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客厅写作

缘  起

开始念博士了以后，有比较多的机会可以到老师家里去。那个时候，童老师已经搬到北师大的红楼去住，这些只有三层高的小楼隐藏在许多以核桃树为主的大树下，夏天，就有许多鸟鸣声蝉鸣声从这些树叶间传出来。

从进门到老师家的客厅要经过一个比较宽敞的过道，过道靠墙的地方支了一张方桌子，桌子上铺着好像是格子花纹的桌布——常常会看到师母就在那一张桌子上伏案写东西。

那个时候并不知道师母的职业是什么，其实直到现在，也并不确切地知道。有关她的信息，知道的一件事情是，在我们读硕士的时候，她到美国去看望在那里读书的儿子，回来以后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女教授在美国》。那时候好像市面上在流行着另外的一个女作家写的另外一本书，叫做《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相信师母的书名是受到了这一本书的启发。我读硕士的时候，老师还没有搬到红楼上住，我的导师也还并不是童老师，所以，不知道师母的长篇是不是在门厅写出来的。现在想知道的是，我看到她在客厅写作的时候，她在写什么呢？

不过这不重要。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师母在哪里写作这件事情。当我们进门，她常常会站起来，把我们迎进更靠里面的客厅，端上茶，端上放在盘子里的削好的水果，然后就又走了。我想，也许她又回到她的书桌那里去了。

记得有一次，我在说话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师母也许在外面写东西，所以放低了声音。童老师说：“没有关系，她不怕干扰。”接着老师又似乎是若有所思地说：“不知道她为什么喜欢在那里写东西。”

是啊，师母（她的名字叫做曾恬）她为什么喜欢在门厅那里写东西呢？

念过一点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勃朗特姐妹都是在客厅开始她们的写作的。她们假装是在给某个人写信，实际上是在写自己的小说。她们也许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

然而，有意思的是：写信和写小说有什么不同呢？写信为什么可以成为写小说的幌子呢？对于一个在客厅里写作的女性，写信为什么比写小说更让她感觉到安全呢？或者，换一句话说，写小说为什么就必须偷偷摸摸，而写信就可以光明正大呢？这个原因，各人大概有不同的理解。对于吴尔夫来说，这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作家，没有“一间自己的房子”，所以只能在客厅写作。这个理由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解释的是为什么三姐妹可以在客厅写信，但是不能在客厅写小说。

读书时代的集体宿舍的生活，可以模拟那种在客厅写作的经验。那时候我开始偷偷地写东西，但是认为自习室、图书馆的阅览室是最理想的场所，很少在宿舍里写。遇到那些图书馆不开馆，自习室又占不到座位，但是脑袋里突然有了不可遏制的想法令人不吐不快的时候，才会在宿舍里写东西。而每当这样的时候，总会有同宿舍的某位走过来，探头问：“写什么呢？”在这样的时候，就不愿意让她知道自己实际上是在写一篇打算投稿的散文，而是摆出一副看起来比较坦然的表情，告诉她：“写信。”也是因为此，所以，在那个时候写的文章，多数是没有标题的，而往往是以信的方式写一个抬头，说：“某某，你好！”

大概可以这样理解写信和写文章之间的区别：写信，是写给一个现实存在的人，描述的是一些可以经验的事，讨论的是一些可以理解的思想，表达的是一些可以言说的情绪，所采取的，则是一种愿意被人目睹的、显得可以合作的态度。所以，写信是可以被身边的人知道的事，但是写文章则不是这样的。文章写给谁？文章中所写的事情，是否真的是一种可经验的经验？所写到的思想，是否一种可以被理解的情感？写作的人，是花费了一些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情绪，但是这些情绪，却未必是一种可描述的情绪。总的来说，当一个人开始在家庭成员的众目睽睽之下，在同宿舍人的众目睽睽之下，在熟悉的人的众目睽睽之下开始写作的时候，这个写作的人，就变成了一个冷漠的人，因为她无视那些在她身边的与她关系密切的人的存在，却把自己的语言交给了一些不知道是谁的一些人，甚至她把自己的语言交给了乌有：她让周围的人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神秘的、拒绝让别人了解的人。也许，这样一来，她就把那些“很爱”她的人伤害了：所以，并不是写小说这件事情不能让身边的人知道，而是写小说所带来的“冷漠”和“伤害”是作者不愿意让人感觉到的。

