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宁桥叙事诗

1.田野

事情是从杨美玲的失踪开始的。

我叫田野，三十岁之前我在杭州某报社当副刊编辑，三十岁之后我写小说。朋友说，你只是在想象自己是一个作家。她说的大致不错。我想我天赋欠缺，努力程度亦有限，写成几个短篇投了投各大文学期刊，回音寥寥。梅雨季节，江浙一带阴雨连绵，我将窗帘换成透光的乱麻纱，躲在潮湿的出租屋里对着电脑，深居简出数月之久，除了将几部老刑侦剧翻来覆去地看，并无其他收获。这趟返乡的短途旅行让我暂时透了口气。县城至今还没有通铁路，回去要坐两个小时的大巴。车厢内仍然是那样沉闷混沌，除了座椅布更旧了一些，污迹也更多了些，与以往数年间并无变化。像一个时间停滞的空间。工作日的下午乘客很少，偶尔响起几句乡音，窗外掠过城市边郊空旷的景色，我感到少许无聊，此外更没有别的情绪。

杨美玲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们白天在镇上念书，放学后在路边拦小巴，一起回到村子里。读高中时我们到了县城，她成绩好，在城西的S城一中读书，我则在城东，从此天各一边。只有周末偶尔回到村子里，我们仍然会结伴去山上的竹林，在寂静的山坟之间晃悠。她是那种纤细敏感的女生，有一次在竹林，我想去更深处采鲜红的野莓，她忽然拉住我的手，一言不发地带我走出那片不见天日的芦苇丛。她悄悄告诉我，她在我身后的墓碑前见到了一个已过世的老人，她和生前一模一样，只是脸更白了，像涂着面粉。那时还是土葬，墓室建得很宽敞，死者生前的衣物，死后所需的用品，可以一应俱全地摆放进去。人们常传言见到死去的亲人。我不相信怪力乱神之事。但不知为何，她那些神秘的话和她轻轻的带着舒肤佳香皂气味的吐息，一时将我笼罩起来。于是我们一起发起抖来。我们跑得很快，山风快要将我们吹起来，和烧稻草冒出的野烟一起缭绕上升。

对于童年时代，我并无太多眷恋，除了和杨美玲一起去看戏的晚上。那时搭台看戏是村里最热闹的庆典，人们拎着长板凳和竹椅，摇摇晃晃一齐朝开阔的晒场走去。我和杨美玲混迹其中。我们穿行在戏台外围琳琅而肮脏的小摊贩之间，吃完棉花糖，又吃烤香肠。淀粉香肠裹着甜面酱和孜然粉，是那时最受欢迎的小吃。有人在卖盗版影碟和音乐磁带，大多是我父亲喜欢在开车时听的发烧金曲串烧。我买过一盒飞儿乐队的磁带送给杨美玲。她喜欢那个女主唱和歌中所唱的吉卜赛女郎。我们远远看着戏台上在演书生小姐的事，那时没有提词器，唱词听起来很模糊。但我们都知道十八相送的故事。可记得井中双双来照影。我和杨美玲也曾经在老屋那口旧井里彼此探看过。那些影子，后来都照到哪里去了呢？

我离开了老家。后来我听说杨美玲已回到县城，几年后和一个男老师结婚，隔年生了女儿，她辞去工作，专心当起了家庭主妇。听说那个老师是她读书时的班主任庄建安。我见过他一次。那时我不爱读书，在课堂上用小灵通和杨美玲发短信。她是好学生，只是对我保留少许例外，有时我们发起短信来，可以洋洋洒洒数百条。她告诉我，学校食堂难吃得要命，她很想念我们在电影院附近吃过的生煎。于是我偷偷翻出墙去，穿过大半个县城，把一塑料袋生煎藏在外套口袋里，混进一中去找杨美玲。谁知忽然打了上课铃，我掩耳盗铃地挤在杨美玲和她同桌之间的椅子空隙上。走进教室的庄建安是个体面的年轻人，大概刚出大学不久，有种亦庄亦谐的书生气。他没揭穿我。后来在放学后的走廊上，杨美玲和我告别，她要去庄建安的办公室一趟，想必是为了接应我溜进学校的事。我走到楼梯口，想到要回头看一眼。黄昏时分的走廊被斜照的阳光切割成一明一暗的两半。我见到杨美玲与庄建安站在办公室外，他们站得很远，影子却在瓷砖墙壁上贴得很亲昵。杨美玲脸上有种我没见过的表情。我站在落日余晖里，忽然觉得杨美玲离我很远，从此后还将越来越远。

