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开人格面具之后的繁复之作

裴亚莉是我的小师姐。她年龄没我大，入童庆炳老师门下读博士却比我整整早三年。在童门中排辈份，我自然就只能“屈居”师弟了。记得我来北师大念书时，裴亚莉刚毕业，她也就不时被人提起——山西人，会写散文，比较小资，博士论文欲与卡尔维诺过招，却被童老师叫停，便急中生智，华丽转身，开始研究电影……这充分说明，裴亚莉虽离开了北师大，但北师大还有她的美丽传说。

后来我就见到了她，再后来，我也读到了她的散文。

裴亚莉的最新散文集《穿越麦地》（太白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中收有一篇《庆炳吾师》，我是在第一时间读到的，那是2015年7月。童老师突然去世后，我们这里准备编一本《童庆炳先生追思录》，遂向其朋友、弟子征集怀念文章，裴亚莉则是成文最早也写得最长的人之一。记得我当时打开她这篇万余字的长文，从头读到尾，不由得感慨：她写得可真是详尽啊！那些与童老师交往的点点滴滴被她悉数道出，细致、绵密，如数家珍，童老师的音容笑貌在她笔下也变得栩栩如生了。读着读着，忽然就看到有一处地方提到了我：

5月18日，赵勇到陕师大参加学生论文答辩，道别的时候，我问他老师的身体状况怎样？他说：“好着呢，几天前中心开会，老师全程参加了呢。”那我就放心了，可以将新出版的集子《只有松鼠了解我的心》请赵勇带一本回去给童老师了。趴在车子的后盖上，想想，写一句什么话给老师呢？阳光灿烂，我写了“庆炳吾师悦读”。私下里想，敢于将老师那鼎鼎的“童”字去掉的学生，可能不多吧！大概一个星期以后，接到老师的电话，大声说：“你的书我看了！”我问怎么样，他说字太小！太让我害羞了。不知道童老师是怎样看完了那些小小的字。

——很真实，就是这样！因为趴在她家汽车后盖上签名这件事也被我写到了《童庆炳先生的最后两课》（《南方文坛》2021年第4期）里，我是见证者。由此我便想到，假如我返回北师大时没有赶上童老师的最后一课，假如我没有在讲课现场及时把这本书交到他手里而是拖了个十天半月，那么，童老师就不可能给裴亚莉打那个电话，裴亚莉也不可能听到童老师最后的声音了。

事后想来，冥冥之中发生的这件事情总觉得有些神奇。

如今，重读这篇散文，我自然看到了更多的东西。在裴亚莉这里，那种浓得化不开的师生情自不必说；而在童老师那里，我则意识到他对这位女弟子的喜欢。记得童老师晚年时曾跟我念叨：“我带过的博士生有七八十个，但真正喜欢的学生并不是很多。”从《庆炳吾师》中可以看出，裴亚莉敢于那么没大没小地跟童老师说话，童老师也乐意与她谈学术，聊家常，其前提应该都与“喜欢”相关。但为什么喜欢，说起来或许就比较复杂——可能是因为性情，更可能是基于才情。而在作者所写的另一篇怀念刘锡庆先生的文章中，我似乎也发现了一些秘密。

裴亚莉在大学时代就写开了散文，并且已写得小有名气。但那个年代还没有“文创”专业，她便只好选择文艺学，先是师从李壮鹰先生读硕士，然后追随童庆炳老师攻博士。这样，写散文与写论文就产生了矛盾，这让她感到痛苦：

我的痛苦也是不能跟童庆炳先生说的，因为作为他的博士生，如何能撰写出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学术论文，顺利通过学位论文答辩，那才是迫在眉睫的事。不过在我的总是想要写一点什么的冲动对于学业的负面影响的事情上，童老师和李老师的态度是有所不同的：在我开始读博士的时候，童老师自己也写散文并且公开发表。童老师青年时代创作并出版过小说作品，对于学生试图“写点什么”并不是完全反对。所以当他告诫我“写散文应该缓一缓，先把论文写好”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写与不写的界限，在童老师那里，是有弹性的。

童老师带学生素来是以“严厉”著称于世的。但从这处交待可以看出，在做研究和搞创作之间，他对裴亚莉还比较宽容。我想，童老师没有明确禁止裴亚莉写散文，或许是对她的散文写作抱有更大期待（当时她已有散文集《舞缘》出版），或许是他本人也有一个作家梦。自己的弟子能在写论文之余写写散文，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那其实也是对自己作家梦的一个延续。对于这样的学生，是应该喜欢也必须喜欢的。

