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意义上”的凯伢子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的亿万富翁比尔·盖茨，中国的亿万富翁马云，跟我有什么区别？再有钱，屙屎也不能占两个茅坑吧？”我大笑了。

但凯伢子仍然满脸认真，“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范冰冰跟芙蓉姐姐有什么两样？电灯一关都是一样！”这我就不敢苟同了，但也无意反驳。

听说小古道巷二期拆迁有新动静，便又回了一趟倒脱靴。

把车停在磨盘湾小学对面拆迁办的院子里，刚出来没几步，忽然听见有人喊我。转背，身后那家送煤气罐的小店里，坐着我的小学同班同学，至今仍然住在倒脱靴的隔壁邻居凯伢子，是他喊我。我连忙搭白，虽然颇觉意外。多年来我们难得见回面，偶尔在巷子里碰见，也就点个头而已。

凯伢子从小性格孤僻，在巷子里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如今老了，依旧如故。不过小时候，我跟他还算玩得好的。

我走拢，他用脚把一张矮板凳拂过来，说：“坐啰坐啰。”我反正无事，便坐下。他旋即掏出一包软盒蓝芙蓉王，烟盒一抖，弹出一根烟。我说早戒了，他仍固执要递，烟都递到我鼻子跟前了，说：“戒么子卵烟啰，莫把命看得太重哒。”

其实我也并未把命看得太重，便接过烟来，顺势在鼻子上闻了闻，说你咯是好烟啊。凯伢子二话未说，叭哒一声，又点燃了打火机。我赶紧叼烟，凑拢过去。

我原本烟瘾并不大。除开喝酒聊天打麻将，一天一包的样子，且上午一概不抽。戒烟的原因也简单，大概十多年前吧，是个极热的夏天，几个朋友在湘宾开了间房，邀我过去打麻将。四人奋战一天一晚，未出房门半步，连盒饭都是叫人送进去吃的。且因开了空调，门窗紧闭，却抽烟无数，整间房子乌烟瘴气，但四人沉溺于四方城内浑然不觉。待凌晨回家，忽觉喉咙发燥，猛然巨咳，舌间处涌出一股怪异的甜味，忙奔至卫生间，竟发觉咳出来一口鲜血，吓了一跳。还不敢声张。第二天去医院检查，幸亏结果是支气管高度干燥，引起毛细血管破裂所致，有惊无险。但借此便将烟戒掉了。

虽说未把命看得太重，但人终归还是怕生病吧。

我叭了口烟，已然生疏地把烟从鼻孔里喷出来，顺便问凯伢子坐在这小店里做什么。他说：“不做什么，从这里过身，冇得事进来坐一下。”旁边那个打赤膊的外地小店主，也憨厚地笑了，重复说：“凯叔冇得事就进来坐一下。”又补一句：“呷根烟就走。”我忽然就来了兴趣，近两年不正打算写点有关倒脱靴的往事么，何不趁此机会跟凯伢子扯扯谈呢。

难得他主动跟我打招呼，还递烟。便跟他东一句西一句聊起来。

快得很呵，一眨眼几十年过去了。我来了句老生常谈。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凯伢子说（没想到这句话居然是他的口头禅），“一个人活一百年，也是每天吃饭睡觉屙屎。一个人活一百天，也是每天吃饭睡觉屙屎，有什么区别？当然，这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你说是不？”

是呀是呀。我说，且附和了他一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肯定是。

凯伢子是他家里的满崽，姓凌，叫凌凯华。上头还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隔两岁一个，隔两岁一个。奇怪得很，凯伢子直到六七岁时才开始长牙齿，此前一直是个扁嘴巴。屋里人因此对他宠爱有加，也因此惯肆了他。但凯伢子读小学时就写得一手好钢笔字，乒乓球也打得极好，还得过全市小学乒乓球比赛的冠军，奖品是一只正宗红双喜的双胶粒球拍，这是足以让其他同学羡慕不已的。

倒脱靴九号公馆最初的主人原本是国民党一位高官的姨太太。一九四七年因为要随丈夫去台湾，便将房子卖给了凯伢子的祖父凌子倪，价格很便宜。凯伢子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这位姨太太在后人的陪同下还来过倒脱靴，找到了这栋曾经属于她的公馆，拍了些照片走了。

凯伢子的祖父解放前是太平洋百货公司的大股东，亦是民生厚床单厂的老板。“文革”时期开斗争会，将他与隔壁倒脱靴十号的李福荫一起斗，说他们解放前一个是长沙的“百货大王”，一个是长沙的“南货大王”，都是资本家。其实两家虽然隔壁，平时却素无来往，偶尔碰见，亦形同路人。不可思议的是，受“文革”的冲击，李福荫的太太中了风，凌子倪的太太（即凯伢子的祖母）也中了风，只是程度稍轻。最深的印象就是她祖母的嘴角，老是不由自主地抽搐。

