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的云霄万里路（外二章）

山河板荡，从来“国家不幸诗家幸”。一曲幽州台歌，满怀志士不遇的悲怆；边塞幕府生涯，成就诗人的慷慨之作；襟怀磊落付壮词，揾一把英雄泪。诗人彭敏以初盛唐诗人陈子昂、高适及南宋词人辛弃疾为对象，用洒脱谐趣的文字对三人文辞进行别致生动的解析，将时代风云与诗词作品相结合，得以窥见诗词大家性格的多面与细部，提供别一种贴近观察历史人物的视角。

高适的云霄万里路

一

渤海高家说出来排面不小，但到了高适父亲高从文这一代，早已没落。

高从文做过最大的官，是韶州（今广东韶关）长史，熟悉唐代历史的人都知道，官员遭贬谪被嫌弃才去岭南，高从文混到这份上，高适若年少有知，对未来只能是倍感迷茫。

高从文死后，高适的生活立即陷于困顿。不同于李白的失掉五花马千金裘、杜甫的寄人篱下，高适此时的困顿让他不得不放下读书人的体面，胼手胝足下地务农，生活质量和老天爷心情过于紧密地绑定在了一起。一个没有灵魂的耕作者，不会得到上天的眷顾。那些年，地里的收成极为菲薄，高适蜗居于穷巷僻土，家里连扇正经的门板都置办不起，只能挂一床破旧的席子稍作遮挡。饔飧不继是生活的常态，低垂眉眼去亲友家中乞怜换回仨瓜俩枣，也不可避免。明明属于官宦人家，却早早尝尽了人世艰辛。隔着墙垣窥视几眼邻家的生活，心态就越发失衡了，一边是金鞭骏马、美人弦管，一边是瓦灶绳床、黄卷青灯。

埋头积蓄才华，择机出售，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弱冠之年，自认为学书学剑都有所成，高适离开宋中（今河南商丘），西游长安。不难想象，无论多么天才的人物，其长安初体验大概率都不会太愉快。长安的灿烂繁华被一道无形的结界笼罩在万仞墙垣内，普通人想要融入千难万难，哪怕是押上一生。年轻的高适幻想过许多美妙的场景，遥望九重君门，他眼里的光芒热切而坚定。这是年轻人专属的幻象，一直到世界露出冷漠狰狞的面目，他们的生命才会脱离肤浅的激情，转入深沉的苦闷。价值连城的宝物、安富尊荣的美官，都被君王闲抛闲掷给受宠的大臣，一介布衣再有才，连皇宫的门把手也难摸到。

“寂寞向秋草，悲风千里来。”公侯名王们在笙歌丝管中悠游度日，寒门书生只配书剑飘零，一蹉跎便是半生。他参加过科举考试，但没有背景的考生寸步难行。那么到处干谒达官显贵，能否在桌子底下分到一点残羹冷炙？不，就连那里也早已挤满了人。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别董大二首·其一》）

诗歌是一门奇幻的艺术，只因这一首《别董大》太过有名，高适在世人心中便永远留下了慷慨豪壮的气象，我们对他生活的全部想象也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可其实，《别董大》有两首，另一首如下：

六翮飘飖私自怜，一离京洛十余年。

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

从第一首的坚韧豪迈，到第二首的困苦自怜，这样的写作过程仿佛就是在模拟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状态：间歇性踌躇满志，经常性灰心丧气，帅不过三秒。

乏善可陈的生活像有什么在背后推着搡着一般，即便你绷紧全身肌肉顽强抵抗，前进的速度还是触目惊心。你望着镜中容颜，眼神缱绻，想要留住一切，可惜，断崖式衰老终有一天会呼啸而至，像老鹰抓小鸡崽一样把你拈在掌心。

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

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

（《除夜作》）

中国人最重陪伴，灯火万家的除夕夜，诗人却独自漂流在远离家乡的旅馆，热烈的节日气氛解不开他紧锁的眉头，而在辗转不眠的一夜过后，鬓边白发会和新的一年携手同来。

半生，就这样凄凉度过。

二

五十岁是知天命之年，高适波澜壮阔的后半生恰在这一年发生转折，也许只是巧合。

在宋州刺史张九皋的推荐下，高适参加了一次有道科的考试。张九皋的本意是希望朝廷重用高适，但当时朝政把持在奸相李林甫手中，李林甫觉得高适此人不过尔尔，高适就只得到了一个封丘县尉的工作。由于历史资料的欠缺，我们无法从阴谋论的角度来解读此事，但也必须指出，李林甫曾有过一个强劲的政治对手叫张九龄，而张九皋，恰恰就是张九龄的亲弟弟。

