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湖记

1

俞平伯弯腰从后门进入教室，坐在一个学生旁边的空位上。那学生侧过身，对这穿长衫的陌生人点头微笑，又扭头沉浸于讲台上那个先生的授课之中。

“我们春晖的校舍里最多的就是湖水，三面潺潺地流着。其次是草地，我从拥挤、局促的北平、上海、杭州，再到空旷的春晖，就有莫名的喜悦。”

学生们笑了。这么抒情的先生，让他们喜悦。

俞平伯也笑了。讲台上，这一个平素寡言的友人，蓦然脱离剑鞘的哑寂，闪露出光芒了。俞平伯压抑自己身子，避免让那个沉浸在思辨与言说中的讲课者受影响。

“白马湖的水很自由，我们先生、学生也应该是自由的，顺其天性，加以自然界的陶冶，趣味才会纯正。当然，现代生活的中心是城市，是杭州、上海、北平。乡村生活里的修养能否适应城市？这似乎是一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旅行、社会调查，来体会城市生活——下周末，我带你们去西湖边，与浙江第一师范的同学交流，好不好？”

浙江第一师范青年教师俞平伯，小声附和学生们的回答：“好！”下周末在杭州交流，是俞平伯与讲台上的先生约定的事情。他拟好了一系列接待春晖师生的行程，包括游湖、祭拜岳飞墓、座谈、开一个新诗朗诵会等等。

“我觉得，在春晖学习，在白马湖生活，可磨练承受寂寞的定力，也能培养人与自然相一致的美，对不对啊，同学们？”学生们朗声赞同：“对！”讲台上的先生躬下微胖的身子，喝一口茶水，掏出手帕擦汗。

俞平伯又笑了，想起自己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对这位先生的调侃：

河房里明窗洞启，映着玲珑入画的曲栏杆，顿然省得身在何处了。佩弦呢，他已是重来，很应当消释一些迷惘的。但看他太频繁地摇着我的黑纸扇。胖子是这个样怯热的吗？

那是去年八月的事情，黑纸扇似乎也送给了佩弦——讲台上这一位长他两岁的兄长，北京大学同学、杭州一师前同事、《诗》杂志同仁，未来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

三月小阳春，天气有那么热吗？俞平伯看看门外发芽的柳树，再看看讲台上年仅二十七岁的佩弦，有所悟：这是一个热烈的人啊。看看他讲台上的一叠教案、学生作业，再看看学生们专注的表情，就知道需要投入全部身心，才能让一堂中文课像春夜喜雨，“润物细无声”。

“今天课外阅读作业，是咱们校刊《春晖》节选、夏丏尊先生翻译的《爱的教育》。亚米契斯的这部书，值得一读。上学为什么？升官吗，发财吗，做军阀吗？不，为了学习爱——爱自然，爱国家，爱友人，爱我们的每一天、每一秒。有爱的能力，才不辜负这一生一世啊，同学们。下周末，我们在杭州座谈读后感，好不好？”

俞平伯又小声附和学生们的回答：“好！”

下课铃声响起。俞平伯起身朝讲台走去。佩弦正在回答几个学生的问候或求教，抬眼看见俞平伯，笑了。两个人紧紧拥抱，丝毫没有顾忌周围学生惊奇、兴奋的眼神。他们上次在杭州见面，仅仅是几天前的事情。佩弦问俞平伯：“坐火车来的？我听见火车声音，就想：今天有客人来访吗？走，夏先生今晚请客，子恺兄也在，一醉方休！”

穿过校园，越过春晖中学后门外的木桥，沿一条煤渣路，两个年青人朝夏丏尊先生家的平屋走去。

周围青山如大象。湖水舔舐岸边野草，酷似白马的嘴唇在咀嚼晚餐……

这是一九二四年春的一天。佩弦者，朱自清也。

2

近百年后的这一个秋日，我坐在春晖中学校园里。

九十年代初，电视剧《围城》拍摄的时候，来此取景。春晖中学假装是钱锺书笔下的三闾大学，供几个扮演方鸿渐、赵辛楣、李梅亭的人，演绎一段四十年代的“儒林外史”。那一群上海沦陷期的流亡者气质，似乎与春晖中学之底蕴，格格不入。

朱自清当年上课的仰山楼，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建筑，现成为春晖校史馆。其内，陈列着自编的教材、教具、校园模型、学生作业、半月刊校报《春晖》、杰出校友成就说明、师生著作等等。一系列老照片，定格了来校教书、演讲、考察的众多名人的青春：蔡元培、何香凝、黄炎培、舒新城、张大千、黄宾虹、胡愈之、张闻天、陈望道、叶圣陶、李叔同、丰子恺、朱自清、俞平伯、朱光潜、柳亚子、刘大白……

