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先生

作者: 端木赐

我愿意称呼他为潘先生,保有我人生中可以提炼的所有敬意。

摄影师潘先生和他的光影镶嵌在一块,日常作为灯光师的我,要小心翼翼地区分那些光影中被模糊了的现实,抑或变作了真实的谎言。

看着城市里形迹可疑的人群,包括潘先生的背影——我疑心这个中年男人会在某日,怀揣着数码相机消失在春暖花开的街巷里,沉迷于某段冗长的谈话,成为喧闹里的一次定格。与之呼应的,是他对看电视的热衷——我们搭伴出差,他擅长用那些无聊的电视声像助眠,甚至令我对电视机产生迷惑;很多时候他已酣睡,我却执迷在连续的光影里。

——大脑完全陷入空白,我对这个机器称得上深恶痛绝,它自说自话,让自恋的我成了旁观者。这比被摄影师偷拍还令人愤怒。准确来说,潘先生是一个卓越的摄影师,至少在他的概念里一定是。我的恐惧在于,面对所有的镜头时都会摆出逃跑的姿势。

如果有机会,我希望销毁掉所有和自己有关的影像,这一世就清清白白了。然而,摄影师擅长整理和收纳,他们将人类安放在时间的数据流,致使真实的世界愈发迟钝。

关于某个特定职业,描述起来是枯燥乏味的。身份就像生物标本,有骨骼和血肉,有规则和秩序;这看似完美,可还是沦为约定俗成,将之赋予了存在的意义。除非将他定义成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摄影师,或者最后一个,才算得上是一种褒奖。

这样的假设意义何在?试想地球毁灭时,熔岩将大厦吞入巨口,所有的物体发出尖叫。他举起相机,不露声色,身体呈“h”型,快门声无比庄严。咔嗒一声,周身缭绕着净化的光芒,他就这样将人类、社会、美德这些美好的词语,一并埋葬在了光谱的序列里。

我希望他保有愤怒,以及不甘,甚至加之到毁灭世界的计划里。

有时候我会琢磨,猎人,盗贼,欺诈师,是不是潘先生的多重身份。他们一样粗暴且不可理喻,和摄影师这一职业形成互照。而我想要讲述的这个人,已经和他没有任何关联——摄影师只是个关于形象的标本。在描摹潘先生的过程中,我常常被一段循环往复的碎片冲击。

他的生活没有源头,只有反复的包裹和突围,以及无限的穿透和破坏,最终延展为一条恒久的线条。他存活在另一个空间,是他人无法涉足的。这必定在逻辑上可以成立,我甚至抱着背叛他的信念来笃定它、确认它。如此,我就成了他的一个影子。

无论是图像包裹了世界,还是世界裹挟了图像,他都成了权力的掌控者。他制造绝对的话语权。穿梭并驾驭这样的空间,难免会产生针对事实的焦虑。他将所有的焦虑释放在这个城市,制造了一场关于艺术的暴乱。依旧烦乱无声,却随处可见的情绪战争。

关于这个近乎逻辑显像的世界,已然在爆炸的边缘岌岌可危。我们依靠嬉笑怒骂甚至乖张,应对沉重的事物,以为绕开了现实就能获得解脱。身边的面孔逐渐变得愈发难以理解,一张又一张的肖像照片,将巫与自然的力量内化,演变成一次又一次荒原的凝视。

他注定会失败,也注定会功成名就。我希望爆炸后,结局是满地青苔。

潘先生的快门像蛇一样嘶嘶示警。顺着他的脚印,皮鞋的云纹,一层层渲染的阴影,绿意盈盈的“EXIT”,推开锈迹斑斑的栅栏。悬梯与悬梯相互连接,在无数的直角里,构成了耳鬓厮磨。站在潘先生身旁的我,是随时准备牺牲的斗士,直面了那些不该存在的顽疾。

焊得牢固的栅栏门,被锁链紧紧缠绕。里面的人群穿着病号服,毫无目的地游走,阿尔兹海默症是他们的政权。房门上贴有不同的水果,每个人都代表其中一种,方便他们累了的时候可以找到家。旧时的建筑照片,明晃晃地挂在白墙上,试图唤醒他们过往的记忆。

那些记忆空间是不存在的,又以物质界的形式被拓印,成为漂亮的装饰画。

在光影的争执中:往往对话不是热闹的,但张开的嘴一定是的;行走的腿不是热闹的,但疼痛的鞋子一定是的;起泡酒不是热闹的,但酒杯边缘的唇印一定是的;复杂的关系不是热闹的,但情欲的血管一定是的;交缠的身体不是热闹的,但记忆的修改一定是的。

