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有兵和他镜头里的打工人

这是一双年轻美丽的眼睛，伴随飘忽涣散的目光，黑白分明中显出沉默。占有兵举着相机，正对着眼前正在劳作的东莞女工郑婷。

郑婷手拿一个皮包，正在缝纫机前操作。她不关心上一道和下一道工序，尽管对自己负责的环节熟练异常，就像运动员有肌肉记忆一样，但依然不会做一只完整的皮包。

占有兵镜头的焦点之外，郑婷的身后，是许多密集、模糊、年轻的面孔，正在流水线上忙碌。从2006年开始，占有兵用相机记录东莞的打工生活，已拍摄八十多万张图片。

大多数时候，他没有明确的拍摄主题与对象，只是遵循某种惯性，按下快门，日均成片几百张。他用十余年的时间，记录下打工人的点滴。这些照片重重叠叠连在一起，就像一串串小孔，让人们看到了一张张时代面孔，成为窥见工厂图景的时代文献。

采访是在快门声中进行的。本刊记者跟随占有兵一起，一如他往常的扫街，走过东莞长安镇的大街小巷，也走过他经历的一个时代。

玩具厂

路口的店铺和推车的摊贩，在同一时间醒来。湖北人熬的八宝粥，福建人做的炒米线，湖南人蒸的小笼包，四川人煎的米粑粑，早上8点前几乎卖光。顾客是穿着黄色制服的工人，时钟一响，他们便尽数消失在街对面的长安美泰玩具二厂。

玩具厂坐落在东莞市长安镇，紧挨深圳。这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玩具制造商之一，旗下的“芭比”娃娃曾创下每秒钟销售两个的纪录，已有超过10亿个芭比娃娃卖向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辉煌的数字不能触动流水线上的黄衣大军，招聘广告上明码标价，他们的基本工资是1950元。

当时薪14元的招工中介在工厂前数人头时，一架相机已经在街角拍摄将近1小时。这个十字路口是占有兵选择的主角，他计划拍纪录片，呈现这里发生的变与不变。更多具体的细节，在他的脑海中还是茫然，但行动早早走在前面，“先拍了再说。”

机器立在街角，占有兵并不担心有人拿。他对这里太熟悉了，一一指给我看：炒米线的和卖八宝粥的是夫妻俩，前几年过来的，生意越做越好，索性分成两个摊位;城管会在固定时间从一个拐角进来，小贩们赶在那之前收摊;捡塑料瓶的老师傅每次都会经过便利店，门前总徘徊着几个中学生……

占有兵身形较高，穿着大红色羽绒服外套，步伐很快，脸上总是笑眯眯的，常发出“呵呵呵”的笑声，那是拍摄被人发现后缓解气氛的好方法。

他街拍用的相机是尼康D850，定焦镜头让他更方便捕捉画面。他早已练就“盲拍”的本事，能精确计算出自己到拍摄对象的距离如何在画面中成像，“只要按下去，就没有拍不到的。”

镜头里也藏着占有兵自己的故事。他1973年出生在湖北襄樊（今襄阳）的一个村庄，高考失利后去四川当兵，1995年退伍，到广东打工。那一年，他22岁。

打工之余，他开始学拍照——为了帮着工厂拍宣传照，慢慢地，越拍越多。

拍摄是从“假装”对工业区有兴趣开始的。占有兵回忆，教他拍照的唐师傅总说，“照片中要有戏，有戏的照片才有看头。”为了有戏，他尝试从生活半径3公里以内找出路，这里遍布工业区和出租屋，能做的只有按下快门，“胡乱地拍”。

他拍同事们匆匆忙忙上班、下班，拍招工、拍体检、拍离职，看着自己和他们一起，“在流水线上手脚不停地劳作，每天加班超过3小时，青春随产品出口而逝。”

