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面对怎样的社会

春节期间，几位学界同仁一起闲聊，无不感慨当下社会中呈现出的诸多现象之“新异”，简直是“乱花渐欲迷人眼”；而要很好地解释，却顿生无力之感。正因此，这段时间，我集中阅读了一批近年来陆续出版的经济社会学方面的著作，试图为一些典型的社会热点，提供一个从社会经济技术结构及其变化来解释的视角。

消费资本主义与体验型社会

最近有新闻说，某国际大品牌包包，因为供不应求，就按配额比例进行配货。其中，给中国消费者的配额比例，低于给日韩的比例。简单地说，中国平均每两位想购买这个包包的消费者，只给1.1个；而日韩平均每两位想购买这个包包的消费者，则配给1.7个。于是，舆论认为，这是对中国消费者的歧视。当然，还有人说，这背后也反映了国际关系。

正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知名社会学家斯蒂芬·迈尔斯的《体验型社会：消费资本主义重启》一书，里面有对消费资本主义的分析。结合思想史上大学者们关于消费资本主义思想史的梳理，有助于我们看待“包包现象”。

一些有钱的女性购买名牌包包，少则数万、限量版的数十万甚至百万计，是典型的奢侈品消费，非必需品消费。而对奢侈品如此着迷，这从人类历史看，时间并不算长。

从经济学上讲，十八世纪初中期，亚当·斯密写《国富论》时，他所说的交易，其实是一种基于基本需求的交易：种粮食的需要穿衣服，穿衣服的需要吃粮食，但由于分工，种粮食的不会制衣，制衣的不会种粮。于是，二者拿各自的产品进行互换。而此时，无论是种粮的还是制衣的，他们的消费也是需求型消费。亚当·斯密书中当然也提到了一些富人痴迷于钻石，尽管也属奢侈品，但局限于少数商人群体。

到十九世纪马克思写《资本论》时，奢侈品消费在资本家阶层中非常普遍，并且成为其必需品投资的一部分。借由奢侈品消费，资本家借此联络关系，当然也以此作为资本充足、信用有保障的“符号”。

不过，马克思还讲了奢侈品消费的另外两个观点。一个观点是，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善，一些奢侈品消费会转化为必需品，比如读书、看戏剧、旅游等文化消费，此时，工人阶级也会消费这些东西。另一个观点是，资本社会会不断“制造出”新的消费品，诱使全社会去消费并形成对这些新的消费品的依赖，于是，哪怕是劳动阶层的一些人，宁肯借贷或破产也要去消费。资本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让劳动阶层为了这种所谓“体面”的消费而不得不更加卖命地工作，更加听命于资本的剥削；另一个是资本因不断制造新的消费热点而赚得盆满钵满。这就是所谓的“消费资本主义”。我把马克思的原话抄录如下：资本家“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迫使他做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诱使他追求新的享受方式，从而陷入经济上的破产。他们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为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

马克思的结论是被现实所验证了的。名牌包包的消费，其实就是被资本人为制造出来的，并且已经成功植于社会意识。今日欧洲一些国家如法国与意大利，制造业衰败，但奢侈品如一个LV包包，价格早已堪比一辆名牌汽车，而一个所谓限量版的包包，价格甚至堪比中国上海一套别墅。名牌消费品已成为这些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撑之一。而一些本不具备经济能力的女性，为了买到心仪的包包，不惜背负债务，甚至走上被奴役被摆布的人生。

如果说马克思仍然是在阶级框架下讲奢侈消费，那么，加尔布雷斯在《丰裕社会》中，则补充了奢侈品消费的另一个视角。加尔布雷斯认为，奢侈品消费是一种典型的炫耀性消费。其目标不在于消费本身，而在于奢侈品背后的符号价值，即通过对附加了特定象征意义的商品的购买和独享，以达到对自身身份、地位的标示和认同。还是以包包为例，很多女性喜欢不断地买名牌包包，即使付出极大代价也在所不惜，绝对不是为了用这些包包来实现装东西的功能，而是用以彰显自己的地位，彰显自己的格调。

非常有意思的是，加尔布雷斯的社会学视角暗含这样的结论：消费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模糊马克思讲的传统阶级划分。当普通工人的女儿，与资本家的女儿一样，都背着名牌包包、穿着名牌衣服，在同一个酒吧娱乐时，谁还能分辨出谁是属于哪个阶级呢？！谁又去关心谁属于哪个阶级呢？！在这个时候，个人的感性体验，远超过理性。或者说，奢侈品消费带来的体验性愉悦，早已使人放弃了关于阶级、自由、解放等等终极价值的思考。这就是斯蒂芬·迈尔斯所说的“体验型社会”。

