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妈妈，在她成为一名保洁员后

2020年，来深圳做保洁前，52岁的春香在老家陕西商南县城找工作时四处碰壁。女儿张小满提议她来自己生活的城市试试。春香刚开始不想来。她的左腿由于常年打工奔波患上了滑膜炎，她怕找不到工作“拖累女儿”。张小满一再劝说“来看看也好”，她准备了两个月，终于动身。

这是春香第一次出远门，过去她做大锅饭、摘茶叶、“滚球子”（处理矿土的一道工序）、当保姆，始终在陕西省内打转，最远只去过河南洛阳。那年10月，到深圳没多久，春香找到了一份在高级商场做保洁的工作。保洁员工作管理条例清楚列着对保洁员着装和言行的要求。春香的工衣是白色立领外套、黑色长裤，头发要用蓝色蝴蝶结扎好，要穿黑色方口鞋。“如果一天不穿方口鞋，就要被投诉。”2023年12月采访春香这天，还没等我发问，她就用陕西话滔滔不绝地讲述。

诸如此类的对话过去三年在这个家里时常发生。做保洁员不久，春香便开始与张小满分享自己的打工经历。那时张小满刚从记者转行进入互联网大厂，面对挫折和压力，倾听和记录母亲做保洁的经历也让她暂时从工作中喘一口气。迥异于她在职场上感受到的优绩主义和被工具化，从母亲的讲述里，她感受到“每个保洁员都很鲜活”。她最初是用手机的备忘录记，越写越多。这些文字后来经过她整理、打磨，最终成书《我的母亲做保洁》，2023年11月出版。

新书出版后，母女两人接受了不少媒体采访，话题关于保洁员群体的生存境况，也关于她们的母女关系，还有深圳这座超级城市。春香的表达欲旺盛，张小满则在一旁补充、翻译，讲到兴头，两人一起笑。

书写好像一把铁锤，帮张小满凿破自己与母亲分离多年疏于沟通形成的墙。全书写完，她发现自己与母亲的关系更紧密了，也更加理解了母亲和自己的来处。“我有很多看似努力的行为，看似接触到的圈子，其实不堪一击。我跟保洁员们有一样的来处，一样都是‘无法豁出去’的人。比如我们都不敢辞职。”

在职场上，春香是勇敢、据理力争、坚持捍卫自己权益的。受到不合理的投诉，或是同事受了委屈，她会在工作群聊，发好几条长长的语音，不管同事和领导听不听得懂她的陕南方言。结果自然是无人理会。“我妈（在职场上）比我还勇。”张小满说。

“你从哪里来？”

但过去张小满不这么认为。

记忆里的母亲总是留着超短发，露出耳朵和饱满的额头，有些粗鲁，“讲话很大声，像男人一样。”张小满后来意识到，那其实是经年累月外出打工带给母亲的印记。“她以前在矿山上或是在农场里，都是和男人一起工作，所以她一直在非常用力地争取自己的权益，这种习惯也被带到了保洁员的工作中。”

在漫长的打工生涯里，春香的首要目标是赚钱。在《我的母亲做保洁》的后记中，春香几次写到自己喜欢挣钱。她这么回忆自己的打工经历——

“2010年，在离家十里路之外的矾矿上当了一整年大锅厨师，给五十多个工人做饭，一个月1000块；2011年，仍旧在那家矾矿上给工人做饭，做到九月二十几，一个月1100块。后来回家休息了半个月，然后又去蓝天栽树，春节前回来。多劳多得，挣了一万多；2012年，我在韩城下峪口煤矿工地上给老板、会计、货头、修理工们做饭，顺带开了一个小卖部，一个月能赚2000块……”她和丈夫便是如此将张小满姐弟供到大学毕业。

在张小满的眼里，母亲身上始终有种匮乏感，“现在说起来她没有那么缺钱，但（工作）就是停不下来。”成长于匮乏的年代，母亲坚决反对浪费。初到深圳，母亲首先不理解张小满的是，“为什么不养娃，要养两只猫？”母亲享受省钱的乐趣，做保洁员后，常与各种被丢弃的“垃圾”打交道，捡回家不少。张小满起先反对，后来拗不过。母亲也舍不得丢掉家里任何可以修好的物件，直到坏得彻底或修理价格超过新买的价格才肯作罢。