这基本上是一个生长于南方、深刻影响中国文明进程的知识分子阵容。比如，陈望道，一九二〇年，将日文版《共产党宣言》翻译为白话文，以汉语的修辞之美和感染力，让普通工农也能入耳入心。北伐军士兵人手一册，像握着一盏革命的路灯——华夏神州的觉醒与巨变，从翻译所带来的新语汇、新句法、新逻辑开始了。

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就是一个自南而北推动变革、再自北而南一统江山的历史，从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到共产主义运动，无不如此。这或许与东晋、南宋、南明、抗战时期历次南渡有关——知识精英阶层经历一番番重创离散，在南方生养、蓄力，对中国的局面静观洞察，再适时发声、北上。从晚清到民国，众多知识分子在南方演说、讲学、制造舆论，让清廷和军阀不安。比如，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报》，创造出“中华民族”这一崭新词汇，探索出一种半文半白、且叙且评的新文体，“纵笔所至不检束”。正是他，从巴黎和会现场发回种种讯息，引发五四运动乃至一系列历史事件。南方，不仅仅向北方输送食粮、布匹、木材、瓷器、机器、文人画、通俗小说、海外消息，也提供着一代代士子、质疑、叛逆、曙光。

在新生的民国，在远离上海、杭州的偏僻越地，一个乡村中学，如何能吸引众多名人、教育家次第乘汽车、火车，在驿亭站下车，步行数公里来到白马湖边，沉思、授业、栖息身心？原因大概如下：

第一，春晖中学一九二一年的初创者、出资人陈春澜，幼年家贫失学，后做学徒，渐渐谙熟经商之道，办货栈，开钱庄，成为名闻江浙一带的富商，思想开放，财力雄厚，足以支撑一系列富有新意的教育活动，比如各类学术论坛、演出、师生社会考察、理化学科实验等等。

第二，首任校长经亨颐，系国民党内左派代表性人物，一个有世界眼光的教育家、思想者，与廖仲恺、何香凝是儿女亲家，在政界、文化界的影响力可想而知，故能邀动众多非凡之士来校工作、交流，新风新雨扑面来。

第三，春晖中学校训为“与时俱进”，教育方针为“实事求是”，训育理念为“勤劳简朴”，契合于“做人与做事相结合、自由与责任相融会”的现代人才教育观，强烈吸引远近学子入读春晖，即便抗战期间亦不息不辍，终成就“北有南开，南有春晖”之美誉。

在五四运动试图用科学和民主唤醒中国的时候，白马湖、春晖中学，以一个出人意料而又合乎逻辑的南方乡村角度，让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人们，振拔复深思。

目前，春晖中学已成为白马湖旅游景区的一部分。进入校园，忐忑。门卫漠然瞥一眼，大约把我当成一个教师、家长或清洁工了。

这是一个周日的下午，校园安静。广播里轻柔播放着孟郊作词、丰子恺作曲的校歌《游子吟》，以及李叔同填词的毕业歌《送别》。一届又一届春晖学子，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上诵唱，“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一个乡村学校，有无限的爱意深情可供抒发。眼下，似乎进入叙事、反讽的时代，连“抒情诗”都成为一种被嘲笑的文体。

偶有返校学生拉着行李箱走过校园。足球场上，一男生正独自踢球，在虚空中模拟出一个个对手、一个个疑难，闪、防、逼、转身、抢、穿插，最后呈现一记漂亮的射门。男生攥拳仰天做欢呼状，倒在地上……一代又一代学子，在为未来的、世界的、中国的惨烈竞争，练习谋胜的意志和步法。而我大致上已知道个人的结局和得分。渐渐离开主场甚至客场，坐在边场、看台乃至云端，为新青年们鼓掌、欢呼或沮丧。

但身处春晖中学，尚能假装前景广阔。那些隐秘的大师，引领我，朝着美和爱的方向奋发。

3

春晖中学后门外那一座木桥，已改建成石桥。我在桥上站了站，沿一条早年的煤渣路变形而成的水泥路，朝夏丏尊先生的家“平屋”走去。步姿与心境可能更像朱自清。我也比较胖，爱出汗。

