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的巴尔扎克为何伟大？

1829年，在第一部以真名发表的小说《朱安党人》中，巴尔扎克（1799-1850）借小说人物之口感慨道：“小室的墙上伸出许多古怪的隆起部分，全是多热蒙亲自拿一袋袋金子筑成的。这些金子是他的命根子！每逢来到这里，他就像被埋在金矿里一般，处于一种陶醉状态之中。”——这一种“埋在金矿里”的“陶醉状态”也是巴尔扎克本人毕生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尽管在现实中他的这一梦想从未能够实现。

巴尔扎克的“黄金梦”：弃文从商却债务缠身

巴尔扎克的“黄金梦”跟他的家庭背景息息相关：他的父亲是农民出身，凭借个人奋斗做到市参议员；他的母亲出生于巴黎马雷（直译“沼泽”）区富商家庭，是一位银行家的女儿。1816年大学毕业后他不愿当律师，遭到父母强烈反对。最终双方达成协议：两年之内，父母供应他每月120法郎生活费；两年后如果创作不成功，他仍须回归父亲友人开设的律师事务所。于是，巴尔扎克在巴黎的穷人区租住一间阁楼，每天只能靠三个苏（苏是当时法国辅币，相当于1/20法郎）的牛奶面包果腹。两年后，他的五幕诗剧《克伦威尔》以失败告终，父母无情中止了经济资助。但顽强的巴尔扎克没有妥协，而是选择写作为职业，期盼有朝一日能成为“文学的拿破仑”。

白天，他专注于阅读和写作；夜晚，他时常漫步在塞纳河左岸，混迹于工人中间——“当我倾听这些人谈话的时候，我能体验到他们的生活，我感觉自己身上穿的是他们褴褛的衣衫，脚下蹬的是他们的破皮靴，他们的愿望、他们的需要都进入了我的灵魂，或者说我的灵魂附到了他们身上。”若干年后，他将这一经历写进嘲讽“嗜金症”的小说《法西诺·卡讷》（1836）。在此期间，巴黎一帮文学青年模仿18世纪末伦敦“格拉布街”文人设立文学作坊，为书商炮制流行小说。为了摆脱经济上对父母的依赖，巴尔扎克也加入其中——像与魔鬼订立契约的浮士德，他期望通过“卖文”实现人生抱负。

从1820年到1825年，巴尔扎克以各种笔名参与或独立创作了十多部通俗小说。生计问题虽然暂时解决，但艺术家的良知却让他饱受煎熬。他知道这类粗制滥造的“商品”，绝不会带来他所期盼的荣誉。他把这些作品称作“文学垃圾”、“文学粗饲料”，成名之后干脆拒不承认上述作品乃是出自他的手笔。同时，为了进一步巩固经济基础，彻底摆脱为金钱而写作的烦恼，他决定退出小作坊，正式投身商海。

巴尔扎克的第一个商业项目，是与书商合作出版袖珍版《拉封丹全集》。在筹集足够资金后，雄心勃勃的大作家将首印数定在5000册，丝毫没有考虑市场需求。《拉封丹全集》销路不佳，合伙人见势不妙，赶紧抽身退股，剩下巴尔扎克独立支撑。不巧的是，此时他又遭遇另一名无良书商，开出高价将滞销书悉数盘走，支付给他的却是无法兑现的破产商号的期票。为了弥补损失，巴尔扎克决意追加投资收购一所印刷厂，继续印刷出版《莫里哀全集》《高乃依全集》《拉辛全集》以及他本人的作品。1826年，巴尔扎克的印刷厂在巴黎马雷区的一条小巷中正式开业，但生意清淡，收入微薄，于是次年，这位富于想象力的“老板”又追加资本再次扩大规模，成立将铸字、印刷、出版各环节组成一条生产链的印刷公司。

平心而论，由于遗传基因和家庭熏陶，巴尔扎克的商业眼光是一流水准（印刷业在当时属于朝阳产业），然而他缺乏商海实战的技能：既不懂核算成本，又不会节约开支，更不曾下功夫去研究经商这门学问。尽管他“不得不和纸张油墨打交道、看校样、整理单据”，可是他的思想却总在想象中的世界翱翔，心不在焉——总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让他分心，比如当时他正为拿破仑帝国一位将军遗孀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撰写回忆录——膜拜贵族（及其夫人）是巴尔扎克一生之痛，为此他不惜伪造档案，在自家姓氏前硬生生加上“德”字，日后在文学圈传为笑谈。

