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生何寄？福寿园与它背后的30年变迁

大多数人平时很少会谈论“死亡”。在为先人祭扫时，当看到墓园的花坛里、大树下、壁龛里也都安放着骨灰时，有人或许会猛然感到，自己触碰到了一个无比坚硬的东西。

这种坚硬来自强大的历史惯性与当代社会发展的撞击。每个人都身处其中。每个人最后的落脚点也都随之移动。在历史的惯性里，中国人重视“入土为安”；而城镇化四十多年里，土地越来越稀缺，传统的丧葬观正在悄然改变。两根轨道的交叉之处，我们何去何从？

墓园的变迁，与群体心理的变化同频，是社会变化的投射。墓被用来安放逝者，也是一个重要标志，标示生者正以怎样的姿态“活着”。只是在很长时间里，死亡是禁忌，是要被排除到日常生活之外的异常事件。以至于在近几年的公共讨论中，人们对“养老”和“临终关怀”思考渐多，“殡葬”却始终未被充分关注。

当社会走到这个阶段，个体化、老龄化、少子化的潮流先后袭来，墓园产生了怎样的变化？未来的人往生何寄？为了探究这些问题，我们找到港股上市的知名殡葬企业福寿园，在它所经历的30年变革中，捕捉其中端倪。

福寿园最早成立于上海，2013年在港交所上市。目前，福寿园在全国16个省市的40多座城市开设墓园服务及殡仪服务，管理墓园30余座。今年清明祭扫高峰期，其旗下各地墓园总计接待超过65万人次。

塑造一个日常生活之外的世界

现在回看，苏州墓园经营者们实际上是创造了一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如此之多的上海人自愿选择安葬在异乡，一个从未定居，又不是老家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初，苏州经营性公墓被逐渐推广到上海，至90年代初期，已有约30万上海人的墓安在了苏州。

“旅长”，谈及1991年把苏州的墓地推销给她的那位销售员，上海企业主陈婷这样称呼。之所以被大家称为“旅长”，是因为这位销售自称手里管着1 000多个墓穴，且办事干练，极善交际。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许多个如“旅长”这样的人物，在上海四处寻找关系，将村里开发的墓地卖到了成千上万家庭。陈婷当年工作的单位，有5个人向“旅长”购买了墓地。陈婷他们家，一买就是10多个，其中包括家族祖辈的墓穴和父辈的“寿穴”。

在一段特殊时期，上海的公墓服务是中断的，几座建于1949年前的公墓被废除。改革开放以后，当社会行驶到新的轨道，根植于传统与人性的需求快速释放。上海人开始到江浙两省购买墓地。而在这些购置地中，有“天堂”之称的苏州是最有吸引力的。

上海人购买在苏州的墓地，主要集中在吴中区的穹窿山与旺山，胥口镇也有一部分。穹窿山与旺山紧邻太湖，山上墓穴背山面水。清明时节，登高眺远，祭扫者便能见到青山簇拥下的太湖水面。

在当年的亲历者看来，传统观念中所谓的“风水”和价格是苏州公墓畅销的原因。“从传统眼光看，买墓地，依山傍水的山地是首选”“当时，这里的墓地价格在几十元到3 000元不等，3 000元的墓地已经是品质很好的了，价格低于当时上海的经营性公墓”，苏州一位公墓管理者分析。

激进的销售攻势也是苏州公墓能够迅速打开市场的原因。苏州山上的墓园当年大都由村里管辖，销售们身段灵活，积极性十足。“当年整个行业里，苏州墓地的代理占了‘半壁江山’。”一位30年前进入殡葬行业的从业者回忆道。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的经营性公墓已经开始频繁获批，到如今，已有45座。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依然有不少上海人被导向苏州。“其中原因，首先因为上一代人买在那里，下一代人就会考虑买在同一个地方；另一方面，当时信息闭塞，大家都没有手机，殡葬行业也不能做外墙广告、电视广告，只能在报纸中缝登小广告，知道信息的人还是少。”福寿园国际集团副总裁赵小虎回忆。

当年建成的这些苏州公墓里，高大的花岗岩墓碑成排成列自山顶排布，相互之间紧挨着，有着强烈的秩序感和人工性。墓园中满是柏树，遮天蔽日。种植松柏的做法得自中国传统：孔子喜爱松柏，将之喻为君子，在唯一保存至今的氏族墓孔林，始终是古柏森森。很大程度上，这投射出当时人对身后世界的想象——日常生活之外的另一个世界，深邃幽暗，庄严肃穆。

蔓延于苏州市郊山地上的公墓就像是一个大发展时代投下的侧影。在“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大都市，每个人都像是坐上了赛车去追求物质的丰足，出发时都不知道自己会跑多快。一切都是新生的，没有人愿意留在原地。似乎所有人给这座城市的定位就是“发展”“生产”“日新月异”。而“死亡”这个话题，则被有意无意地抛在脑后。

另一方面，许多上海居民的农村老家，同样面临大拆大建。人们回到老家把坟迁出，但下一站，先辈的墓又要去往哪里？

就在这个短暂的空白期，包括苏州这些公墓在内的一批经营性公墓出现了。那里不会拆迁，非常安静，是高速发展社会背后难得的栖息地。

在当时，它们提供给人最大的价值，就在一个“入土为安”的“安”字。

将“死亡”拉回日常世界

福寿园国际集团总裁王计生当年提出的改造方案，改变了中国人对墓园的视觉印象。视觉改变背后的观念变革在于：“死亡”被拉回到日常生活的世界，也就是王计生提出的“阴事阳做”。