还有焦虑。母亲早早辍学，吃了没读书的苦。十几岁时，张小满便感受到母亲强烈的想要他们走出秦岭大山的欲望。“我妈一直跟我们姐弟说念书很重要，用各种方式恐吓我们，跟我说如果不读书就会像你妈一样早早嫁人，吃很多苦。跟我弟则是说如果不读书就会跟你妈一样整天在外打工，身上都是泥，一辈子做农民。”

大概是从张小满读初中开始，春香断断续续外出务工。一年到头，夫妻俩只在春节回来，无暇照顾子女。张小满整个中学时期都是住校，等到周末，同学都回家，她仍住在学校。比她低两级的弟弟也一样。春香记得有年中秋节，上初中的儿子用学校的公用电话给她打电话，说一个人在学校害怕。

现在回忆，张小满觉得青春期的自己孤单、无助。“漫长的暑假，我和弟弟都留在村中的老房子里，没什么朋友，只有念书。”同她一起结伴上学的朋友，常常是书正读着就辍学去了职校，或是谈了恋爱后再也没回学校。“我肯定也有无数次想过放弃，跟其他人一样去打工。但还是强撑着过来了。”成年后的无数时刻，再想起这些，她都有种“幸存者”之感，心有余悸。她想弟弟也是如此。

她在青春期和母亲的关系疏离，甚至对母亲有些责难——在自己最需要陪伴的时候，母亲一直缺席。那是种裹挟了羞耻、愧疚和愤懑的复杂情感，“当我身处那些家庭条件比我好的同学之间，当我看到别的同学穿名牌运动鞋、漂亮衣服时，我拒绝母亲给我的校服打补丁。尤其是他们的母亲是那么优雅和体面，而我的母亲与她们截然相反，但我又拿着她辛苦挣来的钱在念书。”她在书中写。

一直到读大学，与人初次认识做自我介绍时，她从不说自己是商南来的。“我会说自己来自西安附近某个县城，或者说自己和作家路遥来自同个地方。”用一个更大、更具辨识度的地理坐标标记自己，这种举动在现在的她看来不够诚实，“其实是你不想跟别人讲太多自己家乡的事。”

“随着慢慢长大，我不再把很多事情的原因归结于我的原生家庭和成长环境。人都是被社会塑造的，父母他们也是被牺牲的一代人。”从学会不再贬低自己的童年，到自如地回答“你从哪里来”“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这类问题，她花了很长时间。

写一本母亲能读懂的书

张小满对母亲的理解是多年后两人同住一个屋檐下时萌生的。

两代人生活方式的差异在家庭单位内展露得巨细靡遗。他们租住在一座上世纪末开发的小区，两室一厅，实用面积只有36平方米，母亲和父亲搬来同住后，空间顿显局促。

母亲察觉出自己搬来后的不方便，处处小心翼翼。起初，张小满与丈夫在客厅时，母亲总是待在房间里；冰箱里的食材总是问过才动手；洗完澡后会把用过的毛巾收进房间里，沐浴用品也用得少；洗好的衣服永远晾晒在衣架的边角处。种种举动都让张小满觉得母亲不是在跟他们一起生活，而是“寄人篱下”。

但母亲也会时不时侵犯张小满的边界。比如母亲看不惯她“大手大脚浪费钱”，评判她买的衣服和花，甚至是养猫。她不听，母亲便摆脸色。工作不顺，她想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母亲总觉得她在“嫌弃”自己。母亲爱攒塑料袋，父亲爱存废纸箱，空间不大的家被塞得满满当当。矛盾嵌进生活的细枝末节处，“氛围十分粘稠”。

有时候张小满觉得母亲似乎要将女儿过往拼命逃离的生活方式强加回来，忍不住指责。争吵一触即发。两人都理直气壮，吵得很凶。每当这种时刻，父亲和丈夫便会借口买菜或取快递离开。