不仅如此，他总是习惯于提前消费想象中的利润（主要用于个人挥霍享受）；而面对书商欠他的债务，则漫不经心地同意对方以积压的书籍作抵偿。在这样一种“佛系”管理之下，公司的债务如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更要命的是，早在他出版发行插图精美的《莫里哀全集》之时，当地书商便联合一致抵制这位未来的同行，袖手旁观等待他破产清算，然后可以从容收购他的资产。果不其然，三年之后，由于资不抵债，巴尔扎克被迫贱卖他的“一条龙”企业，蒙受极大的经济损失。债主将他包围，走投无路的巴尔扎克只好逃到朋友家暂避风头。

商场打拼数年，巴尔扎克不但分文未得，反而欠下父母亲友近十万法郎的巨额债务，终身不得解脱——这一经历似乎告诫人们，干事业光有满腔激情是不够的，许多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们可以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但一定要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当然，从另一方面看，这一段失败的经历也成为他终身享用不尽的“财富”——日后，在《幻灭》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夏娃和大卫》（1843）中，那位可怜的具有发明天赋的印刷商所遭遇的种种不幸，巴尔扎克无不一一“身亲历之”。

由于出版销路不畅，很长一段时间，他维持公司经营唯一的办法是借新债还旧债。正是在此过程中，他熟悉了巴黎放债人的种种勾当。他甚至也曾因欠债逾期无法归还而锒铛入狱，饱尝铁窗之苦。他被迫东躲西藏，转移住所，或是让信件投递到错误的地址。他和债务生活在一起，就像和取之不竭的生活源泉生活在一起。而所有这些资源，最终都转化为创作的素材——仿佛同时代的美国思想家爱默生将他的日记称为“储蓄银行”，其中隐埋着无数的宝藏。

文学里的“金钱王国”：对各色各样的贪婪作出透彻研究

“负债为了投资，这就是资本时代。”19世纪初，正值法国从手工业社会向商业社会的转型时期。资本时代的大幕已徐徐打开，与资本运作关系最为紧密的商业与银行业是法国社会的两大支柱。信贷从这时起，也成为商业与银行业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

作为一个伟大时代的记录者，巴尔扎克对这一题材极为敏感。莫洛亚在《巴尔扎克传》中曾评价说：“在《人间喜剧》里，金钱、谋财的手段、嫁妆、遗产、交易、银行、高利贷、篡改遗嘱、巧取豪夺的比重同爱情一样多，甚至还要多。……有两个因素决定了万能的金钱在他的作品中充当首要角色，即作者本人和他的时代。”从《驴皮记》（1830）等早期作品开始，信用法则便在他的小说中一再显现，在《赛查·皮罗多盛衰记》（1837）中商业法则及其运用更是达于顶峰——巴尔扎克本人一向对金钱、权力和女人着魔，热衷于这种“神圣的三位一体”，而现实的素材经过他的“点金手”巧妙摹画，乃成为当之无愧的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以《高利贷者》（1830）《欧也妮·葛朗台》（1833）以及《纽沁根银行》（1838）三部作品为例。波旁王朝复辟后，贵族虽然恢复了“古旧门第”，掌握了国家政权，但是经济命脉却操纵在大大小小的金融资产者手里。他们不仅控制了银行、商界、政府信用部门，而且控制着法律、政治和社会风俗，成为“无人知晓的国王”和人们“命运的主宰”，以至于整个巴黎的工商业都要放在他们的“天平”上称量，而后方能确定价值几何。

《高利贷者》中主人公高布赛克主要的剥削方式是放债，通过五至五十分的高额利息盘剥借债人。他和他的同伙组成一个操控巴黎经济的无形“裁判所”，其威权犹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与之相较，葛朗台兼高利贷资本、土地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于一身，其生财之道令高布赛克望尘莫及——葛朗台富可敌国，但生性吝啬，他“爱金子就像爱自己的生命”。

然而，葛朗台守财奴式的精明狡猾比起银行家纽沁根又要稍逊一筹。纽沁根是深谋远虑的阴谋家、政治家兼金融家，他数次使用银行停止支付的办法获取巨额财富。他的发家手段包括但不限于资金的腾挪周转、制造假象、散布谣言……最终在资本市场股票、公债的涨落中收割韭菜，牟取暴利。照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一书中的说法，巴尔扎克笔下反面人物的形象无不栩栩如生（正面形象往往平淡无奇），乃是源于他惨痛的生活阅历和教训。

