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手记

2016年，膝盖内有烧灼感，火烧火燎的感觉让人烦躁不安。看着外表完好无损的膝盖，不知里面出了什么问题，看又看不到，摸又摸不着。逐渐地，烧灼感伴随着疼痛，日子越来越难熬，尤其是冬天。自此冬天来临之前我都要在心中暗暗祈祷：要是这个冬天膝盖莫痛我就好哦！

2018年过完年不久，楼上邻居两夫妻来我家坐坐，男的是医学院老师，我便说起我的脚疼：“余老师，我本来身体还好，只是这两年膝盖的不舒服快把我打败了。”

余老师热情地说：“不急不急，能治得好。做过检查吗？”

“核磁共振前前后后做了三次，结论是半月板损伤破裂，还有少许积液。”

“我有个同学是骨科医生，专治膝盖，隔天你带上片子，我带你找他。”

第二天余老师就来找我，说已经和同学打好招呼了，他陪我去。余老师开着车，大女儿陪着我，那是2018年2月25日，天气晴和，风中带着暖意。

二十多分钟后到医院，余老师带着我们熟门熟路地到了他同学主任医师华医生的办公室，推门进去。华医生正坐在办公桌前，五十来岁，头发掉光了。余老师作过介绍，我们彼此打过招呼，女儿递上核磁共振片子。华医生看过片子后又仔细看了膝盖，说，应该是关节炎和半月板引起的烧灼与疼痛，先住下来，做保守治疗。

所谓的保守治疗，就是打点滴消炎以及热敷和冷敷。第三天女儿来看我，问我感觉怎样。我说，没有半点改善。女儿说：“那就出院吧，到别的医院去看。”

就在这时，走来一个四十多岁白白胖胖的女医生，据说是个副主任医师，她问清了我的病况，对我们说：“何不做个半月板清除术？微创手术，在膝盖上打两个小洞洞，内窥镜探进去，膝盖里有什么毛病便能看得清清楚楚。做完就不痛了，三天就能下地走路。”

一个病人盼望自己的病好，往往会失去理智，她的胸有成竹，急于为病人解除痛苦的言词使你无法不相信她，我和女儿听了，就像灌了迷魂汤，丝毫没怀疑她的建议是否有医疗之外的因素。我根本没多想，就让她给我安排手术，越快越好。

手术那天，华主任和我女儿、儿子都来了，那个胖胖的的女医生和华主任同时站在我的病床旁，我原以为是那个胖胖的女医生给我做手术。我对她说：“两只脚同时做。”“两只脚都做？”女医生有点惊讶，但脸上又有难以觉察的惊喜一闪。的确，我看到了。就在这时，余老师笑嘻嘻地对他身旁的华主任说：“老同学，这手术就要麻烦你了。”

华主任说：“放心好了。”那女医生一愣，脸红了一下很快消失了，这一瞬间的变化又被我捕捉到了。因为刚和她接触，我对她是有好感的，她对我讲话面带微笑，看得出她很想给我做手术，而且是两只脚都做，等于两台手术，是很难碰到的事。没有给我做成手术她很失落，大概直接影响了她的收入。

人，只要心中有希望，很自然地会快活起来。我异想天开，满以为就此能脱离膝盖烧灼疼痛的困扰，万万没想到后面数年的噩运正在等待我。

我躺在四个轮子的病床上，被飞快地推往手术室。手术室里穿着绿色工作服的助手，个个严肃，各人做着自己该做的事。麻醉师很快给我在背上打了麻药，我的腿很快就失去了知觉，如两根木桩一般连接着我的身体，动弹不得。

手术结束后，真的只住了三天院。这三天中身上安了镇痛棒，还打着点滴，也许有止疼的药水，第二天我就能下地上卫生间，不疼。那一刻我心里不知有多高兴，满以为就此能脱离膝盖疼痛的苦恼，过上健康人的生活了。

第四天出院，那位胖胖的女医生来了，递给我一张表，交待我回去务必要按表上的要求做。表上说明要卧床三个月，每天做五百下抬腿。

我说：“手术前怎么没告诉我，要卧床三个月，抬腿五百下？一只刚做了手术受了伤的膝盖，连动都不敢动，怎么做得到抬腿五百下哦。”

事实上，不要说每天五百下，我连五十下都坚持不了。那痛，真是痛彻心腑。

去复查，那个女医生让护士解开纱布，摸了摸，说：“恢复得不错，要坚持抬腿。”我问她：“你说做完就不痛了，现在这么痛怎么办？”她答非所问，边往外走边问每天做了多少下抬腿。

我卧床三个月，只是抬腿做不到。因为但凡抬腿就会引发生不如死的痛苦。

那痛是无法诉诸于笔端的，任何语言也无法恰如其分地形容它。再去找女医生，两次都没碰上。其实明知找她也没用，只是想问问她当初为何讲“一做手术就会好”的话。

盼啊！盼啊！满以为三个月后会好些，可是三个月后依然没有丝毫好转，去找华主任，华主任说我恢复得好，至于痛他也搞不清是怎么一回事。

女婿经熟人的帮助，把手术前后的片子寄给上海某大医院的骨科专家，得来的回复是膝盖内没太大问题，这手术可做可不做，建议我吃普瑞巴林和西乐葆，每天各两颗。一开始这还能止住一些疼，到后来也不起作用了。