成年后，她发觉姐弟二人与母亲的相处方式大相径庭。弟弟性格温和，即使不认同母亲说的，也不当场反驳，“他们的关系没那么多撕扯，因此少了很多观念上的交锋。”但张小满不是，她激烈地对抗母亲，脾气与母亲如出一辙，“但我是影响我妈更深的人。”母亲读书认字、找到“母亲”身份之外的主体性，都在她的陪伴下完成。后来张小满发现，自己攒纪念品的癖好其实继承自母亲攒塑料袋的习惯，“那些印记不是你想摆脱就能摆脱的。”

2021年，张小满的姑姑病危，母亲回商南照顾。“她走之前包了几百个饺子冻在冰箱里。她以前帮我做早餐，自己在家里发豆芽、蒸馒头，这些她走了我就吃不到了。”母亲离开后，她发现她原来帮自己做了好多事，第一次感受到“母亲强烈的存在”。她打电话给母亲，问她什么时候回来。

也是这年冬天，春香回到深圳，在深南大道边的写字楼重新找了份保洁工作。因为母亲的腿疾，张小满和丈夫饼干在周末休息时会去她工作的写字楼帮她打扫卫生。张小满帮母亲倒着拖楼梯走廊的台阶，才干一个小时就觉得累。母亲打扫男厕所时，她在门外帮着看门，看见母亲工作间隙养得繁茂的富贵竹和绿萝，“我觉得我妈这份工作干得挺好的。”

她是母亲工作的班组里唯一一个进入保洁员休息室、帮忙打扫卫生的保洁员子女。与母亲一同工作的保洁员都羡慕春香，“女儿女婿不嫌弃我们保洁员。”春香听着高兴。在母亲过去的打工经历中，张小满也多次走进现场，从未觉得自己与这些劳动者会产生深刻联结。但每周末帮母亲打扫的一两个小时，碰上保洁员例会的间隙，她常带些小吃和大家一起聊天。“他们也没什么戒备心，经历都敞开了说，也会直接给我看手机相册视频，可能是因为我妈妈在里面工作。”

透过母亲，张小满看到了这座高度运转的繁华城市里一些被遮蔽的现实——“一个时刻保持干净的超级城市背后，是一群人的过劳。”在楼层里做保洁工作的人，绝大部分是像母亲这样的阿姨，男保洁是少数。大家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来自农村，平均年龄超过55岁，“年轻时在各地打工辛苦养大孩子”。到深圳是为了赚钱，为了得到这份保洁工作，需要隐瞒自己的身体疾病（大多是慢性病，比如胃病、糖尿病）。像春香一样每天只工作8个小时的保洁员占少数，大多数保洁员是连上两班——16个小时，这也意味着他们没什么休息时间。尽管如此，他们的收入只刚好符合深圳市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保洁员每日超时劳动换来的所得被用来供养他们身在老家的子女、孙辈或父母。帮母亲打扫卫生愈久，张小满听到的故事愈多，最让她揪心的，是保洁员老家某个亲人生病的消息，讲述这些苦难的人语气却是平常。

2022年，张小满以母亲春香的真名写下了她在深圳做保洁的经历，发在豆瓣上，颇受关注。这些文字后来被上海世纪出版光启书局的编辑苏本发现，两人决定做一本书，不仅是写母亲的生命史与打工史，也希望推己及人，关照到保洁群体，切入深圳这座城市。她们将这本书取名《我的母亲做保洁》。

春香是《我的母亲做保洁》的第一个读者，张小满每写完一篇初稿都会把字体放大，打印好，拿给母亲读。春香四十多年没拿起过书，几乎算个文盲。“因为要看我写的故事，妈妈开始阅读，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跳过去，然后盲猜整句话的意思。如果她能读通，又能读完，她就告诉我，还不错。”她在词句上琢磨，写得更通俗，力求母亲能读懂。但春香提的建议更多是有关保洁员的，她担心书中一些细节的描摹影响保洁员的工作，再三嘱咐女儿。

写书的七八个月里，母亲就像“项目经理”，为她带来新鲜的田野观察，催促她写稿。两人工作之余几乎专注在这一件事上，“没有精力争吵”。书写完，张小满觉得母女两人关系更紧密了。而春香说，“女儿还没大学毕业的时候跟我说，想把我们老家写成一本书。没想到，她先把我写成了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