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隆迪得肺炎
作者: 陈又礼“Chen,不幸的是,你得肺炎了。”
2021年12月31日,早晨9点半,从坦桑尼亚最西部基戈马市过境前往布隆迪时,一个瘦干干、穿白大褂、戴着医用口罩的非洲小伙面无表情地告诉我。
因为休假,我们机构一行五人来到了基戈马,想着布隆迪近得很,干脆跨境过去走一圈。到边境时,我们一小巴三四十个乘客陆续被叫进由移民局搭起的移动板房里,接受“rapid test(快速检测)”。
所谓快速检测,是用长15厘米左右的纤细试纸飞快地捅进鼻腔里,再迅速抽出,10分钟左右,试剂盒会显示一道(阴性)或两道(阳性)红线。
“你不要开玩笑了,我每天吃喝都跟我们其他那四个人在一起,他们都没事,怎么会只有我一个人得?”我问白大褂。
白大褂从一堆试剂盒里抬起眼来看我,“到这栋房子后头的隔离等候区去等指示,已经有两个人在那里了。”
我只好迈开腿,去了“隔离区”。
“自由活动”
所谓隔离区,之前是室外盥洗区,现在却被随意支起的一根根短木棍和由木棍拉起的尼龙绳子围起来,显得潦草又散漫。尼龙绳子上每隔十几二十厘米,就扎了一段从塑料袋上撕出来的、长十几二十厘米不等的黑塑料条,大概是为了让此地看上去显得更加“行人勿近”。
一个中年男人插着手站在“隔离区”的外侧,边打电话边来回踱步。一个带着三四岁小男孩和几个月大女婴的妇人坐在其中一张板凳上,正在给婴儿喂奶。他们扫了我一眼,几乎没有显出任何惊讶。
我跟他们打过招呼,找了张板凳坐下,看着周围的青山薄雾,脑袋里也是雾茫茫一片。我的四个朋友也会因此被送去隔离吗?还是整个巴士上的人呢?毕竟三十几人里被查出三个,也算是非常大的概率了。如果隔离的话,会在坦桑尼亚还是布隆迪呢?
毫无头绪。
满脑子的投影里只剩下一张幻灯片:我怎么就得了?
这显而易见是个愚蠢至极且无用无解的问题。怎么得的,几时得的,哪里得的,在没有人防疫、也没有防疫的可能性的东非,有可能是在搭巴士的时候、去菜场买菜的时候、和渔夫们出海的时候、坐在本地餐厅里吃尼罗河鲈鱼的时候、在教会和几百个来自各村的信徒一同闭着眼睛祷告的时候……一切皆有可能。
这时,另一个白大褂从简易板房里走出来,没有戴口罩。他叉着腰,不耐烦地质问我们:你们三个商量好了没有?要怎么办?
那个打电话的男人终于掐断了电话,半生气但又软绵绵地对白大褂说:“30万去布琼布拉(布隆迪首都),这也太贵了吧,就不能减点么?……”
“30万让你们三个人拼车,这是天上掉馅饼让你们捡到了,我们一般都是硬性规定必须一人一车的!你们自己跟司机讨价还价去吧,我们就只管做检测和出结果。”说完,白大褂伸手一指我们身后一个静悄悄站着的、矮个子塌鼻梁的男人,随后一转身,回到了板房里。
司机先生嘴里咬了根牙签,用一根哈尔滨红肠似的短粗食指转着车钥匙,半眯缝着眼睛问我们:“走不走?送你们去布琼布拉的医院拿药,不想跟我去的话,就等救护车吧。”
“跟你去到布琼布拉、拿完药之后我们就能自由活动了吗?还有,一人10万也真的太多了,减点吧你就!”年轻妈妈道。
“25万布隆迪法郎,不能再少了!钱一付清,在自由快乐又和平的布琼布拉,你们立刻自由活动,谁也不拦谁。这么一点钱(25万布隆迪法郎约合人民币470元)就能买一个不用隔离的布隆迪之行,你们还不知足?”司机皮笑肉不笑地对我们说。
这下轮到年轻妈妈看向我们,她一边给那个大一点的男孩换纸尿裤,一边问我们:“怎么样?反正这些人搞这么一出也是为了赚钱,一人8万,自由活动,走不走?”