拍得多了，逐渐有了头绪：拍打工生活的方方面面，属于“社会纪实摄影”。按占有兵的理解，就是记录一部分人的生活，呈现给另一部分未曾有过类似经历的人看。

玩具厂前的十字路口，有着劳动密集型产业里的特征，带有鲜明的“打工时代”特色，总让占有兵想到自己初入广东时的样子。最开始，他靠100个俯卧撑在这里站稳脚。

1995年，从湖北到广东，还没有长途汽车。占有兵花了3天时间，转了6次车，才到东莞塘厦。那是还会查暂住证的年代，在找到正式工作之前，车票是“护身符”。根据当时规定，治安队查暂住证，就出示车票，按车票上的日期三天以内不会被抓。

这也意味着找工作的期限是3天。到塘厦当晚，占有兵把简单的行李放到同乡宿舍，在建筑工地过夜，枕头是两块红砖。他睡得很香，这是连续几天乘车后第一次躺着睡觉。

天一亮，占有兵就碰到在马路边摆摊招工的人。10元试卷费、10元工本费、50元生活费，3笔钱交出去，他警惕起来，跟同乡一打听才知道是骗局，“正经的招工广告得去工厂门口的橱窗看。”他摸了摸兜里仅剩的一百多元钱，在新的城市社会里学到了第一课。

第3天，他看到酒店招保安员。近一百名求职者等在酒店后院的停车场，保安队长指挥他们做俯卧撑。占有兵当过兵，每天坚持锻炼，连做100个俯卧撑，获得了工作。

他回忆初见广东成排工厂的印象，厂房高高的墙上有铁丝网，两扇大铁门关着，门上有红色的警示牌“上班时间 谢绝访探”。

多年之后，他把类似的警示牌拍了下来，在一旁用铅笔写了几句话，“告示一贴 立即生效 挡住探访 屏蔽亲人和友邻 打工者 成为 鼓胀的气囊 总有一天 炸掉 化为轰天巨响”。

“金三角”

260米高的写字楼矗立在长安镇，这是长安第一高度——万科中心。附近成熟的商业配套设施渐次分布，长长的街道上开了好几家年轻人喜爱的奶茶连锁店。

占有兵像初次经过一样，不停按快门。事实上，他二十多年前已经熟悉这条路。这里以前被称作“金三角”，是财富涌动的宝地。上世纪80年代，厂房吞没了田地;进入新世纪，写字楼又吞没了厂房。

在占有兵的印象中，“金三角”20年前是成片的工厂，租金最便宜的8元一平米，贵的也不过15元，厂房大多是按栋出租，分布着很多的来料加工厂。他已经不清楚这里现在的租金，四周不再是他熟悉的厂区。新的楼盘不断开发，附近住宅区的高层卖到了四万八一平，低一点的也能卖到四万三，还有数万元的“茶水费”作为进入门槛。

改革开放后，数不清的货柜车驶入S358省道，大量港商到长安镇办厂。“三来一补”、“村村点火”等曾经的时髦话如今已经变成历史词汇，“东莞塞车 全球缺货”成为这个地方的新注脚。

OPPO与vivo两大手机品牌的巨型广告牌分立街头，小天才、加多宝、真功夫等家喻户晓的品牌也在这片土地萌芽。2019年长安镇的GDP为760.3亿元，位居东莞镇街之首。在全国千强镇中排名第七。

占有兵像这里的很多打工者一样，在时代洪流之下，经历着不断新鲜的一切。

他记得自己第一次乘电梯，要去6楼，在电梯里小声说了句“上楼”，电梯没反应。前台看到他的窘境，教他学会了使用电梯。那是1996年，占有兵23岁，到广东打工的第4个月。

他记得自己第一次去发廊。白色的泡沫不断在头上堆积，甜腻的香味在鼻尖穿过，耳畔是劲爆的音乐。他闭着眼睛，想到从前在村子里剪头发，由挑着担子走村串户的剃头匠完成;后来当兵，每个月请别人理发。在进入发廊前，占有兵一直用香皂洗头，小时候还用过洗衣粉。

他记得自己第一次喝咖啡，猛灌半杯，在舌头上打个回转，又悉数吐到垃圾桶……

1997年，由于集团整改，占有兵失业。他每天带着证件，骑着自行车，在一个又一个工业区穿行，检索工厂门口挂着的招工信息。“像浮萍一样漂泊”的日子，让占有兵感到危机。