如果说裴亚莉写散文在童老师这里得到了某种首肯，那么在刘锡庆老师那里则是获得了一种真传。《“写散文，就是要拿开人格的面具”——纪念刘锡庆先生》是篇怀念文章，但在我看来，借助于刘老师的耳提面命，裴亚莉也对自己的散文观进行了一次清理。此前，我并不知道裴亚莉与做当代散文研究的刘老师有那么深的交情，一读这篇文章我就发现，刘老师不仅对裴亚莉同样喜欢得不得了，而且还愿意倾囊而出，把自己多年写散文、研究散文的经验传授于她。读过裴亚莉的那些“少作”之后，刘老师当面向她说出了一句名言：“写散文，就是要拿开人格的面具。”裴亚莉听闻之后的感受是：“这简直就是一记棒喝，是发生在我的灵魂中的爆炸。我的身体依然是我的，它安静地存在。但是我的心，已经变了，它被充满快感地深深刺痛着，它兀自在继续独行的路上翻江倒海。我的耳朵一旦听到这一句话，我的心，就永远不会忘记，并且，永远也回不到从前了。”

我相信，刘老师的这番话给裴亚莉带来的震动是刻骨铭心的。想一想，我们每个人行走于世，哪一个没有戴着荣格所谓的“人格面具”？这并不奇怪，因为这是交往的需要，自我保护的需要，甚至是刻意隐藏自我的需要。然而，这个人格面具戴久了，又很容易与自我合二为一，真我、本我也就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了。结果，我们误以为那个人格面具就是我，其实却是隐没了自我。把自我解放出来的形式有多种，写散文便是其中之一。当然，也有人会把散文写得虚头巴脑，华而不实，这时候我们可能会说他写得比较装，假模假式不靠谱。其实说白了，还是没有拿开人格面具的缘故。戴着面具跳舞，那是参加假面舞会；戴着人格面具写散文，又岂能写出真货色？写散文可能有多种讲究，但讲究到最后，道理或许就这么简单。

值得庆幸的是，裴亚莉在年纪轻轻时就懂得了这个道理，而经过她的反复琢磨之后，这个道理又被她解析到了这样的程度：写散文“只不过是一种用袒露自我的方式进行人格上的完善而已，这应该算作某种自我治愈吧。这种袒露、面对、自省和自我治愈式的写作，力量正是来自刘老师的‘人格面具’说对于我的令人疼痛又欢乐的开示”（第287页）。袒露自我，完善人格，或者自我治愈，这种散文观与“大我”无关，它关心的是“小我”的修复和营造，充实和提升，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回归散文本性的一种体现。古往今来，那些散文佳作，哪一篇不是在“小我”上下功夫？动不动就拽着“大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那是政治家的事情。要想当一个散文家，还是先把“小我”琢磨通透再说吧。

以此散文观去读裴亚莉的散文，我便看到了她在这方面的追求，兹举一例。大概是上高中时，裴亚莉所在的学校包场看电影《红高粱》，可以给家人买票，她就邀请了父母同看。父母戴着草帽，从田间地头赶来。母亲的手上还拎着一个由手绢四角拴起来做成的小包，里面是两个大西红柿。母亲说：“渴了吧？”说着就把西红柿递了过去。然而就在这一瞬间，裴亚莉却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不适感。她解释说：“假如是在菜地里，妈妈戴着草帽递给我一个西红柿，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可是现在，旁边是来来往往的自己的同学和老师，爸爸妈妈一人一顶草帽，妈妈递给我一个西红柿，这让那时的我感到相当别扭。”（第191页）这一细节我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我想起了我自己的一次经历。我儿子小学六年级时，有一回他穿戴整齐，走在全班的队伍里，正要去参加一个隆重的活动。穿行校园时，被我这个土包子爹发现了。我见他人模狗样一脸严肃，很稀奇，就大喊了一声他的小名。我儿子顺着声音瞅过来，既没有应答，也没有挥手致意，而是狠狠地瞪我一眼，就转过脸去迈方步了。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哪里出现了问题。

