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的戈多

看戏的整个过程中，我不时侧过身子，小声问傅昆是否还能坚持。

如果身体有什么不舒服，我说，我们就先走。

每次他都露出一种嗔怪的笑，同样小声说，没问题，我哪会连这点时间都坐不住呢？

戏演到四分之三的时候，我又问他，他就有点不耐烦了，说，你别老这样问啊，老这样问很打扰我看戏你知道不？

戏是晚伶剧社根据《等待戈多》新排的，一出小剧场话剧，名字叫《叶子说他明天准来》。演出地点在屋吉咖啡馆。看戏时我没太留意具体时长，但感觉至少有两小时。坐我前排的是一个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的年轻女人，从头至尾背脊笔直，纹丝不动；两个孩子则显得很不耐烦，不时古怪地扭动身体，或者把头绕到年轻女人的背后，照镜子一样，交换一个表示痛苦的鬼脸。事实上，正是两个孩子的表现一再提醒我关注傅昆的身体状况。

演出结束后，按照惯例，导演和演员要和观众们进行一次半小时左右的现场互动。主持互动环节的是这出戏的投资人朱艺嘉，我和傅昆的票就是她送的。朱艺嘉先点了几个戏剧界专业人士发言，然后问还有哪个观众有话想说。我伸出手，一再示意朱艺嘉看傅昆。朱艺嘉终于看到了。

那个戴眼镜的朋友，她说，你来说两句吧。

傅昆四面看看，确定朱艺嘉说的是他之后，缓慢站起来，同时惶恐地连连摆手说，你们这个戏太深奥了，我可不敢乱说。

朱艺嘉不饶他，说，随便说两句嘛，总不至于看了一晚上，最后啥想法都没有是吧。

傅昆还是连连摆手拒绝，但在重新坐下来之前，他指了指前排的两个小孩，说，硬是要我说的话，我只能说你们几个人等那什么叶子，等得实在太久，小朋友们都受不了啦。

全场一片哄笑。导演李婉颐接过话筒说，前面几场，已经有不少观众抱怨演出时间太长，今天这位观众又提出同样的问题，可见是大多数人的一个感受。

我们回去商量一下，她说，下一轮演出前，看能不能把时间再缩减三分之一。

全场鼓掌。傅昆有点兴奋，凑到我耳边，说，那我不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个比喻不伦不类，跟他平时写的那些小说差不多，不过我没有嘲笑他，相反，我赞许地拍拍他的大腿。多年来，他发给我的那些小说中充斥着类似的语言，只要看到，我就会在下面划一条红线，然后退还给他，一句多余的话不说；他接到退稿，从不辩解，隔一段时间，又会发一篇新的过来。时间久了，我怕他有想法，于是偶尔写一篇散文或者小说，也发给他，并且谦逊地留言，希望他能同样给我提提意见。但自从三年前他开始每周三次到省医院进行透析之后，他再没给我发过任何一个字；而我则把他之前的小说一篇一篇从微信里翻出来，像在黏稠的沼泽里艰难跋涉一样，花费大量时间给他逐字修改，陆续发表在我编辑的一本文学杂志上。杂志是内部月刊，免费赠阅交流那种，稿费少得可怜，但他在网络上看到公布的目录后会第一次打电话感谢我，收到样刊后会再次打电话感谢我，收到稿费后又会第三次打电话感谢我。他不厌其烦，我不胜其烦。我曾和出纳商量，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样刊和稿费同时到达他的手中，这样，至少可以减去一次电话感谢。出纳是个促狭的九零后小女孩，她假装闭上眼睛，抬头想了一会儿，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杂志和稿费都不给他寄，而是你代领，然后亲自给他送过去。

这不就同步了吗？她说。

我知道你这是在同情我。每次感谢完我之后，他都会这样说，而且不等我反驳，又会立即补充一句，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别人的同情了。

说实话，我真谈不上有多么同情他，我在网上查过，他这个病，如果控制得好，再活过十年八年，甚至二十年都不是不可能。他已经五十一岁，再活个一二十年，和常人又有多大的差别呢？我只是不想他除了透析就是在等待透析，希望除了透析之外，他的生活中还有点别的什么。

