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生如子贡

子贡的愤然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论语·子张》

印象中，能让子贡喜怒形于色，发而为言语的，常常是人们对孔子的不理解和诋毁。孔子的“超级迷弟”里，如果说颜回排第一，子贡则是当仁不让的第二。子贡在维护和宣扬老师上，不遗余力。司马迁认为，“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大概可以说，没有子贡的尽心尽力，在世人的心中，孔子的丰姿，未必如今日这般高大。

除了在维护老师的形象、声誉上，作为一个外交家和生意人，子贡还是比较平和的，至少，他很能藏得住自己的情绪，鲜能看见他的愤怒。可读到上面这一句话时，我眼前浮现出的，是一个剑眉横竖的子贡，又或者是一个心忧惧、色凄然的子贡。不，只可能是前者，定是某人某事让他拍案而起了。

周润发主演的电影《孔子》，我带着数届学生看过许多遍。电影不错，但每次看完又都有些如鲠在喉，原因是子贡。很想扒开导演的脑袋问问，那怎么可能是子贡，子贡怎么可能是那个形象？

子贡是明朗的，更是分明的，无论如何，都不会淹没在人堆里。

我对子贡的情感里，第一重要的成分是敬佩。一个敢于，甚而愤然为被历史和国人贴了“暴君”“恶人”等标签的历史人物发声的人，不仅有挑战权威的勇气，更有不人云亦云的清醒、洞彻世事的见识和无畏无惧的担当。鲁迅先生说“中国将来的脊梁”是“敢单身鏖战的武人”，是“敢抚哭叛徒的吊客”，我认为子路和子贡可以对号入座。

商纣王在我们的历史中，是和夏桀同一类型的人物。他们差不多成了一个文化符号，残暴无情、荒淫无度是他们的代名词。《尚书》中虽列举了商纣王的六大罪名，他却实在称不上“坏得不可救药”。历史学家顾颉刚有一个“古史层累说”，犯罪学上有一个“破窗理论”，不管哪个说法，都在告诉我们，每一个历史人物都在历史的长河里滚过雪球，有的越滚越大越光滑晶莹；有的也越滚越大却是越沾染上了各种杂质，直至面目全非。前者如孔子、屈原，后者以商纣王为代表。

我无力，也无意探讨商朝灭亡的原因，我的狭隘的历史见识告诉我，历史总是胜利者的历史。朝代的更迭当然和末代君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汤武革命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更是一定要建立在商纣王的“残暴无道”等品性上。舆论总是从众的，你说我说大家说，说到后来，真相到底如何已经变得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言说的目的。我不知道子贡是在何种情况下为商纣王慷慨陈词的，历史的云山雾罩、扑朔迷离很多时候都因为记录的不完全。话又说回来，即便亲临现场，谁又能保证自己看到的是全部，是真正的“真相”？

多数学者认为，子贡是以纣王为例，警告当权者或君子，要一直行好事，一直向上走，切莫“居下流”。李零却猜测，“孔子死后，不知怎么回事，有一股潮流，贬孔子而抬子贡。子贡是有感于此吧”。前者符合一贯的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和“劝人行善”的社会主流，李教授的说法则有几分牵强。虽说孔子颠沛流离十数年，但说他“居下流”，说“天下之恶皆归焉”，到底是有些过了。他人如何抬子贡，也没把孔子往泥地里踩，不过是说了些“子贡贤于仲尼”之类的话。

我很遗憾我不能得知子贡情绪激昂的原因，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子贡的由衷敬佩。说真话，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子贡的地位，并没有到任何人都不可撼动的地步；他的财富，也并不能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但他还是说了，说得理直气壮。“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所归之处，所承受之人，是多大的一个背锅侠啊？这样的锅，会不会把人压扁、烫熟？口诛笔伐者、掷烂菜叶臭鸡蛋者是不大会去追究真相的，他们站在某个制高点上，群情激昂、同仇敌忾。当今，这类人有一个新名字，叫“吃瓜群众”，叫“键盘侠”；这种情绪，叫群体情绪，在万物互联的今天，因为传播途径的便捷，它们更容易演化成较为稳固的社会性群体情绪。