男人不开腔,也看向了我。
唯一的布隆迪
“不好意思,可能你们谈话前半部分开始时我没在场,所以还没明白过来目前的状况……但总结起来,假设我们三个真的都得了肺炎,可是现在不用接受官方治疗和隔离,只需要25万,拼车到布琼布拉的公立医院拿药,之后每个人还该干嘛就干嘛,是这个意思么?”我问。
“你说的没错。”男人说。
“Visa呢?”
“把钱给那个穿白大褂的, 他帮你弄。”司机说。
白大褂刚好也这个时候冒出来了,他问我们:“嗯哼?”
“把Visa的钱给他。”年轻妈妈对我说。
于是一人40美金,我们两人把护照和钱递给他。男人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白大褂这次没有进板房,而是去了移民局,不到五分钟就拿着我们的护照出来了,还真的都盖了布隆迪的入境许可。而远远看去,我的那四个同伴,还都在一脸无奈地排长龙。
白大褂把我们的护照递给司机,说:他载你们去指定的医院,好好吃药,三天之后就没事了。说完环顾四周,问:还有一个呢?
“他从那边搭小巴回坦桑尼亚了,说25万太贵,不去布琼布拉了。”司机说。
“随他的便,回坦桑尼亚一样要检测,一会儿要还是这个结果,他还得跟救护车回坦桑尼亚隔离,有他受的。全世界这么好说话的国家,除了我们布隆迪以外,是不可能有第二个的。”白大褂说。
“真倒霉,现在我们两个一人得付12万5000了。你帮我抱一下小的,我给这个大的换条裤子……”年轻妈妈边说边把小孩塞给了我。
“Chen,我也算给你帮了大忙,你再怎么说也得请我喝瓶水吧?”白大褂突然话锋一转。
“你怎么就算帮我大忙了医生?”
“别硬气,问题多了,给他5000(相当于10块人民币),我们赶紧走。”年轻妈妈压低声音对我说。
说实在话,我真不是硬气,也不是故意问东问西,而是真的一头雾水……不过为了减少麻烦,我还是把钱给了他。毕竟在非洲生活了六年,我对“给点钱赶紧走”的用处和方便还是比较了解的。

穿白大褂的年轻小伙接过“喝水钱”,笑得开心极了。他说:“这就对了嘛,大家都不容易。这不,找了你们3个出来,我们还得再找7个,才能完成今天的指标下班回家呢。”
说完,他便又转身进了板房。于是,我们也上了乔装打扮的“救护车”(其实是一辆典型的出租车),“赶紧走了”。
出关第一道栅栏的时候,治安队向我们“要钱喝水”,我给了两千。之后往前才开了20米的样子,第二道栅栏,一堆类似交警的人又把我们拦了下来,东瞄西瞅了一圈,最后也是“要钱喝水”。
我的零钱用完了,司机转向年轻妈妈,说:她已经给了两次了,你也给一点吧,不然可很难走出这道关啊。
年轻妈妈一边骂“一群窝囊废,真的是服了”……一边腾出一只手从包里翻出两千来,甩给司机。
司机再次启动引擎,我们终于开出了边境,和着年轻妈妈的抱怨声,正式进入布隆迪的领土。
“哎呀我说没有拉你去自费隔离,花你个一两千美金,你啊就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除了我们布隆迪,你在世界上哪个国家能被查出肺炎还能只给鸡屎那么点钱就能立刻直接甩手走人的?就闭嘴吧!”司机没好气地说。
年轻妈妈见司机好像真有点毛了,竟然真的闭了嘴。
车里突然彻底安静了,两个孩子估计折腾了大半天早就累坏了,眼睛一闭,沉沉地睡过去。
非洲的心脏
