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海洋文学”的“解放性”与“发明性”

“新海洋文学”是在“新南方写作”的讨论中逐渐衍生、发展出来的，因此就显而易见地叠加了双重的地方性和文化地理的属性。杨庆祥在《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中，就曾经把“海洋性”作为“新南方写作”的四个重要属性之一加以强调和凸显。之后，徐勇的《作为方法的“海洋”与新南方写作》（《广州文艺》2022年第8期）认为，“海洋性”是“赋予‘南方写作’以‘新’的意涵指向”的“新的视角或元素”；并且具体指出了海洋元素给南方写作带来的四种意义，以及前瞻性地指出把“海洋作为方法”将会给南方写作带来的诸种启发。而曾攀的《汉语书写、海洋景观与美学精神——论新南方写作兼及文学的地方路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1期）视野更为开阔，在把“新南方写作”放置在诸多宏大命题和世界性勾连的维度上的同时，更是强调“向海、向粤港澳、向东南亚，构成了‘新南方写作’最为重要的面相”。真正从文化地理和写作学的核心地带，确认“新南方写作”与海洋之间的深刻关联的是谢有顺的《谈谈“新南方文学”的文化地理》（《当代作家评论》2024年第1期）一文，他直言：“一个有海的南方和一个没有海的南方是不一样的，这种地理差异对文学的深刻影响还远没有被充分认识”；沿着这样一个被忽视的“南方以南”的路径，谢有顺最终确认：“‘海洋性’就是‘新南方文学’最为重要的精神根性。”这就基本上为“新海洋文学”的出场奠定了必要的理论根基，但也同时因为其附属的地方性的叠加，需要面对业已涌动的关于当代文学一系列地方性话语的反思和质疑。

新东北、新南方、新北京、新浙派、新边地……这些冠以“新”的诸种地方性文学话语，在审美和代际两个层面内置着具有强烈共性的渴望：创新。但概念生产自身并不决然带来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创新，不断涌现的地方性文学话语描述的是文学的发展现状，还是一种亟待实现的文学愿景，亦或是一场理论和文学史合谋的生产性狂欢，甚至借用方岩的说法，是“这个行当思考力萎缩、创造力衰退的变现”（《地方性的皇帝新衣》，《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2期）？当我们提出“新海洋文学”的时候必须要面对并且回应这样的疑问。2023年11月，笔者所在的《扬子江文学评论》曾经举办过一个名为“地方性的辩证法”的学术工作坊，参加活动的陈思和和张新颖两位前辈学人、批评家，在谈到时下兴起的各种地方性文学话语的时候表现得都很冷静。陈思和以寻根文学中的地方性为切入点，指出地方文化的发掘为当代文学带来新变的同时也带来了局限，因此对于当下新增的诸多地方性概念能否深描当代文学的肌理表示怀疑。张新颖则认为，“地方”具有相对性和过渡性，写作者必须能够深入“地方”的同时超越“地方”，这样的“地方性”才有可能成为一种“解放性”的力量。基于此，沿着张新颖的观点出发，作为一种地方属性更强的文学话语，“新海洋文学”必须正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它将如何使这样一种理论话语具有真正的“解放性”？最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新海洋文学”能否召唤出真正属于这一范畴、认同这一范畴的优秀的作家和可以经典化的作品。

在“新南方写作”的讨论中，学者们常常举例、援引的作家如林棹、林森、陈崇正、朱山坡、葛亮、王威廉、陈春成等，从宽泛的角度来看都属于广义的青年作家的范畴。放眼所有流行的地方性文学话语，基本上都是关于青年作家、青年写作的讨论，我们需要更好的、更“新”的“青年文学”因此一直都是文学“地方性”内置的渴求，“新海洋文学”概莫能外。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话语的叠加：地方性+青年性，而后者作为近些年当代文学一个特别具有焦虑感的热点，不断衍生出很多的话题和症候，我曾戏称为文学的“青年焦虑症”。我们对“青年写作”的那些“构造”、期待、扶持、奖励是否合理？一个为他们而生的文学概念，最后是否能够在青年写作的文本层面上得到有力的呼应？这些都是我们讨论地方性和青年性的时候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对此，李敬泽在讨论青年写作的一个“同题共答”中，关于文学的“发明”和“原野”的观点很有启发性，也特别需要我们正视：

1980年代到1990年代，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是重新“发明”了文学，新世纪以来对文学的“发明”主要体现在网络文学。至少在我的经验和观念中，文学是需要在原野上四面八方去找、去勘探和发明的东西。当然我也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某些东西沉淀下来、建构起来，通过大学教育、通过文学的生产传播机制、通过社会和文化的经典化进程，变成井井有条的秩序和知觉结构，内化于我们的意识和无意识之中。也就是说，它不再是原野，而变成了井然有序的一个城市，变成了大学中文系的教材。……

……每年看着各种排行榜各种评奖，大家轻车熟路，脸也由不熟到渐渐熟，所谓“同时代人”，落到生活中的意思大概就是熟人社会。但问题始终在于，那个不熟的、陌生的、等待着我们去发明去相认的原野是不是还在我们心里敞开着？青年应该在哪里呢？难道不是在原野上吗？

（《不能像个好学生一样等待着“满意”——关于青年写作的“同题共答”》，《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1期）