由于读书时代太多在自习室和图书馆写作的经验，所以直到现在为止，还是喜欢这两个地方；也由于住集体宿舍的时候很害怕写作这件事情伤害了那些与自己有关的人，所以，特别希望自己有一间房子，在有了自己的房子之后，可以有一个书房，正像伍尔夫所说的那样。

在书房，这间自己的房子

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子》是写给女读者和女作者的鼓动信。凡是听了这一次讲话和看了这一篇文章的女性，立即觉察到了自己的身体、性别和思想的觉醒。

凡是沉睡的东西，只要还没有死，总会有醒来的一天。女性意识的觉醒，就是她沉睡多年的必然结果。

但是醒来就会有醒来的痛苦。醒来感觉到痛苦之后，还是要面对另一个层面的幸福感的召唤。痛苦中看到幸福的召唤但是又不能立即经验幸福的无奈，是清醒者所经验的更深刻的痛苦。

所以，问题变成了：女作家，有了自己的房间之后，怎样？

伍尔夫一定是有自己的书房的。这个书房应该是让她自由地不受干扰地写出了不少文字。她甚至有自己的相当有感召力的文化艺术沙龙。但是这间“自己的房子”也许并不能真的将她完全解放。因为假如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彻底的解放，她不应该再去寻求另外一个世界的解放。

2000年，美国人拍摄了一部名为《时时刻刻》（The Hours ）的电影，其中想象并模拟了伍尔夫自杀时的情景：她穿着宽大的睡袍，走向水流湍急的河，她弯腰拣起一些石块，将它们放在睡袍的大口袋里，为的是等一会儿可以确保自己能沉下去。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在电影里，我们看到，在她的日常生活中，每当她要出门，她的很爱她的丈夫就问：“你到哪里去？什么时候回来？”或者是，她刚点着一支烟要往书房走，她的丈夫对她说：“晚上某某某要来吃饭，希望你以家庭主妇的身份和我一起陪他们。”等等。她是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可是这间房子被非自己的更大的东西包围着。

去年去世的台湾电影导演杨德昌，曾经拍过一个电影，叫做《恐怖分子》，这里面写到一个丈夫和一个妻子。丈夫很爱他的妻子，而妻子是一个作家。或者说，她原本不是一个作家，她突然决定要当一个作家了。从此她就将自己的生活空间挪到了书房，并且生硬地宣布，不准丈夫进入她的书房。很显然，那个习惯了一个家常的太太的丈夫，对于突然出现的这个将自己封闭起来的女作家很不能适应，感觉到不能了解她的痛苦，甚至害怕，所谓《恐怖分子》，说的就是：当女人开始关起门写作的时候，对于与她有着至亲关系的男人来说，她就是一个恐怖分子。

女人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恐怖。不仅不恐怖，并且她感觉到内疚。对女人写作感到恐怖是男人的感觉。这个感觉看似值得同情，但实质上是一种霸王条款。因为男人写作，女人从不认为恐怖，为什么女人一写作，男人就感到恐怖？怪事，不是吗？可这是一桩普普遍遍的怪事，以至于并没有人觉得奇怪。也是在去年杨德昌去世的时候，有个女生跑来，着着急急地告诉我，说：“老师，您知道杨德昌曾经是蔡琴的丈夫吗？”我说知道。她说：“您知道他们的婚姻是无性的婚姻吗？”这我不知道。这个女生对我说：“杨德昌认为要保持爱情，婚姻就应该是无性的。”她很气愤，女生往往会认为喜欢的歌手经历了这样的婚姻是一种不公平——假定这是真的，并且假定这样的一种婚姻模式是由导演本人规定的，联想到他在电影中所做出的“女作家是家庭的恐怖分子”这样的判断，真不由得要问：谁到底更恐怖？

在《杜拉斯文集》其中一卷的扉页上看到了杜拉斯的一张照片，是从书房的书桌上回过头来看镜头的照片，表情有些懵懂，但是足够让那些认为女人不应该写作的男人感到恐怖，因为在这个女作家的眼睛里，闪烁的是一个女人对文字世界的兴趣远大于现实世界的立场。由于女人的现实世界基本上是由男人构成的，所以，似乎也可以这么说：杜拉斯的眼神里闪烁的意思是，认为虚构的文字比现实的男人好。这当然是恐怖分子的眼神，是在书房写作的女作家的眼神。