清明前的上海福寿园，杂树生花，桃红柳绿。西区的草坪上，坐着3个身穿汉服的女孩，两位摄影师正在为她们拍摄。不远处，孔雀、小羊和鸽子在散步。园区工作人员在为即将到来的祭扫接待做准备：漆匠在为桥上的栏杆描金，花匠在修剪枝条。他们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烈士和英雄人物的雕像戴上了红领巾，为女艺术家的雕像系上了丝巾。

福寿园内几乎没有松柏，香樟树也不多，其间大量种植的是低矮的灌木，以及郁金香、蝴蝶兰等色彩饱和度高的花。这样的种植方案，最大程度上保证了采光，让这座墓园显得明澈、透亮。

虽然在商业道路被证明走通后，福寿园迎来很多取经者，但在改造开始之初，对王计生的方案，很多同行不理解，甚至认为有些“颠覆”。

在当时，“墓园应该庄严肃穆”这一观点，印刻在绝大多数人的脑子里。1996年接掌福寿园后，王计生曾专程邀请一位留法知名规划设计师做整体设计，但最后没有采纳其方案。原因也在于观念分歧。这位规划设计师同样把墓园设计成一个肃穆的世界。但王计生想要的是有别于传统的新形态，他的原则是：“第一，要墓园变公园；第二个是，阴事阳做。”

“如果说生活是美好的，死亡同样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墓园为什么一定要阴森森的？完全可以阳光一点，当然‘阳’要有度，不是搞成迪士尼，不是要娱乐化，种花种草是‘阳’，服务温馨周到些，也是‘阳’。”王计生说。

事实上，这样的思路也不是王计生凭空创造的，而是借鉴自国外。在改造之前，他先花了3个月跑遍了全国的大型公墓，又带着团队到欧洲、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的著名公墓考察。“欧洲的雕塑漂亮，美国有大草坪，日本服务很好。”王计生回忆。

雕塑、草坪和服务，这些后来统统被他搬到了上海福寿园。园中还增添了江南园林的元素：小桥流水、亭台楼阁。至今，位于青浦的上海福寿园800亩土地中，依然保持景观面积占40%的状态。

景观构成了底板。但福寿园还缺少底蕴和名气。王计生采取的另一个策略是，请社会贤达落葬，用他的话说，就是“积攒人文邮票”。

刚开始，这么做困难重重。很多家属觉得这是墓园在用他们做广告。福寿园用服务打动了不少人，比如制作雕塑，有些雕塑和落葬安排都是免费的。通过精心策划和周到服务，福寿园迎入1000多位杰出人物落葬于此，包括阮玲玉、陈歌辛、谢晋、叶永烈、施蛰存、沈尹默等等。

知名人物的雕塑与墓志铭如今都在福寿园的大草坪上矗立着，其中许多都独具个性。与公共领域中的雕塑不一样，墓园中的这些雕塑往往是家属与雕塑师商量出的结果，因而更能凸显真性情。

关注文化名人，搜集物件，几乎已经成为王计生维持至今、下意识的习惯。福寿园有一座人文纪念馆，由南怀瑾写馆名。其中汇集了安葬于此的名人书信、手稿，以及他们生前用过的物件，比如书桌、钢琴等等。至今，王计生偶尔来到那里，依然会安静地观看。他能分辨哪一封信的保存状态不如以前了，随即会叮嘱纪念馆的工作人员重新处理。

无论是对景观的讲究，还是对雕塑与墓志铭的引入，福寿园都在改变人们对“彼岸世界”的想象：它不再是幽暗的另一个世界，而是明亮、优美，有生生不息活力的现实世界的一部分。这种视觉设计也传达出这样的观念：“死亡”是一个可以被坦然面对的话题。

“节地葬”与可能松动的传统观念

企业主王明眼下正面临一番撕扯。

王明是河南安阳人，他的祖父母、父母都葬在安阳。王明这一辈迁徙到了上海。儿子也在上海工作，并有3个孙辈。在讨论王明“寿穴”应该安到何处时，争论出现了：按照老传统，王明应该选择“回到”安阳，“回到”父母身边。但对他的儿子来说，对老家的印象早已模糊，上海就是自己的故乡。可见的未来，他们也准备安葬在上海。所以，儿子一家要求王明选择上海的墓园，为的是未来儿孙祭扫方便。对回到父母身边，还是与子女、孙辈在一起，王明难以作出选择。

“入土为安”的观念，其实是包含着对“子孙永昌”的想象的。人们强调“入土为安”，一是相信，肉身能够依附在永远存在的土地中，以达到永生；二是对后代香火不灭，自身不断被想起的期许。从前人们要叶落归根，归葬老家，也是为了回到家族的怀抱，享受后代的供奉。

但在个体不断迁徙的社会里，很多以往牢固的人际关系被“砍断”。三代之内，家族成员可能分散在各个地方，一一祭扫变得难以实现。正如“80后”人类学家袁长庚所说的“在不断迁徙的社会，三代以后，就很少能回去为先人祭扫了，这样看来，海葬是相对具有柔韧性的选择”。

很可能，对“入土为安”这件事，流动社会中的下一代，不会像“安土重迁”的上一代那样执着。

“其实愿意接受新方式的人，比我们想象多得多的。”福寿园国际集团首席品牌官李经衡提到。虽然，树碑安葬至今依然是人们所能接受的主流，但选择节地葬、海葬的比例一直在缓慢升高。福寿园曾策划过一款产品“太空葬”，即将逝者的遗物放在卫星上，发射到太空。客服询问了12名受访者，其中有4位表示愿意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