相较于俞平伯的雅正、博识，我更喜欢朱自清的自然、清简。独自走着、看着，想着从前的人事，这个秋日下午，比一九二四年春天的那个下午，都显得孤单。

李叔同先生的晚晴山房，正在装修，电锯声声急。丰子恺的小杨柳屋门前，没有杨柳。朱自清故居也在装修，门敞开，油漆气味刺鼻。我敲了敲平屋的黑色门扉，无人应答。夏丏尊在一九四六年搬到平屋后面的山脚，长眠于松风秋色中。

夏丏尊一辈子从事教育、出版和文学创作。他出生于上虞一个教书先生之家，十五岁考中晚清时代的秀才，入上海中西书院接受现代教育，后因学费匮乏辍学。替父亲在私塾授课，阅读新思潮书籍和报刊，受触动。一九〇五年借款赴日本求学，费用枯竭，归国。因才华卓越被教育界接纳，先后受聘于湖南第一师范、浙江第一师范、春晖中学、浙江省立四中、上海暨南大学、上海南屏女中任教，尝试教育改革，培养现代中国迫切需要的知识分子，而非奴才、犬儒、山林高士。

其中，在浙江第一师范供职时间最长，达十二年之久。夏丏尊力图以教育改变这不合于人道的世界，主动承担起清高者避而不为的舍监职务，一早就督促学生起床、上课，晚上为学生掖被子、关灯，节假日提醒外出学生早归、不要醉酒。学生财物在宿舍被盗，他绝食数日，以示自责自戒。其教育方式被学生誉为“妈妈的教育”，其实就是爱的教育。

一九二二年，夏丏尊来春晖中学，继续“妈妈的教育”，年龄才三十六岁。

春晖中学实行男生女生混合上课，建立学生选择导师制度，在当时教育界属开先河之举。夏丏尊和受他影响来校任教的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等人，把春晖中学作为现代教育试验田：编印半月刊《春晖》，培养学生编辑、学生记者；举办师生演讲比赛，鼓励思想交锋和口头表达；废除体罚，相信每个孩子都可以成为善者、英才；支持学生建立文学社等等社团，自我治理，多维交流……

“彷徨于分叉的歧路，饥渴于寥廓的荒原”，少年的现状与前途，无人关心注目，“是一件怪事和憾事”——三年后，夏丏尊移居上海创办《中学生》杂志，在发刊词中如此感慨。他大约把《中学生》这本杂志，当成全中国学生的《春晖》了。后来，创立开明书店，把教育、出版、写作结合起来，为那些“歧路与荒原”上的孩子点灯、汲水、提供食粮。

夏丏尊和其他先生相继离开春晖中学，在上海创办立达中学或赴他地工作，有家庭生计的考量，有扩大教育变革影响力的意图，也与省城派驻的督学压制新式办学实验有关。一个名字叫“黄源”的学生，头戴绍兴毡帽上体育课，被督学视为大逆不道、勒令开除，导致夏丏尊、丰子恺等一批教师集体辞职以示抗议，这就是春晖中学校史上著名的“毡帽事件”。其他名师随后相继来校任教，春晖中学教育变革的主流未变。夏丏尊也常常自上海回平屋小住，与师生们保持交流。

在平屋，深夜，夏丏尊先生翻译亚米契斯的长篇小说《爱的教育》。完成一章，就请隔壁朱自清、丰子恺来喝酒，讨论译本修改意见。喝的自然是黄酒，下酒菜自然是印糕、霉千张、臭豆腐一类越地小吃。译毕，出版，《爱的教育》成为历久不衰的畅销书。

在南方中国，曾经有这样一群人，把“爱的教育”作为使命，“持志如心痛”（王阳明）。

4

我坐在平屋门前一块石头上，看白马湖。

夏丏尊当年大概也坐在这块石头上，眺望未来。

湖边，一棵类似千手佛的巨大香樟树，枝条纷纷向上扬起，把天空抱在绿的胸怀里，像母亲。

他和我大概都会想到宋代李唐的《坐石观云图》——两个隐士，坐在溪流边乱石上，仰望周遭群山涌起的云团，念诵诗词，比如杜牧的“行乐及时时已晚，对酒当歌歌不成。千里暮山重叠翠，一溪寒水浅深清”。夏先生与朱自清、俞平伯、丰子恺、朱光潜等友人，一同坐在石头上看湖望云。尤其是暑天傍晚，室内闷热，湖边凉风有充分的吸引力。如果有学生来，石头不够用，就搬来几把竹椅、一张茶几，围坐聊天、喝酒，叙说南方北国的烟火世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