有的人比较温和。2000年的时候，市面上突然很流行波伏瓦的书。不是《第二性》，是《越洋情书》，还有几本其他的。在这些书中，我知道了她在1960年代的时候，爱上了一个美国的小作家。波伏瓦给这个人写了很多情书。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波伏瓦说自己基本上都是在一些酒店式公寓里生活的（自己不做家务），并且每天一起床，就到咖啡馆去吃饭、写东西了。跟她一起的一些作家和文人，也差不多都是这样——这显然就是一种温和的态度：来到一个基本上与自己不相干的地方，心灵的窗户无所谓上不上锁，餐厅的服务生也不会被你的目中无人的写作伤害，写吧，写吧！

相信我们也能找到这样的场所，如果仅仅是为了写东西的话。

但我总是比较贪婪，认为女作家除了写东西，还应该拥有更丰富、更直接的生活，而在咖啡厅，事实上是没有生活的。咖啡厅是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开辟出来的一个临时的隐身之处。对于那些既想要写作，又想生活的人来说，这还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写作场所。事实上，这不是一个理想的女人的“在”的场所。

来到客厅，

貌似温和的恐怖分子

去年冬天，有一次到聪敏家，由于还要差几天才到11月15日，还没有到供暖的日子，所以家里的温度相当低。看到她在客厅的一张小圆桌旁边坐着，桌上摊着几本备课用的厚厚的电影史的书，手提电脑打开着。坐的是一把藤椅，身上穿着厚毛衣，外加同样毛乎乎的披肩。好惬意！总之是一个正在享受写作的写作者的样子。在客厅写作！

又有一个星期天，暖气已经来了，在自己的家里。这一天，天气阴沉，书房似乎更阴沉。吃完了早饭，把餐桌擦了好几遍，将台灯挪到了餐桌上，将电脑也拿到了餐桌上。打开电脑，新建一个文档，但是写什么呢？在这样的一个暖融融的冬日的阴天的早晨？难道不是吗？在这样的窗外越是寒冷、点着白炽灯的家里越是让人感到温暖的时候——儿子在他的房间里准备着下午的期中考试，过一会儿就跑出来吃一点零食，要不喝一杯水；我呢，偶尔将眼睛抬起来看一下，看到卧室里收拾得很整齐的床铺露出一点点床角：平整的但是松软的床铺比乱糟糟的床铺更让人感到温暖。要不然就是会注意到饰物台上各种材质、造型和颜色的猪。因为我和儿子都属猪，并且今年是猪年，所以家里有很多猪造型的摆设。背后就是我们两个人不断要进出的厨房。总之，似乎在客厅里，更能够感到自己和家有着切实的联系，和生活有着切实的联系，而如果在书房，似乎思想的空间仅仅是属于语言的，是属于历史的，是属于他人的，是公共的——对女人而言，与家相关的感觉，才是私人的感觉。是这样的吗？只有这样的感觉才是适合女人写作的是吗？这是女人为什么喜欢在客厅写作的原因，是吗？

但又不仅仅如此。因为我们将工作台搬到客厅或者与客厅连在一起的餐厅，这是一个公然的举动，这个举动对家庭中的其他人造成了“妨碍”。

在不多的几次客厅和餐厅写作的经验中，丈夫几次要求我迁回书房。同时，不允许将客厅搞成黑乎乎的看片室。他说：“有书房不用，到处都让你搞得乱糟糟的！”是啊，又不是没有自己的房间，但是为什么不能够满足仅仅在自己的房间写作呢？要用自己的生活决定家里的气氛，这是一个很容易起冲突的决定。互相地对抗着，互相地退让着，尽管在这个时候知道了爱情是坚固的，但同时也更知道了，斗争是残酷的。

贾平凹的小说很少写“在思考”的女人（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这说明他彻底将自己回归到了一个旧式的文人的价值观念里。因为旧式的文人对于思考的女性，总是充满了恐惧，在他们眼里，即使不写作，哪怕就是使用自己的脑子对生活进行一些思索，这大概都是不安全的。

聪敏很年轻，还没有成家，那天看见她如同鱼在水中一样，那样自然地将客厅搞成了敞亮的工作室，我想，也许时代真的前进了，也许时代的进展所造就出来的新女性，是下了决心要男人适应这“在思考”的、在客厅写作了的女性了。

在与双亲一起远行的路上

2007年1月份，小妹在云南完婚。正值寒假，我陪着父母去参加她的婚礼。这是我第一次陪着父母一起远行。像往常一样，我在随身携带的包里面放了一本正在看的书和一个可以写字的本子。但是也像往常一样，并不认为自己真的就能写下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