这一痛迄今便是六年。六年里，女儿把术前术后拍过的片子寄往各个大医院，到处求医问药。这六年里，去过上海的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京协和医院以及香港的医院，基本上，给出的建议都是再次做膝盖置换手术。然而上次手术已经让我经年承受疼痛的酷刑，我没有勇气再来一次。

痛的时间太长了，看不到希望，让我有些抑郁了。二女儿提供了几本书，要我看看书也许能分散注意力。儿子花了三千多块钱给我买了台苹果平板电脑，要我在床上看看连电视连续剧，分散注意力来减轻疼痛。

可是我疼得电视剧都看不下去，更别说看书。躺着痛，坐着痛，站着痛，走也痛，这痛让我满脑子想的就是如何快点死去，早日解脱，不想在这人世间苦苦挣扎。我每天都想着怎样个死法体面些，还想顾及死后的模样，不能吓着孩子们。

最先想到的是去象湖淹死。象湖离家两三里路，有好几平方千米的水面，湖水澄清，波光粼粼，两边垂柳如丝，野鸭子在水上嬉戏。早上和傍晚人流如织，曾经，我也和老爷子、孩子们时不时光顾那里。可是现在，我的脚根本走不了那么远呀！

也想到了绝食饿死。那天实在疼得厉害，满脑子都被死字萦绕着。想着父亲就是饿死的。饿死应该容易点，也不会太难看。

“阿姨，来吃饭哦。”钟点工小段喊我。一听有人叫我吃饭，小狗毛毛跑到我床边汪汪叫，它也是在喊我去吃饭。我苦笑一下，说：“我没有胃口，不想吃，你们吃吧。”

桌子上的菜香飘进了房间，香气通过鼻孔，进入肺部，在肺下面的胃里引起骚动。胃开始抽搐，肠子在蠕动，发出咕咕的响声。

这咕咕声是提醒我，肚子饿了，要吃饭了。

饿肚子太难受了，有人说饿肚子等于活埋。这个死法坚持不了，看样子我不是个意志坚强的人。

各种死法都不行，那就只能活。有时我对着天说：“老天爷，我是个好人，你救救我吧。减轻一些我的疼痛吧。”有时我又说：“爸爸、妈妈、哥哥，我的脚好疼啊，你们显显灵，保佑我的脚不那么疼吧！”我泪眼婆娑，谁能救救我啊！

白天嫌日子太长，只想赶紧到晚上，睡着就好了。可是晚上睡不着。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可能因为脚疼而减少一分钟。大女儿说，睡不着妈妈你就不停地念阿弥陀佛，我便开始不停地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可是我并不信佛，念着念着念不下去了。我开始念我小时候的“一二三四五六七，马兰开花二十一……”，通常也不管用，还是要吃安眠药才能睡着。

实在疼得受不了，最终还是想到去象湖。一个将死的人，依然想着孩子们，想着他们如何能容易地找到自己。我看过野夫写在长江上寻找他母亲的过程，实在太惨了。我想在象湖找一处偏僻之地，用一根绳子一头系在树上，一头系在自己手上，然后再下水。我是个旱鸭子，会很容易沉下去。别人碰到绳子也容易发现我。

可是问题还是，怎么去象湖呢？不能走路，爬都要爬着去，可是我连爬都不行，跪不下去呀。

还是只有活下去一条路。

家人不知我这些心理活动，但知道我痛，一直在替我想办法。孙女和湖南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取得联系，在众多专家中我们联系上了一个年轻博士主任医师，通过电话问诊。我先将手术前后拍的片子寄过去，收到片子后，他联系上我。

他告诉我看过片子，膝盖里看不出什么大问题，只是这手术不宜做，年纪大了不易恢复。他声音温婉，有一种亲切感。我说，我真的痛不欲生了，到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地步。还有办法能让我不这么痛吗？医生说：“我没亲自看到病人，也无法多下诊断，就止痛效果来说，两颗普瑞巴林和两颗西乐葆同时吃，疗效可能会好些。”他安慰我调整好心态，慢慢来，急不得。

我照着医生说的，早饭后四颗药一口吃下。还真管用，膝盖没那么痛了，我大喜过望。

可是好景不长，膝盖又开始痛了。时间到了2019年下半年，我还在痛，当然也有稍微好一点的时候。一年里，在南京的二女儿和女婿三次回家看我，看到平时虽上了年纪依然开朗有朝气的我，因这次手术真的废了，像变了个人似的。看到我如此痛苦他们又无能为力，十分难过，只有百般劝慰：“手术做都做了，后悔也没有用。只有自己好好调整心态，接受事实，等待恢复。”

回家时二女儿把片子带去了，到南京鼓楼医院骨科挂了号。看片子的骨科医生说我的膝盖里一塌糊涂，一定是从前使用得太狠，损伤甚至超过运动员的膝盖。他说我一定是个停不下来的人，应该把我绑在床上两个月不要下床。

