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涨海声中万国商

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的一天，泉州后渚港的江口码头，马可·波罗和三名使者正护送阔阔真公主出港，前往西亚的伊尔汗国完婚。在这位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眼里，一艘艘尖首宽尾的福船和阿拉伯三角帆船，铺满了从晋江到泉州湾的水域，它们带来了“市井十洲人”，形成了一幅“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

事实上，元代的泉州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就像今天的上海或纽约。包括马可·波罗在内的“中世纪西方四大旅行家”，全部到过这里。四大旅行家之一的伊本·白图泰说，刺桐城（泉州）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元代民间航海家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一书中的统计数据，就像是这一论断的有力注脚——当时的泉州与亚洲、非洲等9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贸易往来，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一个在今天人们早已见惯不怪的词语——“全球化”。

因地理位置的优势，早在唐代，泉州的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就已经相当活跃。在那之后，北方持续的军事动荡使原本的陆上丝绸之路受阻，商贸互通的重心逐渐转向海洋。元祐二年（1087年），北宋政府在泉州设置“泉州市舶司”，泉州港成为法定的“放洋港”，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点之一。

元代的泉州港进入了极盛期。在海外贸易强烈需求的牵引下，背靠经济富庶、文化发达的国家，泉州的造船、冶铁、陶瓷等手工业，道路、桥梁、码头等公共设施迅速联动发展，使得泉州成为高度繁荣的东亚海洋商贸中心，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最大贸易港之一。

从泉州海港经江口平原到山区腹地，分布着22处具代表性的古迹遗址，见证了东亚帝国农业文明与世界海洋商业文明的交融互通，这就是2020年中国的申遗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海洋商贸中心”。它们包括市舶司、九日山祈风石刻等行政管理机构与设施，洛阳桥、江口码头等水陆交通网络，泉州文庙及学宫、老君岩造像、伊斯兰教圣墓等多元社群宗教建筑，以及德化窑址、安溪青洋下草埔冶铁遗址等陶瓷和冶铁基地。这些承载了宋元时期泉州核心价值的系列遗产，完整体现了当时高度整合的“产—运—销”一体化的海外贸易体系和多元化的社会文化图景，凸显出10—14世纪中国海洋文明的历史成就。

风下之海

“海者，闽人之田也。”泉州先民自古以来就与海洋结下不解之缘。他们在海上“耕海”劳作，驾驭海船搏击风浪，是一群地地道道的“讨海人”。

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说：“蕃舶如广厦，深涉南海，径数百里，千百人之命，直系于一舵。”古代海上行船蔚为壮观，又充满危险，讨海人的性命全系于脚下帆船和海上信风。

与农民年年向往“雨顺”不同，讨海人更依赖于“风调”。在泉州，古老的二十四节气被加注了潮汛与季风的痕迹。

自泉州至阇婆国，“以冬月发船，盖藉北风之便，顺风昼夜行月余可到”。这是南宋赵汝适所编著的、中国最早的海外贸易志《诸蕃志》中的记载。它以泉州港为基准，用距离、日程和方位标记出一条条航线，织出一张巨大的海洋贸易网，在年复一年的信风吹送之下，各色船只频繁往来。

于是，泉州人逐渐发现，他们对风有着超强的敏感度，并开始期待每年季风到来的日子，而“祭海”“祈风”也成为泉州独特的人文色彩。

“祈风”之城

风帆时代的远洋航行，全靠信风驱动木质帆船，天气和气候是确保船舶顺利航行的重要因素，也是最大的变数。

在没有气象预报的时代，人们把对信风按时到来的期盼寄托于神灵。《宋史》中记载：“州县祭社稷，奠文宣王，祀风雨，并如小祀。”祭祀风神，是宋代通行的官方祭礼制度，但由于是小型祭礼活动，并不被特别重视。可对于泉州而言，“祈风”仪式却有着别样且重要的意义。

每当商船扬帆起航前，泉州府、市舶司的官员乃至宗室皇族便会齐聚九日山南麓的延福寺，举行庄重盛大的仪式，向“通远王”祈求赐风，让船舶顺风顺水，畅行海上。仪式结束后，人们就把祈风之事刻在山岩上，这就是“九日山祈风石刻”。