在《赛查·皮罗多盛衰记》一书中，信用法则及其叙事占据了核心地位。在商业鼎盛期过后，由于既无法收回投资，又融资无门，皮罗多陷入资金周转的困境，被迫宣告破产。小说主人公皮罗多，面对的是个体与法国信贷系统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根本无法化解，主人公最后也被逼上绝境，只能一死了之。城市小资产阶级皮罗多所遭遇的困境，在广大的法国农村其实更为常见。大革命之前，农民普遍遭受封建领主的剥削；大革命之后，由于贵族领主的经济力量被削弱，高利贷资本家在乡村经济战场上一举占据上风，“他们用小额信贷来剥削农民，并且使农民成为靠他们过活的人”。

作为巴尔扎克文学生涯96部作品中唯一一部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农民》（1844）一书对这一高利贷债务系统中农民遭遇的刻画（就像“虫子夹在锤子和铁砧之间一样”）曾引起马克思的高度重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将《农民》作为论据，揭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向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扩张及其对农业农村所造成的危害。

众所周知，巴尔扎克处于“信贷是商业的灵魂”的时代，他对信贷和商业书写的持久兴趣，以及独特的表现手法与他的亲身经历有关。由于母亲出身于银行世家，其亲友多为巴黎马雷区的商人，从小的耳濡目染使巴尔扎克对这个行业的运作相当熟悉。唯其如此，像18世纪致力于法国金融改革的银行家约翰·劳一样，巴尔扎克对资本逐利导致的盲目投资现象颇为担忧，他认为金融业应向生产企业倾斜，为具有创新精神的工商业服务——这一理念在当下仍具警示作用。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说：“巴尔扎克的小说和《共产党宣言》，从二者的启蒙作用看，在某种程度上是相近的。”——他们的目的，不仅是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造这个世界。

为了宣传他的思想学说，巴尔扎克于1840年与友人创办《巴黎评论》——这是一份每期125页的文学与政治月刊——他在杂志第三期（也是最后一期）上发表长文《论工人》，痛斥“金钱王国”的乱象丛生：“当一个国家到了眼里只有金钱的地步（‘选举、政治权利统统建立在金钱之上：你有没有缴纳税金？’），当‘与利润这种反社会运动相对立的任何道德力量’均不存在时，人们便可以明白‘工人的骚乱’何以发生。”

在拥护波旁王朝的奥尔良主义体制中，政府禁止自己充当雇主和工人之间的调停人，但没有禁止自己“炮击聚集在街头和在街头从事犯罪活动的群众”的权力。巴尔扎克尖锐地指出：“当一个政府动用兵力去对付群众时，有错的并非群众。在任何情况下，皆错在政府，甚至在政府是获胜者时亦是如此。”《巴黎评论》总共出刊三期——一方面由于言论尺度过大，随时有被政府查封的危险；另一方面更是因为经营不善导致的账面亏空（杂志订户只有区区300名，而根据成本核算，至少要有2000户才能维持生存），于是被迫停刊。

像马克思一样，尽管终身不免为金钱所困，但巴尔扎克总能洞悉其本质，正如他在文章里所说，资本所到之处，地球几乎变成“一部金钱开动的机器”了。而金钱带来的人性的扭曲，也为巴尔扎克提供了无尽的题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个脚注中写道：巴尔扎克“对各色各样的贪婪做了透彻的研究”，这种对性格、贪欲的各种“细微差别”的细心态度，使巴尔扎克创造出来的不是一些抽象程式的脸谱化人物，而是一系列具体生动同时又是社会“典型”的性格。

换言之，他凭一己之力，创造出一个包含2400位栩栩如生人物形象的文学世界。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书信中，马克思建议老友去读一读巴尔扎克的短篇《不出名的杰作》和《言归于好的麦尔摩特》，并宣称“这两本小杰作充满了值得玩味的讽刺”。马克思将巴尔扎克和塞万提斯并列在西欧“所有小说家”之上，并曾一度下决心研究《人间喜剧》，可惜时间迫促，未能如愿。

《人间喜剧》的艺术宝藏：“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

与马克思的看法一致，恩格斯在致哈克奈斯的信中对巴尔扎克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在恩格斯看来，一切“经济细节方面”的知识，纸上得来终觉浅，必须要像巴尔扎克一样“践行”之后，才能变为真正有用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