可惜的是，风闻会要抄家，凯伢子的父亲要祖父把家里残存的金器藏到外头去，祖父不肯。结果半夜里铁道学院的红卫兵冲进屋里抄家，祖父两腿发抖，五分钟还未扛住，打开柜子主动交了。

藏在一个美国克宁奶粉的洋铁罐里，大半筒呢。凯伢子说，里头还有两块劳力士金表。

街上的邻居都叫凌子倪作凌爹爹。白头发白胡子，瘦，且高，却佝着背。“文革”时期已行走不便，很少出门。出门便是参加街道上的政治学习。左腋窝拄一支单拐，右手提一把圆凳面的高脚椅，椅子背面写着三个工工整整的毛笔字：凌子倪。

那时候参加街道上的学习，都要自己带椅子。

这把椅子我熟悉。到凯伢子家去玩时，见过凌爹爹在厨房里，坐在这把高脚椅子上细细地切一块极小的肉。现在估摸，那块肉之长、宽、高均不会超过五厘米。但凌爹爹切得极认真，如同在制作一件工艺品。精的放一边，肥的放一边。

凯伢子家的那栋公馆，少年时候他邀我进去玩得较多，样子还记得比较清晰。进门后经走廊，要上几级麻石台阶才入正房。迎面也是堂屋，比十号的堂屋要小一些，叫客厅应更合适吧。墙上挂一架罗马数字的西式壁钟，状如木屋。每到正点，木屋上方的小窗便突地打开，伸出一只小鸟，竟发出布谷鸟的叫声。伸一下头“布”，缩一下头“谷”，几点钟叫几下，“布谷”“布谷”，煞是有趣。钟的下面还有一长一短两根铁链，各挂一纺锤形的金属悬垂物。最初不知何用，怯怯地问凯伢子。凯伢子不屑地说，代替发条噻。于是不敢再问。

另有大概四五间住房，几间杂屋。还有个不小的院子，但并非正朝大门，而是在正房的左边。层层叠叠靠青砖墙摆了上百个花钵，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偶尔还可以捉到蚱蜢。两面高大的青砖墙上，爬满了叶蔓密密匝匝的爬壁藤，常见壁虎出没。

从正房左面走廊到花园里，也要下几级台阶。

印象最深的是凯伢子家的水井。过去长沙人但凡家境稍殷实，且独门独户，有口水井很普遍。一律都是用系上井绳的吊桶直接至井里扯水。但凯伢子家里不然。他家的水井上方架了个坚固的木梁，上面悬了一只生铁制的定滑轮，一根大拇指粗细的棕绳穿过其间。如此利用金属滑轮朝下用力扯水，自然比弯腰徒手往上扯水省力得多。这个在当时堪称现代化的装置，除他家以外我再没在别处见过，在当时的长沙城里恐怕也极罕见吧。

且因为省力，那铁吊桶要比别人家里的吊桶足足大上两倍。

我常常在凯伢子家井边看他扯水。当凯伢子双手用劲朝下扯时，一瞬间身体竟然可以悬空。就这样反复运动七八次，至盛满井水的吊桶被扯到井口上方，凯伢子便腾出左手，借用惯性轻轻托住桶底，将满桶井水移至水缸边沿，顺势朝里一倒，整个动作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极具刚柔相济的美感。

凯伢子家的厨房也大。用具显然也比一般人家富实。固定在墙上的木碗柜被桐油搽得泛亮，木框架牛心灶台，左右的生铁瓮缸至少比我家的大一倍。还有煤槽、煤耙子，也至少比我家的大一倍。甚至连生火钩子都是在铁匠铺里定制的，根本不像我家，随便弄根铁丝，纡弯就成。案板亦足有一米五六长，厚约寸许，底下则是一排木柜子。

想当年凌家无辜破落，凌爹爹倚杖端坐于极具形式感的长脚圆椅上，亲自在偌大一张案板上薄薄地切一块宽高不过五厘米的肉，不免有些感慨。

与倒脱靴其他几家公馆相比，凯伢子家的大门倒是窄很多，但看去显得低调而结实，且要上几级台阶。左扇门几乎永远处于关闭状态。右扇门上有只黑色的生铁门环，门环下则是锁孔，装的牛头牌乓锁。家人进去得用钥匙开门，万一没带钥匙，就只能敲门环了。