社会是复杂的，人是立体的，哪有坏就黑皮黑心黑肝，好则“高大全”的平面人呢？至圣先师孔子，不也差点去到叛军的阵营？“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佛肸召，子欲往”。若不是子路极力阻拦，孔子的人生，是不是也就因为急于实现“理想”而染上污点？一竿子把人打死不是明智的举动。

子贡的愤怒是一个未被裹挟者的愤怒，是一个正确认识和理解群体情绪者的愤怒，是对群体不良情绪的清醒认识和对抗。这种愤怒未必源于自身遭遇，却和身处的环境密切相关。子贡还有一些愤怒，应该是他的切身体会。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

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

曰：“赐也，亦有恶乎？”

“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论语·阳货》）

此时的子贡，恐怕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愤然。子贡是个追求上进的好学生，他一直希望能得到老师的承认，成为“孔子学院”的优秀学员——君子。子贡深谙老师的主张，他知道，在老师的眼中和心里，君子是坚强勇敢、忠诚正直、平和文雅、不忧不惧……一切言行都符合礼，都践行中庸之道的人。而憎恶，是一种强烈且略显极端的情感。但此时的子贡，怒火中烧，他顾不得那么多了。他问孔子：“君子也有憎恶、讨厌的人吗？”

孔子说，他讨厌喜欢传播别人缺点的人。端方君子，当“道人之善”，无聊小人，才整天“称人之恶”。孔子说这话似有敲打子贡的意味，因为子贡好像就有点这方面的毛病，他不但聪明善辩，而且“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老子曾经告诫孔子，“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老子认为聪明深刻的人有死亡的危险，因为他喜欢议论别人；学问渊博、口齿伶俐的人容易危及自身，因为他喜欢揭发别人的短处。老子洞彻人性，孔子也一样，他对聪慧过人的子贡，和对莽撞刚毅的子路一样，都有些许担心吧。

孔子讨厌的第二种人是“居下流而讪上者”。君子坦荡荡，领导有不当之处，当面指出；小人常戚戚，貌似忧国忧民，实则唯恐天下不乱，造谣中伤，无所不用其极。这话好像也有几分内涵子贡的嫌疑，《左传·定公十五年》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十五年春，邾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丧戎，于是乎观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体，何以能久？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先亡乎！”

……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赐不幸言而中，是使赐多言者也。”

鲁定公十五年的春天，邾隐公前来鲁国朝见。子贡作为孔子的高徒，得到了一个观礼的机会。机会难得，所以子贡观察得很仔细。他清楚地看到，邾子脸向上仰着，把玉高高地举起，递给鲁定公，一副傲慢的样子。而鲁定公接受玉的时候则脸朝地下，谦卑不已。回去后，师兄们在一起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子贡认为两位国君都快差不多了。子贡如此判断的依据是周礼。他说：“礼，是死生存亡的主体，一举一动、或左或右，以及揖让、进退、俯仰，就从这里来选取它。朝会、祭礼、丧事、征战，也从这里来观察它。现在在正月互相朝见，而且举动都不合法度，两位国君的心里已经不存在礼了。朝会不符合礼仪，哪里能够长久？高和仰，是骄傲；低和俯，是衰颓。骄傲接近动乱，衰颓接近疾病。君王是国家的主人，恐怕会先死去吧！”

子贡的分析，可谓有理有据有节，而且切中要害。他依据的礼，是孔子穷其一生都在倡导的周礼，也是社会得以正常运行的保障，国君不循礼，国将何国？过于骄傲和过于低声下气，都不是为君之道。孔子说子贡喜欢“方人”。好议论别人，是长舌妇所为。但就事论事、依事察人，观察细致、分析有理、诉说有节，一语中的，不正是智慧的表现么？孔子素来是不喜善于言辞之人的，他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对子贡，他的要求似乎更高。

第三种是勇敢而无礼的人。这种人比较可怕，他们一向认为，拳头比嘴巴管用。而当人们“用拳头说话”时，脑子多半不在线。任何事情都该有个限定，否则容易泛滥。勇敢的前提是“义”，勇敢的边界是“礼”。这里，孔子似是在暗指子路，“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孔子喜欢的是有勇有谋的人。

