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元：“我和司马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历史学家的心灵枯竭

2002年左右，43岁的李开元遭遇了一次严重的精神危机。

当时，他已接替老师、日本史学大家西嶋定生的教席，在日本就实大学担任人文科部教授，并在两年前出版了学术代表作——《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该书于2023年出版了增订版）。

这部倾注了他十多年心血的史学著作，在严密考证和深入论证的基础上，增添统计和数据库的方法，追踪从秦末到汉武帝末年120年间的新兴军事政治集团，在历史过程中考察他们如何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军功受益阶层”一说。这一概念为汉史乃至此后两千年中华帝国的王朝更替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颇具穿透力的研究视角。该书一经出版，在中日史学界获得普遍好评，历经20年仍被视作秦汉史领域的力作。他当时设想沿着既有路径，以整个西汉王朝为对象，为两千年中华帝国史建立一个经典的解释模式。

此时，李开元却隐隐觉得自己的心智出了状况。

“我当时感觉到自己和活生生的历史、活生生的人越来越远了。”那些历史上鲜活生动的人物，都变成了一个个数字，或者曲面上的一个个点。数据、材料、图表论述、概念，这越来越像是一种逻辑的游戏。不安和怀疑滋长，他失去了继续做研究的动力和激情，“就觉得不对，不能这么下去。”

他尝试转向历史哲学。自少年时代起，他就喜欢理论，尤其佩服英国哲学家罗素和他的《数学原理》。于是他“异想天开”，想写一本《历史学原理》。“很可怕，当时整个人完全陷落到那种非常抽象的哲学思维里面去了，思考像‘历史学第一个时间是什么’这种问题。后来才知道，凡是思考这个问题、与时间为伍的都没有好下场。”

努力以“惨烈失败”告终。其间他也完成了几篇历史哲学方面的文章，投给学术期刊后，多被退了回来，“编审们不知道你到底在写些什么。”他很不甘心，改用一种轻松调侃的语言把这些思考重新写出来，发在自己的博客上，然而关注、阅读的人也寥寥。

最终点醒他的，是他的导师、历史学大家田余庆先生。

一次，李开元回母校看望田庆余。田先生问他最近在忙什么，他如实汇报，说自己正在写《历史学原理》，在思考“历史学的时间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田先生听罢，慢悠悠地说：“我给你讲个故事。”他随后讲了胡适晚年把全部精力投入《水经注》，一做就是十几年，一心想搞清楚清代的学术公案——戴震、赵一清和全祖望到底是谁抄袭了谁。“他说，如果胡适晚年不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这上面，可能会有更大的成就。”

“田先生说话是很含蓄的，他其实是在敲打我，说我再这么下去，可能是走了歪路。”

他逐渐清醒过来。刚好这个时候，他的人生也处在谷底，先是大病一场，然后回国任教的计划也遇到波折，他一个人在遥远的日本乡下居住，事业、生活方方面面都不太顺心。苦闷中，他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一次重新回顾。

他问自己当年考进历史系是想做什么？——“高考恢复后进了北大，我是决心来学习当司马迁的。”等迈进大门，他才明白：原来历史系并不培养司马迁，而历史学者也不写历史。

“为什么今天的历史学家只做研究、写论文，自己不写历史呢？”李开元曾直接或间接地向田余庆、周一良、邓广铭这三位他敬重的师长请教过这个问题。

“田先生说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周先生说我们的文章就不是给普通人读的。邓先生，我不敢直接问他，但我默默关注，他最看重的学术成果是‘四传二谱’（《陈龙川传》、《辛弃疾（稼轩）传》、《岳飞传》、《王安石》和《韩世忠年谱》、《辛稼轩年谱》），他其实是写历史叙事的。”

经过一番彻底反思，他在2002年做出一个决定：离开学界主流，自我放逐，破釜沉舟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我不管了。”他决定重新读书，重新思考人生，重新审视历史学，摸索出一种书写历史的新形式。

再次研读《史记》后，他给自己打出一面旗帜——“打通文史哲，师法司马迁”，为历史学收复叙事的失地。

从书斋到田野，从研究到叙事

李开元第一趟历史行走的目的地，是汉高祖刘邦的老家丰县和沛县。

在如今江苏徐州的丰、沛二县，他和当年寻访到此地的太史公一样，听闻了当地的民风民俗，以及有关汉高祖的种种传说。尤其是云雾桥遗址和两块出土的明、清时建桥碑刻，让他一时浮想联翩——这正是刘邦出生神话流传的物证，据《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之母刘媪在水塘边休息，“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他感慨：秦一统天下后，过往的世袭贵族制被扫荡一空，如刘邦这样平民出身的帝王为弥补自身血缘、家系的不足，必须制造“龙种”神话来装点他的合法性。

行走在韩信的家乡淮阴（今淮安），李开元对这位军事奇才有了真切的理解。“你看韩信每一次重要战役都是在水边打的，像著名的背水之战、潍水之战、暗度陈仓之战，他特别擅长用水道来行兵谋。一到了他的家乡，你才知道为什么——淮阴就是一个水乡，水系发达，他是从小就受这个灵气的影响。”

不久，他有了同行的伙伴。2002年在西安参加学术会议时，李开元和正在北大访学的日本学者藤田胜久一见如故，两人都仰慕太史公，都有重走历史现场、重新书写历史的心志，于是相约为“走友”，一起行走九州，追随太史公的足迹。