那之后，我不再穿过县城长长的堤坝。

S城一中与我记忆中大致相仿，只是外墙已经翻修过，格外光鲜整饬。来前我已经找县城报社的朋友通过气，只是来得不巧，有个警察模样的男人与我几乎同时到达。隔着保安室灰蒙蒙的玻璃，保安悄悄告诉我那是小李警官，来调查长宁桥的碎尸案。长宁桥在一中附近，靠近S城的主峰清凉山，寸土寸金，许多独栋别墅建在此处。他还欲说碎尸案的事情，我却没有再听下去，因为我知道杨美玲是住在长宁桥的。以前朋友就断言我是回避型人格，擅长将周遭的烦扰和悲剧的预感远远避开。我打着采访教学成果的名义，又有记者证，那位小李警官没有多问。一中去年出了高考状元，家长们都愿意出大把钱将孩子送进来。实际上，我是来找杨美玲的女儿庄旋的。听说高三的学生暑假都会来学校里上补习班。

接待我的张素梅老师很客气，是那种干练妥帖的老教师，说话有股娓娓道来的意味。她说我来得迟了，庄旋已经休学一星期了，因为学校里有些不好的传闻。

来得迟了。

我想起尹桂芳那折《宝玉哭灵》，一开头便是，我来迟了，妹妹啊。听说曾几何时尹桂芳演这出戏时，女工们往往驻足在戏院外，只为了听她唱那一句百转千回的妹妹。只听这一句。听完便心满意足地离去。我想女工们是最知道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深意的。

由于暴雨持续的缘故，我的行程大约延迟了一个礼拜。看来在此期间，事情已经发生了诸多风云翻覆的变化。柳老师建议我直接去拜访庄建安，他在S城语文教育界很出名，是儒雅温和的人物，交游上亦颇有手腕，教育局局长曾拜托他替亡母写就一篇骈四俪六的悼词。想必他很愿意见一见妻子的老朋友。

只是我却不愿意见他。大学时代我经常和杨美玲打电话。后来得知杨美玲结婚后，她有家事牵缠，我已进入社会工作。报社钱少事多，人事倾轧比起私企更混乱难言，我也少了很多青春时代的绮念。于是逐渐断了联系。对于她此后的人生，我似乎再也没有动问的心情，更不必说真正走进她的家。在我的想象中，以她爱好齐整的性格，想必她家门口一尘不染的木地板上，一定铺着洁净的花纹毛毯，散发出织物暖洋洋的气味。

一想到要踩在这样的毯子上，我忽然就心生畏惧，我怕自己会没来由地掉下眼泪，或者从此厌恶起织物的熨帖香气。

补习班的氛围如即将到来的盛夏一样沉闷。长夏无病三分虚。此时是正午，森森的冷气透过门缝，厚厚的窗帘遮了起来，学生们正在午睡。在这片寂静中，我似乎见不到活人的气息。却有一个野草似的女孩从楼下跑了过去，穿过枝叶茂密的紫藤回廊而去。我蹑足远远跟着她。隐秘的角落里矗立着一栋正在翻修的红砖墙建筑，是老行政楼。学校扩建后，这里将要改为新的学生宿舍。

我一路跟随她跑上荒废的楼梯，直到顶楼被封锁的天台。虽说是封锁，但仅是堆了一些课桌椅，摆着禁止通行的警示牌，对于顽劣的学生而言并无威慑力。我在楼顶的一排排太阳能热水器中间藏身，反射的日光使我感到一阵眩晕，在夏天的空气中，所有景象都如同浮在半空的海市蜃楼，带来强烈的不真实感。我经常想起这个正午。这是我初次见到陈鲤明晃晃的脸，晒得像凝固的蜂蜜，尽是少女尚未被社会规训过的那种野蛮。曾经，我与杨美玲的脸上也有那种东西。陈鲤穿着极简朴的半旧汗衫，领口已微微磨损，脚上是一双冒牌的匡威帆布鞋。从张素梅告诉我的话中，我早已想象过很多次，庄旋是如何浮现在灰色的人群中，她爱穿藏青和黑色，如同一束包裹在尸衣里洁白的百合。她继承了杨美玲的落落寡合。她唯一的朋友叫作陈鲤。

陈鲤已走到了目的地。天台的尽头别有洞天，破损的课桌椅被丢弃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形似天然堡垒的秘密基地。一个男孩半蹲在那片开阔的边缘，他看上去单薄且笨拙，额前留着半长的刘海，毫不起眼。我看不清他的眼睛。陈鲤叫他林年。林年面前的塑料布上有一只死掉的黑猫。猫身上没有明显的伤口，之所以如此断言，是因为我已经闻到了阴冷的腐臭味。我在某次采访现场闻到过那种气味，像腐肉混合着廉价香水，在蒸腾的热气中令人几欲呕吐。

我想看看他们究竟躲在这里做什么。出于一个半吊子记者的习惯，我总是擅长做旁观者与记录者，但避免置身任何事件或情感之中。但陈鲤已经发现了我。她朝我藏身的方向说，你是谁？为什么跟踪我？她咬了一下嘴唇，很笃定地说，我知道你不是老师。

我只好从藏身的地方走了出来。

我说，我不是老师，我是一个写小说的。听说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我想或许是适合写成故事的。