以上的观点如果用以审视“新海洋文学”，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包括：“新海洋文学”是否可以拓展出一片文学的、青年的“原野”？能否激发出独特的审美力量从而构筑真正的“发明性”？是否可以挣脱“熟人社会”里那种以褒奖为主的“同时代性”，开辟出全新的“异时代性”？这些审视适用于所有的地方性文学话语和青年写作的讨论，毕竟这些讨论的发生和使用的知识、理论工具，正是来源于李敬泽所潜隐“诟病”的大学教育、大学中文系教材塑造的“井井有条的秩序和知觉结构”。为了避免“新海洋文学”成为另一个单向度的文学“运动”，破坏这样的“运动”自身携带的“秩序”，我们应该在最初关于它的讨论中置入更多的“疑问”和“对立”。诚如金理所说的：“地方性写作不应该成为新一轮的话语圈地运动，如果将其敞开为一个建构的过程，那么更进一步，不应只是立足边缘反叛中心，或‘压抑者复归’，而是应当从整体上突破宰制性的格局、结构与分配秩序。”（《地方性写作的生机与局限》，《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2期）

但是，这一“突破”的达成并不容易，前面列举的林林总总、层出不穷的地方性文学话语业已形成了那些“宰制性”力量制造的“问题”，“新海洋文学”必须面对这些症候性的“隐忧”提出的挑战。首先，目前流行的文学的地方性话语大都受制于“地方”（地方政府和地方文学管理机构）的功利性需求，这些需求在带来一些资金、政策等扶持性便利的同时，也在压抑着这些文学话语的开放性和活力。“新海洋文学”的概念从其推出之日起就与地方性的发展战略共生，这就要求它在服务于政策性需求的同时维护好文学的属性，并且避免产生对政策本身的依赖，而是着力于建构自身的美学标识和文学成长的可持续性。其次，不断推出的地方性文学话语的主导者往往都是学院学者和批评家，新的文学概念和学术话语的生产背后，一方面有他们突破学科藩篱、发现文学和写作新质、拓展学术边界和研究视野、为文学注入新的方法的创造性动机；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来生硬套用概念、空洞肢解作品、把文学场域改造为操练各种跨界理论的演练场等学院知识生产的弊端，诸如各种冠以某某的“海洋书写”“海洋叙事”的惯性生产的论文可能会大量出现。从“新南方”到“新海洋”，各种政治、空间、地理的理论和方法不断涌入，这一切最终是否能够真正意义上推动青年文学创作的发展、召唤出具有“解放性”和“发明性”的文学力量，将是我们考量“新海洋文学”的重要依据，而不是它最终能催生多少论文或项目。这就涉及了我们要提醒的最后一个方面，地方性话语或者说“新海洋文学”的核心价值仍旧是、也只能是优秀的作家作品，而不应该止步于热闹的学术建构和理论探讨。“新东北”和“新南方”之所以饱受争议却又能“自圆其说”，就在于它们在证明自身的时候有杰出的作者和文本支撑，“新海洋文学”如果力图开拓海洋书写的新局面，为当代文学带来劲风扑面的冲击力，那就必须努力、持续召唤出更多优质文本和优秀作家，而不是最终沦落为被二三流作家廉价征用的“伪概念”（相反，优秀的作家却拒绝进入这样的地方性范畴）。

对“新海洋文学”做出这样的提醒，并不是否定它的可行性，相反，正是因为它的理论视野和美学属性更接近当代文学的“原野”——反中心、反秩序，从而使得它的出现和发展尤为值得期待。震惊体验、无边界性、边缘性、未知性，这是徐勇总结的“海洋元素的意义”。在此，我想举一个青年作家的例子，来佐证文学中的海洋元素对于一个作家的形象和文本的巨大影响。传统上我们不可能把出生在北方的孙频放置在“新南方”和“新海洋”这样的概念中讨论，但她近几年的海洋书写、岛屿书写却是证明“海洋”具有“解放性”和“发明性”的重要例证，尤其是她今年的中篇新作《雪隐于雪》。这篇小说是孙频这几年“海洋”或者“岛屿”系列写作（《鲛在水中央》《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我们骑鲸而去》《海边魔术师》《海鸥骑士》《落日珊瑚》等）的延续，也是“我们骑鲸而去”的逃逸线上生长出来的一部更为神奇、瑰丽又冷峻的新作。在《雪隐于雪》中，我们再次感受到一个北方作家让人目眩神移的对岛屿、海洋的感知力：浓烈、真切，充满奇崛又动人的想象。作者和叙事主体双重的放逐与“凝视”，赋予文本一种超现实的精神幻境的神秘、悬疑色彩，从而构筑出一种“比南方更南方”的独异的南方属性。孙频通过着力塑造一个岛屿漫游者、流亡者的群像、一次次反复出发的“逃逸”与“寻找”，在《雪隐于雪》中交叠出耐人寻味的复杂意蕴，关于人性、存在、文学、孤独、秘密、亲情、誓言、惩罚、宿命……孙频在“岛屿”形成的最极端的藏匿感中，重塑着我们的表情、动作、语言和存在方式，最后从更南方的南方折返回她的起点：北方与大雪，从而巧妙地消弭了地理和地域的边界，将文本牢牢地夯实在一种关于当代人普遍的精神困境的叩问之上。《雪隐于雪》让我真切体会到了曾攀对“新南方写作”中的海洋写作的期待：“向海、向粤港澳、向东南亚，构成了‘新南方写作’最为重要的面相，其中在汉语行旅中不断创生的南方新义，在‘海里岸上’的海洋写作中透露出来的南方伦理，以及经由地方性叙事而达致的精神构造与南方美学，形塑着‘新南方写作’以至于当下地方性文学书写中更为广阔的界域、更为新颖的经验以及更为开放的姿态。”

何同彬，评论家，现居南京。主要著作有《圆满即匮乏》《浮游的守夜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