每到一地寻访古道、古战场、旧城遗址和出土文物，他们都要寻求当地考古队和文博工作者的指引和帮助。“最受不了、也是最愉快的事——就是你必须喝酒，”这些一线的考古工作者常年在田野，经常和当地人打交道，因而懂人情世故、接地气，个个都是豪饮的好手。

行走、考察，让李开元找到了对历史最直接的感觉。

当亲眼看到遗址、出土文物，亲耳听闻考古挖掘的具体经过，过去的物、事、人都复活过来了。“如果你只坐在书斋、完全沉浸在文献里面，最后很容易产生历史虚无主义。因为你弄不清楚历史究竟是历史学家编造出来的，还是真实发生过的。但是，你一直深入下去以后，你的历史感就非常实在了，再也不会怀疑历史本身存在不存在这种非常虚无的问题。”

20年来，李开元因此在天南地北结交了不少考古、文博界的朋友和民间文史爱好者，彼此在历史文献、地下出土文物和风物传说中相互印证、辨析，切磋探讨，留下了醇厚的情谊，也感受到学术和生活的双重乐趣。

历史地理学家李孝聪在北大读书期间是和李开元住同一间宿舍的室友。在他记忆中，李开元那时清高骄傲，喜欢高谈阔论，经常嘲笑他们搞历史地理的工作琐碎，缺乏足够的成就感。“现在他人谦和了很多，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李开元。我是打心底为他感到高兴。”他笑着说。

2005年11月的一天，出版社编辑徐卫东在网上“闲逛”，忽然被一篇题为《战国时代的刘邦》的网文所吸引。开篇就讲刘邦和秦始皇只差了三岁，他其实是个战国人，“我学历史的，但这块对我来说也很新鲜。”

当时，徐卫东在为中华书局策划黄仁宇著作《万历十五年》的再版，很希望能寻找同样“好看又深刻”的历史作品。他立刻通过电邮联系上远在日本的李开元，提出想为他出书。

对当时正在独自摸索、周围尚无人喝彩的李开元来说，这无疑是一道光。

自2002年决意学术人生转型后，他一边行走、考察，一边写作，陆续写成系列文稿，最初取名为《新战国时代的英雄豪杰》。因为是研究与叙事、学术和文学、游记和个人感怀等各种元素混搭在一起的“四不像”，他也不知该发到何处，曾投稿到一家文史类杂志社，结果被客客气气地退回。而史学界同行们也报之以沉默，有人私下说李开元怎么“沦落”到去写通俗读物了呢。

他并不气馁，干脆把部分章节贴在一家历史网站上，和网友们分享，当起了被友人们后来屡屡嘲笑的“网络写手”。徐卫东是第一个注意到他的图书编辑。很快，前后共有十来家出版机构通过各种方式联系上李开元，争相要为他出书。

2007，中华书局以《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为书名，出版了李开元的第一部历史叙事作品，好评不断。2010年，其繁体版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书名被更改为更富冲击力的《秦崩》，迅速登上各大图书畅销榜，此后又出版了他的第二部《楚亡》。2015到2021年，三联书店推出了经过重新包装的注释版，新增《汉兴》，并冠之以“复活型历史叙事三部曲”。

三部曲封面上的书名，皆出自历史学家、台湾“中研院”院士王汎森的手书。

逼近历史真实的武器：研究，推理与想象

在李开元看来，研究和叙事是推动历史学行进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

写《秦崩》时，要还原韩国后人张良伏击、刺杀秦始皇的经过，他碰到了一个疑难。

据文献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共有五次巡幸天下的经历。其中，后四次是朝东的，唯有第一次路线是向西。而且，后四次《史记》记载较为详细，伴随刺杀、封禅、求仙等大事件，是学者们长期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但对公元前220年这一次西巡，相关研究稀少，司马迁在《始皇本纪》上仅用了17个字一笔带过——“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接下去，他转而讲述秦始皇回到咸阳后下令为自己修极庙，并筑小道把庙和自己在骊山的陵连接了起来。

虽然并不影响张良故事的完整性，但李开元不想就此绕开问题。

他想起1990年代甘肃礼县曾发生过一起大规模的秦公墓被盗事件。多年后，直到被转卖至香港、欧美、日本等地的被盗文物部分流回中国大陆，才引起国内史学界的关注。当时，他也读了一些相关文物资料和考古挖掘报告。礼县是秦国第一个都城西县的所在，他由此推想：嬴政的第一次西巡，很有可能到过西县，目的是为了祭祀先祖。

为了证实想法，2014年8月，他和藤田胜久、韩国学者金秉骏师生等十人，携数个研究考察任务，从成都出发，沿川西、经甘东到陕省西部，徒步加租车沿着自然地形走古道，总共九天。他们参照《史记》中几处相关的记载，结合沿路遗址、墓葬和出土文物，加上实地行走摸清楚的河流、山川地势，终于还原了秦始皇第一次巡幸可能的完整路线。

最后，李开元得出结论：始皇帝第一次巡游，沿渭河向西，随后北上汧河，翻陇山，途经秦诸先公、王庙和陵墓所在的咸阳、雍城和西县地区，其目的是为了祭祀和告庙，向祖宗们汇报统一大业完成。此行结束后，他开始着手进行宗庙、祭祀等一系列改革，把宗庙和陵寝分开，此后影响了两千年中国君王的墓葬制度。

他所提出的这一证据链和结论，得到了秦汉考古学界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