个河西走廊，寻到了天山的最东端东天山。在东天山地区，我们做了20多年的工作。

按照《史记》《汉书》的记载，大致在匈奴的老上单于期间，即公元前174年到公元前160年这十几年中，匈奴人对月氏人发动了毁灭性打击，很可能是偷袭。偷袭中杀掉了月氏王，他的头颅后来还被做成了酒器。月氏人被迫迁徙，先迁到了伊犁河流域（伊犁河流域上游在今天的新疆境内，下游已经到了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此地原来是塞人（西方称为塞克或者萨卡，中国文献记载是塞人）的居住区域，月氏人进入以后，迫使塞人迁走。但不久之后，月氏人的宿敌乌孙人在匈奴的支持下又打到了伊犁河流域，迫使月氏再向西迁。而正是这段历史，促成了张骞的“凿空西域”之行。

张骞出使西域的出发时间，文献上并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进行推算。张骞出发后不久便被匈奴人截获了，当时的军臣单于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月氏人在我们的北边，你想越过我们去找月氏人，可能吗？就像我们想越过你们汉王朝，去跟南边的南越国一带发生关系，你们能答应吗？注意，军臣单于说月氏人在他们的北边。如果这个时候月氏人还生活在伊犁河流域的话，可以说在北边，是西北方向；但如果他们已经到了阿姆河流域的话，无论如何不能说在北边了，是西南方向。所以张骞被匈奴抓获的这个时段，月氏人还在伊犁河流域。

张骞被匈奴扣留了十余年，匈奴人给他娶妻，并生了孩子。后来匈奴人放松警惕，张骞便悄悄逃脱，去完成他的使命——联合大月氏共同对抗匈奴。但他在阿姆河流域待了一年多也没能说服月氏人，月氏人不想再和匈奴打仗了，所以张骞只好返回。在返回的过程中，因害怕再次被匈奴截获，“并南山，欲从羌中归”，他想顺着南山一带从青海回来，结果又被匈奴截获，滞留了一年多。公元前126年冬军臣单于逝世，张骞趁着匈奴发生内乱得以逃脱。公元前125年，才从匈奴返回长安。文献上说，张骞这次出使的整个过程是13年，那么出发时间便是公元前125年往前推13年，即公元前138年。也就是说，公元前138年的时候，月氏人还在伊犁河流域，等到张骞在匈奴待了十余年，再去找月氏人的时候，月氏人已经到了阿姆河流域。

所以大致能推测出来，在公元前138年到公元前130年左右的时段里，月氏人可能从伊犁河流域迁到了阿姆河流域，这种推算不可能精确到某一年，只是有个大致的年代范围。

月氏考古的脚步

我们在东天山地区做了差不多10年的工作，但为了确认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必须走出国门，必须去找西迁中亚的大月氏遗存，和东天山的游牧文化遗存进行比较。从2009年起，中国的考古学者们开始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州南部、卡什卡达里亚州东北部和苏尔汉河州境内的西天山山脉的山前草原地带开展考古调查，全面了解古代游牧文化遗存的分布状况。到了2013年的年底，我们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订了合作研究协议，正式组成了中乌联合考古队。

在连续多年的调查基础上，2015年下半年，我们选择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市西南20公里处一处游牧聚落遗址撒扎干遗址（Sazagan）进行小规模发掘，共发掘了5座中小型墓葬、1座超大型墓葬、1座早期游牧民的石围居住遗迹和1处中世纪墓园。这项工作从2015年下半年持续到2016年上半年，通过发掘获得的资料跟已有发现（包括在哈萨克斯坦的西南部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北部，和撒马尔罕盆地其他遗址的发现）的对比，我们判断这个区域的文化和北边的文化有强烈的一致性，在时间和空间上同《汉书》等文献记载中的古代康居的范围一致。所以，位于撒马尔罕盆地南缘的西天山北麓山前的撒扎干遗址，应属古代康居文化，跟月氏的时间都在公元前后。这一发现让我们确定了康居国的南界已到达撒马尔罕盆地的南缘，西天山的北麓。如果我们要找古代月氏的遗存，还要再往南到西天山以南，到巴克特里亚去找。

2016年下半年，我们在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州拜松市南的拉巴特村（Rabat）发现了拉巴特1号墓地，2017～2018年进行发掘，一共发掘了90多座小型墓葬。这些墓葬和过去苏联时期考古学家在塔吉克斯坦发现的墓葬很相似，它们都分布在阿姆河以北的北巴克特里亚地区河旁平原周边的山前地带，具有明显的游牧特征：形制上流行右侧有偏室的偏室墓，葬式绝大多数为头向北的单人仰身直肢葬。从文化特征上，我们判断拉巴特墓地的年代大致时间也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空间范围跟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古代月氏人分布范围一致。由此我们认为，以拉巴特遗址为代表的，包括过去在塔吉克斯坦南部发现的阿鲁克陶、科库姆（Kokkum）、图尔喀墓地及丹加拉的克希罗夫墓地（Ksirovs），它们代表了同一考古学文化，应该就是古代月氏人西迁中亚以后留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如何进行古代游牧文化的考古研究

游牧人总是“逐水草而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