车已经进了山,窗外是看不见尽头的山脉,重峦叠嶂、雾气缭绕,漫山遍野长满了香蕉树和棕榈树,其间散落着一块块不规整的梯田,种着玉米、豆子、红茶和山药。偶尔能看见三三两两头顶着成筐煤炭或其他货物、正徒步去赶集的妇女,以及成群结队衣衫褴褛、在路边蹲着玩泥巴的孩子。
2005年,布隆迪内战基本结束,这场漫长的战事耗时近15年,起因复杂,可追溯到上世纪的两次种族大屠杀(第一次发生于1972年,由图西族对胡图族展开屠杀;第二次发生于1993年,由胡图族对图西族展开屠杀,战乱延至卢旺达,1994年4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据官方统计,布隆迪两次大屠杀死亡人数共计约48万),以及四五十年代的比利时殖民时期,甚至是自19世纪末起的德国殖民时期。之后,布隆迪接受了很多国外援助,城市重建听说还是做得挺不错,首都布琼布拉因为被群山环绕,风景秀丽、气候怡人、绿化到位,被称为“非洲的心脏”。
不过在2021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中,在“粮食缺乏、饥荒风险”这项调查中,布隆迪位于全球倒数第四。
一路上,我们被拦下了不下十次,司机每次都火急火燎地摇下半扇车窗对他们说:肺炎病人,要赶紧送去布琼布拉。外头的人无论是什么身份,只要一听这话,瞄一眼后座的我们,立刻挥手放行。
车沿着盘山土路左折右拐了四个小时,我们才到了布琼布拉。
因为是要过新年,大街小巷到处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看上去实在是过节的样子。司机把我们拉到了官方指定的卫生疾控中心,点清25万之后把护照还给了我们,最后摇下车窗说了句“新年快乐”,随即一踩油门,走了。


疾控中心里头坐了十几二十个人,都在等着“拿药”。一个戴着工牌的中年男人告诉我们:免费的药被拿完了,但可以自己拿着方子去任意一间药房买。
方子上写着:阿奇霉素500mg两盒,羟化氯喹36颗装,锌补充片20mg, 醋氨酚500mg,维他命C1000mg。
其中羟化氯喹我问了至少十家药店都被告知缺货,只好花两万布隆迪法郎(约合人民币40块)买了其他四样。
之后又过了整整三个钟头,傍晚6点半,我才终于和我的同伴们成功会合,大家唏嘘又欢喜地感叹了一番有惊无险,洗澡、更衣打扮,出门找餐厅吃了一顿人均20美金(放到2018年,几乎是一个布隆迪人一个月的收入)、却一点也不美味的“团圆饭”。
隔天我们在临街的一家本地小餐馆吃了烤山羊肉和乌咖力(Ugali,东非最常见的主食之一,由玉米粉加水煮开,不断搅动至其形成固体面状,再用手抓着吃),人均花了不到半美金。乌咖力像小皮球一样很大很结实一坨,配少少几片肉,肉烤得很咸很香,一片能配着吃下去很多的淀粉,我们五个人几乎撑破了肚皮,也还是没有解决掉一半的分量。
载我们游城的出租车司机费希里却吃得兴致勃勃,满嘴满手的羊油,他一边吧唧着嘴,一边说:“布隆迪没啥好的,可要论吃肉,真的是没话说啊!”
“这话怎么讲呢?”我问他。
“这还用问?这里穷山恶水的,既没港口又没铁路,人还多得挤死人……村子里农民辛辛苦苦种粮食,却因为没办法合理储存,只好全让虫子啃了;城里表面看着像那么回事儿,可除了开出租车和开小饭店,没几个人能找到像样的工作;破烂的小学里没有教室和课桌,漂亮的大学里却没有老师,有哪个国家像我们布隆迪呢?……算了算了不说了,吃肉吃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