一意孤行、顽固不化的人也让人头痛，谁说真理就一定掌握在你的手里呢？偏偏生活中到处是这种人，尤其是那些自诩“我走的路比你过的桥多，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的人，认为天下事尽在眼中，早已看透一切；更有甚者，会狂妄地认为，真理掌握在我手中，我就是真理本身，又怎可能听得进他人意见？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是很难说服的，他们叫油腻中年人。

不得不说孔子很高明，既表明了态度，又趁机教育了学生。他讨厌的这四种人，都是道德上有明显不足，或者说道德不够完善的人。

子贡到底是带着强烈的情绪来的，孔子不可能没觉察到，所以，他要提供机会让子贡纾解，表达完自己的意见之后，他顺着子贡的话问：“赐啊，你也有憎恶的人吗？”子贡的回答非常干脆，因为他就是想来老师这里求一个认同的，他不想运用他一向擅长而娴熟的语言技巧去拐弯抹角。

“徼以为知者”“不孙以为勇者”“讦以为直者”，子贡厌恶的，是剽窃别人成绩却认为自己特别聪明的人，是把不谦虚当做勇敢的人，是揭发别人的隐私而自以为直率的人。这三种人都有一定的欺骗性，表面上看起来有学问、自信、直率，实际上却是伪君子，不学无术、莽撞蛮干、蝇营狗苟、小肚鸡肠。可惜，今天我们已无法得知子贡所指何人、所怼何事，但这样的人，在哪样的社会里应该都不少见。这种人，为人处世均有明显的道德缺陷，却偏偏自以为高明，是智慧的化身，正义的代表。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子贡的愤然让我们窥视到一种真相，关于君子和小人的真相。面对强大的秦国和强悍的秦王，唐雎挺剑而起，说：“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唐雎的勇敢和愤怒为安陵国保全了土地及颜面。子贡的愤然虽没那么有威慑力，却让我尤为动容，他让我们重新知道了一些常识。

孔子说，“自吾得赐也，远方之士日至”。看来，子贡不仅打动了我，也打动了当时的诸多士人。

子贡的遗憾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论语·公冶长》

子贡姓端木，名赐。端木源于姬姓，是黄帝的后裔。子贡的父亲叫端木巨。端木巨虽为生意人（一说为卫国重臣），却深得卫灵公信任。子贡出生第九天的宴席上，卫灵公遣人送来贺礼——凤麟玉佩，所以端木家给这个孩子取名为“赐”，字子贡（赣）。这是“端木子贡年谱”中记录的事情，我分辨不出它的真假，只是觉得它颇有点“孔鲤”的味道。

孔鲤姓名的来历，见于《孔子家语》：“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赐孔子。荣君之贶，故因以名鲤，而字伯鱼。”

大约，子贡出生时孔子的影响已遍及周边国家，端木巨有意向其学习。孔子的“个人简历”中，第二句就是“三十而立”。我曾经笑谈：“三十而立，意思是三十岁了，儿子应该站立起来，会走路了。”这当然当不得真，但里面还是包含了我的一点认识，我们常说成家立业，意思是已经结婚生子，事业也开始步入正轨。我所理解的“立”，是立足于社会，即凭借自己的才能、修养得到社会的认可。三十岁的孔子有一大创举，即创办私学，不拘一格，广收门徒。此举可谓空前。当时办私学的，虽不止孔子一人，如邓析就在郑国办了一所“法律培训学校”。但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把学生教成了玩弄法律的“讼棍”，不仅名声极差，还让自己因此而丧命。孔子则不然，孔子学院的办学理念是培养君子。不论学生的出身和财富，只要有一颗虔诚向学之心，均可入学。孔子也因此成了教育达人，备受人们推崇。在相同的境遇中，端木巨仿效一二，既可表达对卫灵公的感激与衷心，又可寄托对儿子的殷殷期望，何乐不为？

子贡小孔子三十一岁，属于孔子的“第二期”学生。有资料说子贡是在十七岁那年在外公蘧伯玉的推荐下开始师从孔子的，也有资料说是二十四岁，此种官司，不打也罢。我们只需知道，子贡追随孔子时，孔子已近中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有了事业和声望，有了学术成就，更有了涵养，进退有度，是享誉天下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