沿着马克思与加尔布雷斯的思路，仅就我的阅读范围，西方左翼思想家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鲍曼的《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加卢佐的《制造消费者》等著作，都在试图揭露“体验型社会”背后的“资本操纵”及其灾难性后果。要言之，他们认为，劳动者中越来越普遍的对奢侈品的消费，并非表明资产阶层和劳动阶层之间对立的真正消除，相反，它其实是资本获利的高级形式。一方面，资本无限制扩张造成大量剩余产品的堆积，这就迫使资本家为消化掉剩余产品而鼓励劳动者进行高消费。另一方面，劳动者为了追求体面的消费，就如同“被蒙上了眼的驴”，只能无休止地拉着磨盘，心甘情愿忍受资本有恃无恐的盘剥，并且相互之间变得越来越内卷。

资本制造出的“消费主义”，它本身是无任何节制的。“它对我们的束缚，建立在由它激发的对满足的渴望之上，建立在这种满足感永远无法兑现的事实之上。”也就是说，对奢侈品的追求和消费体验，实际上是一种“慢性毒品”，会使人上瘾，体验得越多，心理上就越不满足。这也是消费社会中人被物所异化，“心为物役”。最后，人类社会永远没有“物质条件极大丰富”的那一天。因为资本还会不断制造出无数虚假需求，而为满足全社会这些虚假需求，又将极大占用环境与资源；人类本身离大同世界也将越来越远，永远得不到救赎。

再回到名牌包包吧。其实，对同样追求名牌包包的不同消费者予以不同的配额，更加证明了一个现实：消费资本主义仍然在扩张过程之中，并且更巧妙地利用了体验型社会阶层碎片化。正如迈尔斯在《体验型社会》中所言，冷战时期，消费资本主义曾一度受到抑制，是资本借助肇始于1980年代之后的全球化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互联网与自媒体的力量，重新向世界推广消费社会意识形态的结果。而此次消费主义的重启，其烈度与影响力则远超任何时期。包括中国女性在内的各国女性，对名牌包包近乎疯狂的追求，就是其缩影。另一方面，因为“消费社会为我们包装了一个体验的世界，使我们处于个人世界的中心。我的身份只是为我而存在的世界的产物”，这消解了阶层与国家在强大的资本操纵面前反操控的可能性，使消费成为纯粹个人性体验，所以，资本也才可以肆无忌惮对不同市场予以不同营销策略，特别是通过人为制造稀缺，来进一步控制消费者。

当然，资本也不忘记在其中通过市场歧视，塞进一些其他私货。比如，它的确可以通过配额的不同，表达对某个国家的不满。而在原子化、碎片化的奢侈品消费个体面前，国家无法且不能代表爱名牌包包的女性们出头露面。

总之，目前我们其实能找得到应对消费资本主义的办法并不多。甚至，多少知识人也已异化为追求奢侈品消费社会中一员。

超单身社会、M型社会与孤独社会

已经从不少渠道得到过以下信息：在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单身人口越来越多。

如果不是阅读日本媒体人荒川和久的著作《超单身社会》，我并不知道现实是如此之惊人：2015年，日本男性终生未婚率达到24.3%，女性为14.9%。按此趋势发展，到2035年，日本男性终身未婚率将达到35.1%，而女性将达到24.6%。男女加起来的单身人数将有可能超过总人口的一半。

还有单身家庭，即结婚后生了孩子又离了婚的。据此著披露，2010年，日本单身家庭在各类家庭中占比20%。按此下去，到2035年，单身家庭占比将达到40%。

我都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两组数据：因为如果简单相加，那是不是意味着，从婚姻角度看，到2035年，日本绝大多数人将是单身，要么一个人生活，要么至多与孩子生活。

我们知道，处于儒家文化圈内的东亚国家，家庭观念一向很重。对此，《超单身社会》一书也给出了证据：在2005年，日本有高达65%的被调查者认为，结婚比不结婚要好。而与此对比，在欧洲各国调查中，法国人和瑞典人认为结婚比不结婚好的，仅占3成，英国略高，也不到40%。相反，认为“结婚不是人生必需品”的比例，法国与瑞典占31.1%，英国占32.4%，而日本只有21.8%。足见彼时日本人仍然拥有较为深厚的家庭意识。