如今，借助于裴亚莉的描述，我才终于找到了答案。裴亚莉说，在城里看电影，那已是另一个空间。母亲的所作所为让她觉得不适应，是因为其中渗透着一种乡村生活经验。而乡村生活的经验场景则会引来老师、同学异样的目光，也会让她感到害羞、难堪。同理，当我喊出我儿子的小名时，我是把家庭生活的私人经验带到了公共场合，我这里唤舒服了，他却浑身不自在了。

我从这件很容易被读者忽略的小事说起，是想指出裴亚莉袒露自我的细致入微。在她的散文中，经验、感受、思想、心理活动，乃至灵魂深处轻微的震颤，往往都能被她及时地捕捉，然后又在她笔下不经意地流出。这样来写散文，就很地道，也很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当然，话说回来，裴亚莉毕竟是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敏感的知识女性。于是读她的散文，我便能处处感受到女性学者的温婉、细腻、体贴以及支撑其思考的思想资源。《看电影和一个人的别裁史》是对她自己观影经验的记录，也是对她青春往事的清点与抚摸。而在一部部观影体验的呈现中，往事仿佛成了她的“艺术人生”。从这里走向她的电影理论研究，那些研究很可能也就有了一种感性温度。《在客厅写作》是对她写作生活的部分回顾，却也是她对女性写作的一种反思。她从我们的师母曾恬老师在客厅里写作谈起，接通的则是伍尔夫那个“一间自己的房子”的经典命题，或者是把那个命题进一步具象化之后对女性自由写作的体认与呼唤。《穿越麦地》写的是她的一次旅行，因为这场旅行，因为她象征性地穿过了一片片麦地，她也有了一次精神还乡，有了对其来路的一次刻意寻访，更有了一种饱含哲理的顿悟：“收割机对麦田的爱，是时尚普遍的爱；镰刀对麦田的爱，也是爱，却是一种古典老套的爱，令人缅怀其形式的爱。”（第167页）而在她这本散文集中，我也看到伍尔夫、杜拉斯、波伏瓦、卡尔维诺、王小波等人一次次地显山露水，仿佛是在为她的写作站台，但实际上却是她在向着这些曾经滋养过她的作家、学者遥遥致意。我甚至想到，尽管裴亚莉没有做成有关卡尔维诺的博士论文，但她却是熟读过卡尔维诺的全部作品的。如今，卡尔维诺的幽灵在她散文中游荡徘徊，应该是她的卡尔维诺情结发作了。

我这么想着，忽然就觉得裴亚莉散文中已嵌入了卡尔维诺所欣赏的那种文学价值观。卡尔维诺曾经谈到过“轻、快、准、显”的重要性，除此之外，他不是还讨论过“繁”吗？他分析意大利作家加达的散文，说“最不起眼的东西都被视作一个关系网的中心，使得作家不禁要顺着每一条线索摸下去，细节变得愈来愈繁复，也使得他的描写和离题变成无限。无论起点是什么，笔下的东西总是一再铺展下去，覆盖愈来愈广阔的地平线”（《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黄灿然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我读《穿越麦地》中的许多篇什，其实就有这种感受。裴亚莉善于在生活琐事、阅读思考、感受顿悟之间自由穿行，穿行中她又带出了一些看似离题的线索，似乎容易让读者迷失。然而，当她使这些线索丰满起来之后，读者可能才恍然明白，非如此不能陈其丰富之意，非如此不能骋其复杂之情。这正是卡尔维诺所说的“繁复”之功。而这种繁复，也构成了裴亚莉散文写作的一个特点。

记得是三年前的一天，我又去陕西师大公干，又一次见到裴亚莉。临别时，她送我一本《穿越麦地》的打印稿，嘱我提提意见。我在返程的高铁上读了两三篇，原本计划返回后续上，却因立刻进入忙乱状态，终于把这件事情忙忘了。如今，在这本散文集出版之后，我写下上面一点读后感，算是对裴亚莉的一个迟到的答复吧。近些年来，我也不时会写几笔散文，把自己“袒露”一番。但“袒露”之后又常常心里发虚，因为拿掉人格面具，把真我端到世人面前，是很容易被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的。于是我边写边困惑，又边困惑边写，最终也不知道自己袒得如何，写得怎样。裴亚莉写散文的时间已不能算短，她也有过这样的困惑吗？

（责任编辑：庞洁）

赵 勇 山西晋城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法兰克福学派、文学理论与批评、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著有《走向批判诗学：理论与实践》《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等学术著作十余部，及《人生的容量》《刘项原来不读书》等散文、学术随笔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