恐惧就藏在热闹里。焦虑浑然天成,宛如空气自然流动。

像爆开的种子遇到残忍的春天,装载了满满的心事,说到人间这个词语,潘先生镇定自若,像极了入定的老僧。他从来不拒绝,也不承认一次焦虑的诞生。可我的脑袋里杂草丛生,无数的荆棘在扭结挣扎颤抖,终于从灌木林中狠狠地拽出一轮明月。

我喜欢焦虑的铺陈,让这个时代有了激情和创造的隐喻。焦虑的粒子不断在细胞里碰撞,调动了生物学本能,又远比一只野兽要肆意妄为。若是将焦虑放入蒸馏瓶摇晃,最后剩下的一定是忧郁的荧光色的且具有放射性的胆结石——人类的胆汁比朱砂更加刚烈。

在焦虑的衬托下,潘先生如神降临。那些妖娆的焦虑,在人间的现形是动人的,也是性感的。潘先生的性感并不源于身体结构,而是来自黑暗中的眼睛。他深知暗房里显影的原理,甚至懂得如何用古老的技法,制造一种高于事实的反转。这使得他更加具有侵略性。

在谈论焦虑的时候,我看到了巫师和土地的关系,以及游鬼与人类的血缘。在蜕变中,他的后遗症显露无疑。我们的先祖,一次次告别故土,告别亲人和血脉,将鬼魂驱逐到房间之外,终于独立成人。因为年长的关系,潘先生对焦虑的使用比我更老练。

他疑心身体出了问题,奔走于各种各样的医学检查,却得不到有效论证。没有医学背景的潘先生,比我更信任药物的玄妙。我依赖药物是因为喜欢探险,他因为喜欢探险而依赖药物。现代医学创造出一种假象,以为药物可以统治身体。

我们之间有些微妙差异。比如,他认定我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摄影师。显而易见的是,我无法胜任他的角色。正是因为这种背叛,使我获得了他的友谊。

如果编撰一本疾病名录,送给潘先生作为生日礼物,一定是荒诞又精彩绝伦的。他定会瞬间崩溃,并且嚎啕大哭。他在焦虑里捕捉到燃烧的诀窍,随着喘息将肝糖原快速瓦解,低血糖猛烈发作。大多数时候,浑身发抖的潘先生只是需要一颗宽慰的糖果罢了。

这时眼前的图像开始奔跑,所有的窍穴冒出彩色烟霞。在对影像进行后期处理的时候,他需要加一个黑魆魆的暗角,再将最残忍的色彩堆积在黄金分割点。这是他生气而不发作的模样——色彩爆炸的瞬间,找到情感上的完全节制。他喜欢色彩对冲后,世界转化为黑白的细腻颗粒。每一次爆炸,都有一些关于疼痛的情感,开始毛茸茸地生长。

工作之余,我们自斟自饮,浓茶或咖啡。电视机在一旁自顾自闪烁,在潘先生喜欢的频道。他整理这一天拍摄的素材,偶尔沾沾自喜地和我展示成果。我吞云吐雾,仅仅是因为无事可做,也是无话可说,心情烦乱就去阳台踱步,看夜晚逐渐稀疏的灯火。

他喜欢焦糖拿铁,搅拌棒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的早晨,叮叮当当的夜晚。咖啡里的焦糖味道回旋着,与饥饿的符号对抗。我喜欢这个关于存在和溶解的故事。潘先生的身体,还活在数十年前,贮存着苦难和饥饿的记忆里。欣喜的是,每当河流泛滥的季节,螃蟹就上岸肆虐。

我看见红色的滩涂,河流从那里入海,呼吸与气泡,受精卵以及回暖的洋流,捕捉海蜇的船只彻夜闪着清冷的灯火。如果不是肠胃的注脚,很难相信潘先生层层叠叠的关于海洋的记忆。海产之物皆有毒,经过消化道的淬炼,使潘先生变成了有毒的人。

我有幸见到潘先生吃螃蟹的模样,熟练到不可思议,但这种场景更像是在嘲讽和挑衅,通过消化道将螃蟹的理直气壮,深深植入到进化的基因里。

海洋的力量在于深藏与创造。那些张牙舞爪的海洋生物,在我看来着实可怕。潘先生对待一只螃蟹尚且如此粗暴,何况是那个没有壳的我。在社交场合,潘先生滴酒不沾,多年来的借口是身体过敏,于是那些不断积累的毒素,就再没有机会得到化解。

酒精过敏可以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都无法验证。但他热衷于观察别人的醉态,这常常使我陷入窘境和疯狂,把那些神经的、敏感的、疯狂的灵感,都抖落在酒醉的话术里。