在发表完他之前给我的所有小说之后，我劝他继续写。

你看，我说，你的东西只要稍加润色，就可以发表。以后你每年写个两三篇，我给你发出来；有特别好的，我甚至还可以给你推荐到别的刊物去。

但他表现得心灰意冷。

就算真能再活一二十年或者三十年，他说，也比别人活得累啊。你知道的，我从小晕血，但现在每周三次，每次四个半小时，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血流出来，又流回去；平时还要忙着注意预防感冒和血压，上呼吸道不能感染，当然，下呼吸道也不能感染。还不能吃辛辣。上次我去吃肠旺面，给师傅说不要葱，不要姜，不要蒜，不要辣椒，面少点。师傅骂我，说，那还吃个屁啊。你说，我哪还有闲心弄这些拈花惹草的事。

我脑子里先是出现一条红线加一个问号，接着才意识到，他说的拈花惹草，大约是指写小说这种目前看来可有可无的事吧。

透析是终生的吗？我问。

血肌酐要是降得下来，他说，别的指标也稳定，就可以停止，要不就是一辈子的事。

那你考虑过换肾吗？我又问。我知道那很贵，但也知道他不缺钱。他父亲曾是一家著名国营酒厂的老师傅，退休后被一家私营酒厂高薪请去专事调酒，每年就去那么五六天，其余时间都待在家里；做了几年，钱是赚得轻松，却也闲得慌，于是干脆从那家私营酒厂出来，自己开了个酿酒坊。五年前，他父亲死于急性胰腺炎，给他和他姐姐各留了十坛老基酒和一个在市场上小有名气的白酒品牌。每次只要提到他父亲的死，他都会表现得心有余悸，因为他父亲死之前不到一周，他才刚和老婆办了离婚手续，已经两不相关。

否则，他说，儿子又跟着他，不分她一半，至少也得分她三坛吧。她不懂酒，也不喜欢酒，肯定转手就贱卖给别人了。

他曾给我吹嘘过，那些基酒每坛有一千斤，每斤至少值三千元。

而且时间越长，他说，就越值钱。

这样说的时候，他把左手伸出来，笔直地停在半空，右手贴上去，又慢慢拉开，直到完全伸直，像一个交通警察正在十字路口指挥交通。我估计那只停住的左手表示他父亲过世的时间，而拉开的右手则表示时间在流动，一直越过我们谈话的当下，指向遥远的未来。

我的心算一向不好，记得当时听他这样说，我先是算成了一坛值三十万，等我算明白一坛值三百万后，我的脑子嗡了一声，接着失声叫出来，我说你那么有钱，还写什么小说啊，何况……

我本来想说何况你还根本不是写小说的料，但好在我及时抹了一下嘴，就像那里流出了口水，没有说出来。

他听了很鄙夷，说恰好因为他有十坛基酒和他姐姐具体经营的那个品牌白酒，他才什么也不用顾虑，专心写那些以上世纪八十年代贵阳市民生活为背景的小说。

透析之前，他曾有个宏大的构想，那就是从贵阳的周边外围写起，像一个内螺旋，一圈一圈往市中心写，直写到三板桥街上的一栋老房子。据说他曾祖父曾经在那栋房子里住过，而他爷爷和父亲也都出生在那栋房子里。

它们单独看起来像是一些短篇，他说，但最后合成一本书，你就知道了，那实际上是一部长篇。我觉得至少三十年才写得完。三十年之后，你想想那些基酒能值多少钱？

这当然不是我能想象的事。但自从他开始透析之后，我总是想象他卖掉了一坛基酒，然后在一堆活蹦乱跳的新鲜肾脏里豪横地挑肥拣瘦，终于找出一对最好的，换上，从此万事大吉。

但他再次鄙夷地摇摇头，说，这话还用得着你现在说？

这三年多，他说，已经有不下一百个人劝我换肾了。

是啊，我说，你那么有钱……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他说，那四个半小时，你以为我真的只是躺在床上，看血流出来又回去？我实际上也在构思，只是不是构思什么小说啊之类的，是在想我以后怎么办。