百来米高的九日山，山势层叠错落，景色优美别致，山脚下晋江碧水蜿蜒而过，建于西晋的延福寺静静矗立。山中现存北宋至清代摩崖石刻75块，其中祈风石刻10块，分布在东西两峰岩壁之间，是我国唯一关于祈风的石刻，也是记录宋代泉州港海外交通的珍贵史料。

这些祈风石刻清晰地记录着当时人们祈风的时间、地点，以及参加者的姓名等信息。其中，最早的石刻记录为淳熙元年（1174年），最晚为咸淳二年（1266年），历经南宋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和度宗五位帝王，时间跨越近百年。当时，官方主持的祈风祭奠十分隆重。除了“车马之迹盈其庭，水陆之物充其俎，成物命不知其几百数焉”的盛况，还有一套符合礼制的完整仪轨。

正因有了这些祈风石刻的记录，才让数百年后的人们了解到当时祈风的情形。

从石刻记载可以了解到，执行祈风典礼仪式的主要人物是“执事者”或“缵祀官”，一般由泉州知州或市舶司提举主持，在九日山延福寺（也称昭惠庙）举行。参与人员还有泉州通判、晋江令、南安令等地方官，舶干、舶务等市舶司属官，以及军事将领和宗正府的皇族成员。

祈风典礼前一日，众人需要斋戒沐浴。次日举行祭祀仪式，具体又分为上香、奠弊、退诣、再诣、读祝、再拜、瘗弊。其中，“读祝”就是宣读《祈风祭文》，也是仪式中最重要的环节。

南宋后期理学家真德秀曾两度出知泉州，他在《祈风文》中说：“俾守土之臣，一岁而再祷焉……神其大彰厥灵，俾波涛晏清，舳舻安行，顺风扬帆，一日千里，毕至而无梗焉。是则吏与民之大愿也！谨顿首以请。”至于举办祈风仪式的目的，则是令信风按期到来，“使蕃舶之至”，所得财货“足公私之用”。

祈风仪式结束后，官员们多会登九日山游赏，并留下祈风石刻以记其事。石刻内容多为“某年某月某日，某某人‘祷回舶南风’”；“祈风于延福寺通远王祠下，修岁祀也”；“舶司岁两祈风于通远王庙，祀事既毕，登山泛溪，因为一日之欸”。也偶有祈雨的记载，如“时农望方切，并以雨祷”。

泉州的祈风仪式多选择在初夏或冬季举行。从祈风石刻记录的时间来看，冬季“遣舶”（即商船出港）的有七次，从农历十月到十二月，其中十一月有四次，因而要祈祷蕃舶或海船在东北季风的吹拂之下顺利扬帆出海；夏季“回舶”即海船回港的有四次，为农历四月到五月，此时祈祷蕃舶或海船借助西南季风到达泉州港。如此一年两度。

“北风航海南风回”，这是古人利用冬、夏季风转换进行航海活动总结的经验。从气候角度看，回舶时间选在春夏之交，既能利用开始盛行的西南夏季风，又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开闽南地区炎热的盛暑和狂暴的“台风季”。其间，一旦海风不顺，船舶就要延误归期，甚至直到次年才能返航。若是鲁莽行事或天候异常，便会付出惨重的代价，甚至舟毁人亡。

由此可见，古人对于祈风时段的选择也是颇费心思的。

他们所祈求的，是风调雨顺，也有来自远方的机遇。这是海上丝绸之路上最朴素的祝祷。在一年两次的祈祷声中，泉州开启了中国人的“大航海时代”。九日山的石刻，记录的是宋人海洋贸易与季风转换的历史运行周期。

而九日山祈风石刻的故事，并未结束。

此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曾两度到达九日山，他们对现存的祈风石刻赞叹不已，并就考察纪事留名刻石。该石碑中间镌刻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徽章，两边为中英文，写道：“在九日山最后一次祈风典礼之后七百余年，我们，来自非洲、美洲、亚洲和欧洲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考察队员，乘坐阿曼苏丹提供的‘和平号’考察船来到这里。作为朝圣者，我们既重温这古老的祈祷，也带来了各国人民和平的信息，这也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研究项目的最终目标。为此，特留下这块象征友谊与对话的石刻。”

由此，今日的九日山，又刻写下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珍贵史迹和深厚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