而且，从传统上看，日本文化与东亚文化原本对于高龄非婚者是有歧视的。这除了东亚文化对家庭与家族的重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人们认为，只有经历了家庭生活并且承担起家庭责任的人，才具有对社会对他人的共情能力，也才有对工作的负责态度与他人协作的能力。这一点，作者在书中也有论述。

然而，更为让人不解的是，到2015年，日本有关机构所作调查表明，与十年前相比较，日本社会中，有意愿结婚或认为结婚比单身好的人数比例，尽管有些许下降，但与2005年相比，并没有很大变化。这与日本社会中单身人数比例十年间变得如此之高，构成了明显的悖论。

那么，有意愿结婚的男女，为何却选择单身呢？

据作者的采访与调查，对于金钱的考虑是最重要的原因。其中，女性对是否结婚的选择是两个因素的叠加考虑：一方面，结婚意味着会失去自由，会切断原有的与朋友、家人以及职场的联系；另一方面，结婚也意味着进入一个新社会关系与新家庭，有可能实现“经济上更加宽裕”的梦想。简单地说，如果一个女性认为，只有结婚给她带来的经济上更加宽裕，她才会愿意放弃部分婚前自由与婚前关系，来选择结婚。所以，作者说，对于当下的日本女性，有没有爱情对于是否结婚根本不重要，她们更看重的是对方的收入是否帮助她改善其经济地位。

而男性亦如此。作者通过采访与调查得出的结论是，选择不结婚的男性，往往是因为觉得自己收入有限，“不愿意把有限的收入再花在别人身上”。所以，作者写道：“总之，在结婚这件事上，男性和女性在意的焦点都是钱。若女性想结婚的原因是钱的话，那么男性不想结婚的原因也在于钱。正因为男女双方在钱的问题上冲突，日本社会才走向非婚化。”

与此同时，作者还发现，结了婚的又选择离婚的主要原因也在于钱。按书中所言，高达48.5%的离婚男女承认考虑离婚的因素是“与金钱相关”。这一因素在所有因素里排列第一位。而实际比例其实远高于48.5%，只不过还是有人不愿意如此坦白而已。

仅此，仍然远不足以说明日本社会走向单身社会。因为我们会问：是什么原因使日本社会男男女女对金钱如此重视，甚至超过家庭？

书中提到，在“平成萎缩”之前有一个非常长的“昭和景气”即经济繁荣阶段，彼时日本无论是单身率还是离婚率，都不高；而“平成萎缩”之后，尤其是“小泉经济学”大行其道时期，日本社会单身率与离婚率一路上升，离婚率甚至一度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单身社会的到来，与经济环境的波动有关。但对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书中则没有作详细阐释。

那么，这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呢？不得不提到日本“失去的三十年”。

关于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始于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此后三十年间，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国内生产总值徘徊在零增长的边缘。因为此前的1989年1月，昭和天皇驾崩，长子明仁继位，平成时代开始。所以，这段长时期的经济低迷，史称“平成萎缩”。

经济低迷的后果是日本家庭资产与收入的相对下降。尽管日本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试图维持本国居民生活水平，并且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仍然阻挡不住因资产持续贬值而导致的全社会财产性收入持续下滑，大量中产阶层陷入困境。对此，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在其名著《M型社会》有详细阐述。大前研一认为，二十多年来，日本社会中原本人数最多的中产阶层，除了一小部分挤入高收入上层社会之外，更多的沦为中低收入甚至低收入阶层。这使得原本呈现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中间部分日益凹陷下去，人口分布往高收入和低收入两端移动，出现一个拥有两侧双峰的阶层社会，他形象地称之为“M型社会”。

在日本中产阶层家庭中，男性的收入原本是足以养家的，或者说，女性可以做全职太太，主要负责抚养小孩、打理家庭。而“平成萎缩”以来，大量中产阶层陷入困境，加之男性收入相对下降，已不足以支撑整个家庭。这一方面使得对金钱的考虑越来越成为日本社会男女择偶或择婚时的第一考虑，另一方面也迫使已婚妇女走出家庭。这也是日本政府曾一度提出所谓“创造女性闪耀光辉的社会”的背景，这一“女性闪耀”计划的目的，就是要让更多家庭主妇出来工作，以提高家庭收入和全社会消费水平，以此助推国家经济增长。而一旦女性无法依靠男性，要靠自己打工养活自己，那么，男性也就“可有可无”了。因此，“女性闪耀”计划的结果，空前提高了日本社会的离婚率；当然，其溢出影响是，没有结婚的女性，也因此越来越多地选择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