你以后怎么办？我问。

我们有个病友群，他说，里面就有几个换肾的，有的换了一年，有的换了三年；有的年轻，有的和我差不多。最年轻的一个才二十出头。说起来，都算手术比较成功的，但你听他们平时聊天，好像比我这种透析的还要紧张，还要小心翼翼。

为什么？我问。

为什么？他说，因为换肾就是最后一道关了。过得去，可以活过十年八年的，过不去，比如感染了或者排异反应大，那就要么死，要么重新开始透析。

所以呢？我又问。

所以我就想，他说，我可不愿过了最后一道关，推开门，发现已经没有别的房间了。

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但不想继续这个沉重的话题，就说推门是需要空间的啊，没有别的房间，那门是怎么推开的？

你又在划我的红线了，他叹口气说，好吧，那就是拉开门。我害怕拉开门之后发现门背后只剩下墙。这样说该行了吧。

如果现在透析的效果比较稳定，我说，那就先这么透析下去呗。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正坐在三板桥街中段的一家冷清的小茶室里。他拍拍身下一张太师椅的海棉坐垫，说，我爷爷的爸爸家，原来就在这个位置，现在连根毛的痕迹都找不到了。

那是个周六的晚上，他当天上午刚做完透析，精神不错，但情绪比哪天都低落。就在我们都觉得无话可说的时候，朱艺嘉的电话打过来，邀请我去看戏。

从下周一到周五，她说，每天晚上都有一场，你哪天来提前给我说一声就行，我拿着票在门口等你。

那之前，我实际上已经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演出广告和海报，所以立即答应下来；但调脸看到傅昆，我又问朱艺嘉，除了我本人，还能不能再带个朋友？

当然，她说，带多少都可以。

那我们下周二去，我说，我这个朋友那天上午正好做透析，做完的当天精神会比较好。

挂断电话，我依据演出广告和海报上的内容，大致给傅昆介绍了一下那出戏，然后让他和我一起去。

出来玩玩，我说，打岔一下，要不你会抑郁的。

但他执拗地拒绝了。

我早就抑郁了，他说，还用得着你现在说。

可能是看我有点沮丧，他说，我给你打个比方吧，一条鱼在岸上待久了，身上都干起了壳，好不容易回到水里，你说它还想到处乱跑吗？

说完，他眼睛一亮，说，我这比方你该没法再划红线了吧？

我听了有点难过，说，那就随你吧，我另外找个朋友一起看。和谁看不是看呢。

但我们分开没几分钟，他又打我的手机，说他改变主意了，决定和我一起去。

本来我是想接儿子出来陪陪他的，他说，但想着你给我改小说，改了那么多篇，也挺累的。陪谁不是陪呢。

那天互动环节结束已经十点半，但大家的兴奋劲还没过，舍不得走，又继续在咖啡馆待着，一面喝饮料，一面闲聊。画画的董重平时大多数时间都独自待在画室里，难得出门，所以一出门就不想回去，眼看有人已经开始相互道别，于是提议一起去吃宵夜。

我知道附近有家烧烤，他说，味道太凶险了。

有几个人借口第二天还要上班，推辞了，剩下的十来个哄然响应。我有点为难，把傅昆拉到一旁，问他的意见。

你明天虽然不透析，我说，但不知道他们会闹到几点。要不，我给你打个车，你先回去？

没事啊，他说，我和你们去坐一会儿，如果太晚，我就先走。

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脑子里出现一幅他坐在烟熏火燎的烧烤店突然晕倒的场景：所有人手足失措，然后他那个精明强悍的姐姐开着一辆涂得花里胡哨的大吉普赶过来，推开人群，指着我的鼻子，要我给他们全家一个交待。

但他都这样说了，我也不可能硬赶他走，所以说那行，你就去坐会儿，吃几口肉，然后早点回去休息。

但董重推荐的那家烧烤店的确凶险，深更半夜的，居然人山人海，没一桌空位，我们只能拿了号，三三两两在院子里等。看情形，没有四五十分钟坐不下来。

傅昆的脸在露天的院子里看不分明，只有镜框上的两片玻璃反射着烧烤店内一些狂乱的光影。他站了一会儿，摸出手机，看一眼时间，又看一眼我说，那，我还是先回去吧？

我松口气，从后面按住他的双肩，一面拍，一面把他推到路边，招停了一辆出租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