我一度怀疑自己疯掉了,试图寻找一些佐证。潘先生为我预约了神经内科专家,可我需要的是精神科医生。潘先生怀疑自己出问题时,也试着想要从我这里得到线索。

我为他测量血压,他相信听诊器背后的那个我异常专注。水银柱里湍急的声响,从无到有,从有到无。重新挤压气囊,心脏再次跳动,他又活了过来。他气哄哄地离开,是因为身体毫无问题。每当这个时候,我都喜欢嘲讽他的神经质,以帮助他减少一点疑虑。

假装成经验丰富的医师,告诉他疾病本来就是如此。我从来没有能力,把自己当作一个坐标来使用。无论是病理的,生理的,还是生活的。

我也不愿意成为任何一次他者的佐证,哪怕是潘先生的。

潘先生有一种奇妙的超能力,可以把身边的人都拍摄得很有特色,而绝非“好看”。他对我产生莫名的信赖感,大概是因为我默认了那些“丑照”的存在。

当潘先生被开药的医生送去心理疏导时,他完成了一次短暂的开悟,并且一定是懊恼的。他将这份愤怒保持到今天,转化成戾气,放养到城市黑暗的角落。

我猜测潘先生患过轻微的PTSD,当年他穿越四川的地震带,背着摄影器材徒步走了很远的山路。到处都是逝者的叹息,我不知道他在路上遇见了什么神祇。

他吃很多的药,片状的,汤剂的,还教会我如何与药共生。吃药是需要学习和实践的。我仿佛回到若干年前,在医院兢兢业业实习的日子——全副武装之下,一个看起来极其靠谱的学徒,实际上学艺不精,也不期待有一天能够成为德高望重的老者。

我只是惊讶于人类的身体,那么富有创造焦灼的力量。

在潘先生的指导下,我每晚准时冲泡十克枸杞,狼吞虎咽之下,除了让性欲更加旺盛外,还让身体着了火。我接受了这个设定,甚至比他坚持得还要好。我喜欢欲望的表达。在这件事情上,我是甘愿的,也是果敢的。此外,我还吃过朋友赠予的治疗抑郁的药片,因为西药名字太过拗口,姑且称它“粉药片”——明艳的深粉色,吃完会丧失所有想象力,还会莫名其妙地发笑。但愉悦的时候,我依然拒绝成为摄影师。如果不去冒犯他者,那么被冒犯的就是我自己。

作为一名摄影师,潘先生颇有江湖地位。很多人诚心向他请教。被人仰慕的心情,大概是诚惶诚恐的。通常在这个时间,我会将身体倾斜,生怕不小心听到不得了的秘密——因为拒绝的姿势,我们之间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夹角,这个空间里藏着时代的断裂。

他被裹挟成高高在上的大师,无须说什么复杂理论,只要一个轻音,就能点亮昏沉的空间。黑暗中他掩饰自己的厌烦,而我却在暗自发笑。虽然这里面毫无偏见可言,我却不想被他揭穿。他不知道的是,我的大脑诡计多端,连我自己都无法洞察其中的奥妙。

我喜欢观察那些崇拜的眼睛,在里面寻找虚假的线索。

这样的场景无数次出现在某条回程的山路上,雨季的泥浆几乎将整辆车子包裹。

我们要应对很多地理地貌,不只是那些坍塌到河里的公路,还有跌宕起伏的山脉,高海拔地区的稀薄空气。出差的时候,我们随身携带各种药物。疗效从头到脚,覆盖全身所有器官。他躺在床上滴眼药水的样子,一直让我啧啧称叹,这是怎样一种精绝的控制力。

潘先生自诉,患有一种职业病,据说还属于罕见病,叫作眼肌麻痹型偏头疼,终生无法被治愈。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本该是垂头丧气的,却分明显露出一丝骄傲。大概是这个医学名词过于复杂,当年给他做出诊断的医生,当场激动到浑身发抖。

毕竟这是要列入罕见病名录,并且需要跟踪随访的病例。我从没有百度过这个疾病的名称,因为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他编造的谎言。由于这个罕见病的存在,我更加愿意去尊重潘先生的职业素养。我轻蔑所有可能被信赖的东西,并颠覆他们以佐证自己。

我和摄影师之间的对决,从我们认识的那一天就开始了。

他习惯于瞄准的姿势,这个姿势最能训练的肌肉,莫过于眼轮匝肌。

暴力与文明的火花,同时从一个眼神中勃发而来。一个眼轮匝肌强壮的男人,虽然不能降低犯罪率,但至少可以做到震慑邪祟。在无数个等待的瞬间,他将眼神打磨得犀利,也更加充满胁迫感。这就是一名优秀摄影师应该必备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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