陈鲤不相信似的扯着笑，她说，你来得太迟了。警察早就什么都问过了，我已经全部告诉他们了。庄旋没有杀人。

来得迟了。每个人都这样告诉我。

我说，我不想知道你告诉警察的话。我想知道要是你和朋友聊天，聊起这件事，会怎么说。

陈鲤说，阿姨，你想和我做朋友吗？那你可以写写我的故事吗？

我说，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就会写。

陈鲤笑了，她从抽屉里抽出一张过期报纸，扔到我脚边。我领悟到这是友谊的表示，于是将它铺在地面上。我们席地而坐，像春秋末年孔子的门徒，对什么问题都可娓娓而谈。名叫林年的男生始终专心致志地守卫着那张塑料布，他只看了我一眼，碰到我的目光就躲闪开去，再也没有抬头。我终于看到他的眼睛，原来是非常秀丽的，像容易碰碎的玻璃器皿。我注意到他穿着不合时宜的长袖，手腕上露出隐约的青紫色瘀痕。

我对陈鲤说，那就从黑猫的尸体开始讲起吧。

2.陈鲤

黑猫的尸体有什么好说的呢？我想先谈谈我自己。

我叫陈鲤。我的妈妈是个胖胖的很爱笑的劳动妇女，她找的老公也差不多，矮胖胖，有双勤恳老实的手。大家都说他们有夫妻相。他们开了一家小店。在S城，人们把所有的杂货店称为小店，与之相对的是超市。虽然每天勤勤恳恳，也赚不了什么大钱。尤其是超市出现以后，小店的生意更加不景气。我记得还在C镇时，我们和其他几户人家一起住在院子里。那时我可以坐在屋檐下，和奶奶一起剥晒干的黄豆粒，就这样坐一下午。后来我就和爸爸妈妈一起住进了小店的二楼。我的房间很小，放着难看的合成木板做的家具，桌椅的高度一点也不适合趴在上面写作业。

我想念窗外可以看到瓦片的C镇。不过，也有一件好事。我碰到了在C镇时的同学林年。那时我们出双入对，林年的爸妈喜欢我，给我送地里新长成的玉米，带我去镇里的假冒肯德基过生日。我喜欢吃炸鸡翅，把可乐里的冰块捞出来嚼得咯吱响。大人们都说我和林年以后会结婚，他们总是很乐意开这类娃娃亲的玩笑。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确实喜欢林年，林年也喜欢我。我们经常玩过家家的游戏，虽然谁也不知道什么是爸爸妈妈，但我把一盒子的洋娃娃都摆在床上，当作我们的小孩。我用奶奶的缝纫机给自己做了一块新娘头纱。阁楼是我们的新房。天光照进来的时候，像在为我们加冕。我们也打架，有时几乎要打得头破血流了，无非是为了抢玻璃珠，或者吵奥特曼和孙悟空谁更厉害的事，但有人来打我时，林年总是挡在我面前。我分不清他头上的血是被我打的还是被别人打的，但我觉得他那样看起来有种莫名的悲壮。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后来会变成一个吝啬而感伤的人。

从三天前开始，庄旋就几乎不和我一起回家了。其实，我们本来就是住在两个方向的。但我总是陪她走回长宁桥。我以为只要我们愿意，即使是不同的方向也总是可以一起回家的。那片位于半山腰的别墅区，充斥着我觉得十分陌生的清新空气，是由蔷薇花和清凉山的雨雾所构成的。庄旋家不是独栋，和其他几户人家相连，与这条路上其他高墙大院的人家不能相比。不过和我所居住的杂货店比起来，已经富丽堂皇多了。我喜欢读她书架上的小说，吃杨美玲阿姨做的酸甜的罗宋汤。还有花园里的秋千，我们经常在那里打发时光。庄旋将杨美玲卧室深处的旧物件翻出来，日记本，外国硬币，录音机，还有一盘盗版磁带。封面印着飞儿乐队，里面则是恶俗歌曲大杂烩。我们只喜欢听磁带的第二首，翻来覆去地倒带。缥缈的女声在唱，风儿你要轻轻地吹，莫要吹落了我的红蔷薇。

我和庄旋之间有一个秘密，那就是我们会在放学路上玩一种侦探游戏。之前我在庄旋家看了福尔摩斯探案集和霍桑探案集，知道了演绎法，对扮演侦探这件事很痴迷。庄旋说，我们可以每天破解一个小小的谜题，比如，今天班级里的盗窃案真凶是谁。通常庄旋是知道谜底的。我继承了父母的智商，脑子总是打不过弯来，考上一中要算是种狗吃屎的运气，因为我在理科上有点天赋，曾经参加过编程比赛，还得了个小小的名次。不过那得益于我的笨方法，我每次都将自己想象成计算机，将题目里的程序如实地操作一遍。这种方法当然很快就失效了。我想我以后会像父母这样，继承家里的杂货店，和林年或者像林年一样的男人结婚，然后一辈子忽然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