凯伢子在家里最烦外面敲门。偶尔他的哥哥或姐姐忘带钥匙只好敲门，凯伢子开门的同时必定高声呵斥，又不带钥匙！咯是最后一次啊！

哥哥或姐姐只能低眉顺眼，灰溜溜地侧身闪进。

巷子里一班细伢子最喜欢的恶作剧，便是敲凯伢子家的门环。以倒脱靴一号的八伢子为首。悄悄蹓上他家门口的台阶，用最快的速度一顿猛敲：砰砰砰、砰砰砰！旋即拔腿便逃。待凯伢子或其家人出来开门张望，他们早已跑得不见踪影。且屡屡故伎重演，乐此不疲。这是凯伢子最为深恶痛绝之事。

八伢子上面还有好几个老兄，五伢子六伢子七伢子。他们家拢共有十个兄弟姊妹，不过一般都是各玩各的。几个伢子在巷子里都是会讲狠的顽皮角色，却没有一个会读书的。

我多少明白，这是八伢子一伙对凯伢子一贯蔑视他们，从不理睬他们最为方便的报复。直到后来衍变为一种猫鼠互戏的游戏。头次敲门凯伢子并不理会，先端来一盆洗脸水，再从门上一小孔内朝外窥视，待八伢子他们二次偷偷逼近，便猛然开门，兜头一脸盆水泼将下去，直将他们泼得如同落汤鸡。

除开我，凯伢子从来不邀任何人去他家玩。说实话，我每次去他家里，也很拘谨，从不放肆。尤其若碰到他的哥哥姐姐，更不自在，因为他们从来不搭理我。在他们眼里，我近似于无。但凯伢子在家里很霸道，他的哥哥姐姐都怕他。动不动对他们眼睛一瞪，甚或断喝。于是哥哥或者姐姐，能做的只是识趣地、不与他一般见识地悻悻走开。

跟凯伢子扯谈时，我还有意回忆当时的情景。凯伢子居然有些不好意思，说小时候其实哥哥姐姐不是怕他，是跟大人一样宠他，放让。我想也是吧。凯伢子的哥哥姐姐都对他好。尤其在广州的大姐，迄今对这个弟弟仍有不菲资助。凯伢子的女儿从小学至大学的费用，亦由大姐全部负担。

“文革”初期有段时间里，我和凯伢子交往还算密切。一则是同班同学，又住贴隔壁，何况出身都不好，有点惺惺相惜。凯伢子比我大方，口袋里散碎银两也比我多，最多时竟然有过五块钱。当然这些钱的来路并不光明正大，主要出自偷卖家里的旧报纸旧杂志。凯伢子是主犯，我是从犯。那时候他们家订了好几种报纸杂志。过刊也舍不得丢，由他哥哥姐姐捆得整整齐齐，摞在一间小杂屋里，久而久之竟有半屋之多。

这间杂屋里平时一直锁着，无人进去。凯伢子约我爬窗户进去过一次，才发现里头有不少稀罕东西。比如华生牌电风扇，大喇叭口留声机，黑胶唱片，铆着铜铆钉的老式皮箱什么的。还有两个摆满旧书的书柜，甚至还有一架立式钢琴。我试着打开盖子，没轻没重敲了一下，嗡的一声，吓人一跳，回音在屋子里经久不散。凯伢子则气得对我鼓眼咧嘴，却不敢作声。

到后来偷报纸，凯伢子便独自翻窗入室，只让我在窗台下头接应。

那时候旧报纸一角二一斤，几捆报纸也有二十几斤吧，到手往往也有两三块钱，于是一起上街大肆挥霍。豆浆油条包子烧卖，酸梅汤汽水冰果露，《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那些钱一天怎么花也花不完。

尤其被抄家后，一大堆旧书旧唱片在他家走廊上无人问津，遂使凯伢子又发了一笔不大不小的财。记得其中还有一套线装本的《金瓶梅》。反正不管三七二十一，分期分批，偷出去卖了个痛快。但我截留了两本，头一本是《四游记》。因原来只晓得《西游记》，孰料还有东南西北四游记，所以很感兴趣，印象最深的是《东游记》，说的是八仙过海。另一本旧小说叫《风萧萧》，作者徐訏，解放前出版的，繁体字竖排书。写抗战时期的上海，一个爱国青年跟一个叫白苹的百乐门舞女，两人合谋偷日本人情报的故事，最后白苹牺牲了。

我躲在晒楼上一个人偷偷看，看得惊心动魄却不忍释卷。此书藏在家里多年，最后不知所终。

时光荏苒。这部在解放后遭到严厉批判的“特务小说”《风萧萧》，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又重新出版了。且偶然得知，此书近年被沪上女作家王安忆改编成了同名话剧，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在上海艺海剧场公演。

在送煤气罐的小店里，我跟凯伢子聊得还蛮投入。当然主要是听他说。我还从未听他说过那么多的话，估计两人抽掉了他半包烟。也因此得知了他家里，以及他自己我先前不知道的一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