女儿说，可是做手术的医生叮嘱一定要做康复运动。如果躺在床上不动，肌肉会不会萎缩？

那位医生的观点是，就算付出肌肉萎缩的代价，也要先让膝盖得到休养。各个医生观点不一样，家人和我都是无所适从。

疼痛在继续，绵绵不断。大女儿只得把我送到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疼痛科。先看门诊，递过片子，医生草草地瞄了一眼，我卷起裤腿想让他看看摁摁，并说我这膝盖手术后三年多了还疼。他只瞄了一眼，说：“我也不晓得你的膝盖怎么会这样疼。你们这些人不到疼得要死就不记得疼痛科的。”他对身边的实习医生吩咐道：“带到九楼陈医生那里住院。能好不能好我也不晓得。”本想再问问，他已叫下一位病人了。我和大女儿只得跟着那实习医生去九楼住院部。

到了疼痛科，我才发现身犯疼痛的人多了去，腰疼、背痛、脚痛、耳朵痛等各式各样的痛都有。那天见到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在走廊里抱着大腿呼天喊地，眼泪在脸上肆意横流，惨不忍睹。我住的病房四个床位。一个耳朵痛的，晚上睡觉鼾声如雷，碰上这样的人也毫无办法；一位腰痛的便每天坐四站路回去睡。我和另一个病友只好就近到宾馆开房。五天后耳朵痛的出院了，他告诉我们住了半个月的院，耳朵还是痛，不治了。

住院期间每天两瓶点滴，给神经补充营养和消炎，还有一种叫丁丙诺啡透皮贴剂的膏药贴在胳膊上，贴一次能管一个星期。我住了半个月，出院了。脚依然痛，但比刚开始那种痛不欲生还是好些，再没想着去死，不想害孩子们在人前抬不起头——他们的妈妈是自杀死的。

我把脚痛分为四等：巨痛、中痛、微痛或不痛。一起床，就来感觉今天的脚是哪一个等级状况。如果逢到巨痛，便痛得生不如死，像一个疯子，躺着又爬起来，爬起来又躺着，热敷不起作用，小段轻轻帮我抚摸。痛得实在受不了又补吃两颗普瑞巴林，两颗西乐葆。早晨痛到下午四点才能缓解些。这一天的日子特别长。

微痛已经习惯了，根本不算疼。如果哪一天不痛，我便又会开始异想天开：我的脚会好，今天不痛，明天也会不痛。

微痛或不痛的日子我坐在桌前写故事，一边想着：脚不痛的话日子真好过。有人想活都活不了，我又何必急于想死呢？八十有四了，你以为你还能活多久？就算活到一百岁也只有十多年，真是弹指间。八十几年都那么快过去了，还怕这剩下的日子？我在心里和自己对话。

这期间我哥哥因中风去世了。我和哥哥的感情很深，可以和母亲相提并论。女儿一直担心大舅舅去世，对我来说这一关会很难熬，真没想到，听到消息我一滴眼泪都没流，只觉得心被掏空了。人伤心到极致反而不会哭了，我在心里不断对自己说，哥哥走了好，哥哥走了好，总算脱离了苦海。不知自己何时才能解脱。

哥哥生得英俊儒雅，善解人意，我生活中遇到的困惑都可以向他倾诉。从前我们每天通一到两次电话。他第一次中风留下的后遗症是双脚无力，走路比较困难，要拄拐杖。手没问题，便每天坚持写字、画画，写了四个大字贴在墙上——努力活着。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疼痛依然在进行，持续而绵长。也仍然继续寻求治疗，住过院，看过医生，总是满怀希望而去，最后失望而归。挫败感一次比一次地加重，只有接受事实。自从自己的脚坏了，走在外面，我的眼晴哪里都不看，专看别人的脚走路好不好。看到别人走路稳当且快，我内心羡慕死了，要是我还能这样走路就好了。

我成了个老小孩，周而复始地给大女儿报告痛和不痛。

痛起来我就打电话给大女儿，带着哭腔喊：“南南，我好痛啊！”

“妈妈，不怕，你捏一捏、摸一摸，热敷一下，想办法减轻痛。明天会不痛的。我等会过去帮你捏捏。”

等第二天真的不痛了，我又打电话告诉女儿，南南，今天脚没痛。声音是欢快的。

“妈妈，今天不痛你就开开心心过，不要想明天的事。”

“南南，明天又会痛吗？我，我真的痛怕了。”

“明天也不会痛，你不要怕。”

人变得越发脆弱，动不动就伤感。每次打了电话后，又来反省自己，暗下决心，不能频繁打电话，痛苦要自己承受，快乐倒是可以分享。

想归想，但我还是给大女儿打电话，因为她每次都说，妈妈你忍耐一下，今天痛了明天就不会痛了。这句话对我是那么重要，我常在心里默念，今天痛就痛，明天不会痛了，我盼望明天。

杨本芬，退休人员，现居南昌。主要著作有《秋园》《我本芬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