无论如何，高适结束了布衣身份，成为国家公职人员。县尉相当于今天的县公安局长，听起来挺威风，但古代的县无论人口规模还是经济体量也就相当于今天的镇，基层工作不好干。很多唐代诗人考中科举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县尉，这也就是说，高适摸爬半生才终于来到了很多年轻人的起跑线。而曾经的高适显然不是这么规划人生的，他的几句诗被人们频频引用：“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

高适活了大半辈子没有上过班，早就闲散惯了，在星空下大吼大叫，在春天里策马狂奔，他都擅长，但在国家机器里一板一眼地履行一颗螺丝钉的职能，他完全不能胜任。作为县尉，公门百事皆有期，没有留下丝毫摸鱼划水的余地。领导面前点头哈腰还不是最痛苦的，为一点破事不得不鞭挞升斗小民，把一幕幕惨绝人寰的血泪哀号都咽进肚里，对他灵魂的冲击尤为剧烈。圣贤之书和官方宣传体系从来都标榜读书做官就是要仁民爱物，那他现在所做的一切又算什么？把满心郁结说与家中妻儿，得到的却只有轻飘飘的哂笑。一个人很难跳出时代语境去审视自己的生活，但好在高适从历史当中找到了自己取舍的依据。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去彭泽县令，结局并不美好，甚至沦落到灾年乞食的境地，但高适还是毅然步其后尘，辞去了县尉一职。大不了，就再回到躬耕南亩的生活。

此时的高适，诗名渐盛，佳作频传，不同于一般的书斋诗人，他政治视野犀利宏阔，擅谈王霸大略，虽然只能在成都小吃指点江山，气场已然不似池中之物，缺的只是一次贵人提携。五十三岁那年，贵人出场了。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

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西鄙人《哥舒歌》）

一代名将哥舒翰，在安史之乱爆发前的大唐军事格局中，是与安禄山分庭抗礼的人物，安禄山在东北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哥舒翰则在西北为陇右、河西节度使，因大破吐蕃而威名赫赫。李白赞他“浩荡深谋喷江海，纵横逸气走风雷”，杜甫羡他“智谋垂睿想，出入冠诸公”，然而他对李白、杜甫这样的文人并不感冒，却在见到高适之后大为惊异，不仅以高适为幕府掌书记，还在唐玄宗面前大力揄扬，俨然把高适作为自己的政治接班人。不出意外的话，只要哥舒翰屹立不倒，高适的前途将会是拨云见日。

然而，历史的车轮开始胡乱滚动。在高适五十六岁那年，安史之乱爆发了。平静的池塘忽然坠入一颗千斤巨石，所有人命运的浮萍都在风雨飘摇中失去了方向。

糜烂的局面离不开玄宗的过度宠信与一意纵容。安禄山的狼子野心伪装得再好，早有不少有识之士看破说破，是玄宗的一项奇葩操作断绝了防患于未然的可能性——只要有人汇报安禄山阴谋造反，玄宗就把此人五花大绑快递到范阳（今北京）交由安禄山处置。渐渐地，没人敢再去进“谗言”“离间”这对君臣，当安禄山起兵的消息传到长安，玄宗一脸的惊诧莫名，在大小臣工的眼里显得可笑至极。

当时，唐朝兵力配置“重外轻内”，精兵强将都在边镇，辽阔的内地几乎毫无战备，安禄山手握十五万边兵，砍瓜切菜，只用三十四天就拿下了东都洛阳。大批州县甚至是望风瓦解，连一点象征性的抵抗都没有。雪上加霜的是，在叛乱发生之初，包括玄宗在内，朝野上下都认为大唐盛世坚如磐石，安禄山的反叛在军中毫无群众基础，不日就将兵败授首。因此，当名将高仙芝、封常清率领一帮乌合之众被安禄山打得满地找牙，玄宗没有意识到这是因为双方绝对的实力差距，反倒听信监军宦官的谗言，一怒之下将二人处斩。

唐军很快又拼凑出二十万兵马，囤积在长安东面的潼关，并将哥舒翰任命为统帅，负责潼关保卫战。让哥舒翰去抗击安禄山，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哥舒翰和安禄山一向互不对付，嫌隙很深，不用担心两人暗通款曲、里应外合；坏处则是十个月前，哥舒翰就在洗澡时中风瘫痪了，此时正卧病长安，整个人功能是否齐全大大存疑。