此后漫长的打工生涯中，即便他做到了保安部主管，管理几百人，还是觉得没安全感。他渴望寻找属于自己的核心“本领”。

占有兵曾经想做人事主管，这需要会电脑，他买不起，就买了本五笔输入的教材，在上夜班时，偷偷去公司电脑上练打字。后来被发现，负责人每天下班后把鼠标锁在抽屉里，他就再也没有机会学电脑。他打听到，两百多元可以买一部“文曲星”电子词典。他买了一部，学会了五笔打字。

学习是他获取安全感的方式。他去学跳舞，学打篮球，做篮球裁判，技多不压身的朴素观念改变了他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方式不唯一，应该是有差异化的，我在这个社会上要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他想。

根据多年的保安管理生涯，占有兵写了本数万字的《工厂中的保安实务管理手册》，不少工厂一直在用。后来，他又通过自学考研，去念MBA课程。2009年，他开始专心摄影，并把这当作自己最重要的生存方式。

新工厂

工业区依然是占有兵最熟悉的现场，也是我观察他全程拍摄最久的地方，从进入厂区到离开，三个多小时里，他的相机不离手。

我们去的是宇瞳光学，一家制造光学镜头的上市公司，位于长安镇的一个工业区内。占有兵说，这个厂区里原先是一家制作手包的公司。

工厂门口的保安是湖南人，占有兵来过几次，认识，过去跟他打招呼。保安16岁到东莞，如今已经十几年。他一度打拼到生产线主管，可惜，公司裁员重建，只有30岁以下的员工能留下。他的妻子已在此地工作，小孩子也即将上学。他只得做回保安，相比之前，工资减半。占有兵一边和保安聊着，一边给他拍下特写。

接待占有兵的是这家公司人力部门的一名男青年。他介绍，车间中既有技术型人才，也有普通工人。后者领计时工资，一个月四五千元，管吃管住。普通工人平均年龄27岁，多为女性。

占有兵穿上防尘衣，走过风淋间。在他眼前，一名男工人正在把胶圈放到模具上。这个简单的动作，工人每小时要重复1000次，每天工作11个小时。工人今年33岁，来自贵州毕节，在这里工作了一年。他左手文只蝎子，右手手背有粉色的伤疤，两只手都黑黑的，裂开一道道口子。占有兵用镜头把这一切悉数收下。

占有兵捕捉工人们的每一个动作，有时候更换镜头，拍一些特写，常常引来被拍摄者的不自在。他不动声色，索性找个合适的位置，用镜头对着工人，一直拍。

“我用的方法很笨，就在那里一直站着，直到他对我不感兴趣了，不看我了，就能拍到自然的状态。”占有兵说，东莞女工郑婷的照片就是这样拍出来的。

大多数的拍摄都是临时的、随机的，这也导致占有兵和被拍摄对象没有持续的联系。“代表作”主角郑婷，他也只有对方的QQ号，从没联系过。

他拍摄的众多打工人中，唯一想再去联系、回访的，是多年前来到长安打工的一批新疆人。占有兵保留着当时一个带队人的电话，但还没联系上。做回访需要很大的成本，不管是金钱还是时间，工人们要工作，也无法停下来与他长时间交流，让他跟访。

等到工人们下班，他拍排队、打饭、吃饭，没有主题。“正在发生着的一切都是主题，”占有兵觉得，他得抓住每一次机会，漂泊的生活环境让他见识过太多转瞬即逝，“每次拍摄都当成最后一次。”

盲目大量拍摄有没有意义？占有兵觉得“当下”无法衡量这一切。他举例，从前长安镇的招工广告，曾经写过不招河南人;如今，一些招工广告变成了严禁非法使用外国人。

“以前排外，是排外地、外省。现在经济发展起来了，又吸引了国外的人来这里。”他认为招工广告是很好的时代文献，有些后悔当年没有系统拍摄。

过去的二十年，占有兵用镜头收集身边打工者、小人物的印记，如今，这些反而成为翻阅过去的时代文献。

占有兵回忆，曾经有个贵州籍新工人被抓到保安队，自己前去保释。工人是在马路上被治安队拦下的，因为没带暂住证，被赶上车，运到治安队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