无论如何，高适也跟在哥舒翰军中出谋划策，有机会在时代的惊涛骇浪间纵横试水。哥舒翰身体抱恙，头脑却还清醒，他知道敌人远道而来，利在速战，近半年时间里，他都选择坚守不出，打算拖死安禄山。可无奈，急于求成的玄宗却不能接受李家的锦绣江山竟有群魔乱舞，不断催促哥舒翰速速出关平叛。哥舒翰不得已，只能听命，大军开拔时，他哭得像个两百斤的孩子，他心里清楚，此战，必败。

距离长安不到三百里的潼关就这样失守了，敌方只不过出动了两万兵马，哥舒翰的二十万大军竟然在几天时间里灰飞烟灭。长安成为待宰羔羊，大唐王朝命若游丝。

哥舒翰的命运令人扼腕。他被手下部将俘获，作为惊喜大礼包献给安禄山，曾经傲然睥睨的他倒也识时务，迅速调整好心态，口称万岁，愿为自己曾经的死对头效犬马之劳。只可惜，安禄山很快就发现他啥也不是，将他弃如敝屣，囚禁于洛阳。安禄山死后，其子安庆绪顺手就把哥舒翰给“赐死”，节约一份伙食。

三

半年多的狼烟折戟，加上此次孤注一掷，玄宗也知道大唐王朝已经走到了命运的岔路口。他密切关注潼关战局，如若前方无虞，每三十里一座的烽火台就会通过接力举火的方式把平安的消息传回长安。

这一日暮晚，玄宗久久伫立远眺，平安火却始终未至，不祥的预感和惊恐的情绪在宫城四处蔓延。

很快，包括高适在内，一批劫后余生的官军狼狈逃回，带来了可怕的消息。

玄宗集百官于朝堂，问以救亡图存之策，百官默然不敢应声，平日里热闹不凡的大殿里一片死寂。最后还是高适挺身而出，提出一个让玄宗十分“肉痛”、百官无比惊恐的解决方案：打开国库，花光所有积蓄，招募城中敢死之士，所有官员也都发动家中童仆子弟，上前线共同御敌。

如果高适的方案被采纳，接下来将会上演一场可歌可泣的长安保卫战，无论成败，都会在史册上留下浓烈的一笔。然而，玄宗心里早已有了“万全之策”，那就是避敌锋芒，逃往群山阻隔的蜀地。这当然非常不光彩，但总好过巢倾卵破。

君王“巡狩”，銮舆播迁，容易引发不可测的动乱，故而行动只能悄悄展开。黎明时分，长安下起了蒙蒙细雨，大多数王公贵族、文武朝臣还蒙在鼓里，玄宗则在一支禁军的庇护下，带着杨贵妃姐妹等一小拨近幸，毅然出逃。即便已经弃万民于不顾，玄宗的宽厚仁德仍然在史书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据记载，玄宗一行途经国库，宰相杨国忠为免其中财物便宜了安史叛军，建议放一把火，玄宗却不答应。他担心叛军来时，若不能从国库得到补给，那就必然狠狠搜刮劫掠百姓，为百姓计，只能把国库留给叛军。当大队人马通过了渭水之上的咸阳桥后，杨国忠又想放火烧桥，以防追兵，玄宗再次出言制止：“给老百姓留条逃生通道吧。”

一生英明神武的玄宗，蹒跚走入他人生的至暗时刻，而马嵬兵变的发生，就仿佛在他已然身陷泥淖时，又有人踏上了一万只脚。杨国忠死了，杨贵妃姐妹也死了，皇太子李亨不再俯首听命，而是借故另立山头，后来干脆先斩后奏撇开老父亲自己登基为新皇帝。在河池（今陕西凤州），已经被玄宗“抛弃”在长安孤城的高适又追了上来，从兜里掏出一封上书，鞭挞时政，纵论天下大势，玄宗嘉其忠勇，擢为侍御史，扈从入蜀。

长安沦陷前后，很多官员没什么心理负担就改弦更张投降了安禄山，其中不乏一些深受过玄宗宠信的人。这让玄宗很是受伤。叛军势盛，依靠谁来与之抗衡，颇费踌躇。恰在此时，新任宰相房琯建议玄宗实行诸王分镇，把几个儿子派出去各自经营一块地盘，被玄宗欣然采纳。乍看上去，这条计策似乎很不赖，能够增强力量，凝聚人心，但其中蕴藏的风险却容易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