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寻根到余华《第七天》

一九八四。

我说的不是那部著名的小说，而是二〇〇四年底的新闻，一群人在杭州纪念“寻根会议”四十周年。网上流传的那张合影是由我保存并传播的，照片谁送我的忘记了，送我真是送对了，我将它给过不少学人。此照片用600DPI扫描。原图是黑白的，12cm×9.5cm。平时拍照我都溜边，合影那天我像是知道好时候到了，居然鬼使神差地站得高人一头。这一来，将我删除也难了。

我发送照片时跟一则文字：

这些人头我认不全。左起：

前排：李杭育，韩少功，？，徐俊西，茹志鹃，李子云，吴亮，？

第二排：？，陈建功，宋耀良，季红真，黄子平，鲁枢元，肖元敏（《上海文学》编辑），陈杏芬（《上海文学》编辑），徐孝鱼，？，高松年（《西湖》编辑）

中间：披军大衣抢镜头的是陈村，右程德培，程的右后是蔡翔，程右边半个头的像是阿城。

后排：许子东，曹冠龙，李陀，周介人，南帆被陈村挡住了，蔡翔之右陈思和，郑万隆，？

照片上缺李庆西，黄育海

日前许子东说：“会上我问浙大会议主办方，何以漏请陈村，他们说是怕健康问题，行走不便。同样阿城、吴亮也没来。蔡翔说是病了。我说陈村其实可以行动自由。”

我确实行走不便，久已不出上海。我存在的意义是坐在书房里说三道四，帮人改改笔误。那个新闻说茹志鹃主持会议是误记，茹老师和徐俊西老师会议中特地来杭州看大家，于是拍了张合影。在会上坐镇的是李子云老师。新闻中漏写的是，那个会议的最直接成果是捞起“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马原《冈底斯的诱惑》很早就到了《上海文学》编辑部，迟疑了许久后退稿，但年轻的编辑不甘心，又将稿子要了回来并带到会上。就在这次会议，李陀等人会场外轮番去游说李子云，拨云见日，这小说终于在一九八五年第二期发表，马原立刻被文学界看见了，成为写论文的好对象。

我较早认识马原。他去南京的《青春》编辑部正巧遇到我前妻的同事，辗转将他带到我家。我拍了他，跟他还有张合影。我读过他好几个手稿，喜欢他的《零公里处》，曾为他的《夏娃》跟《上海文学》的肖岗老师谈畅，老肖同意我的说法，但就是不发稿。我说他是将一支好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那时的年轻人发一篇稿子真难，我说的是有个性的稿子。我读过残雪《黄泥街》手稿，孙甘露手写诗稿簿，还有棉棉等人的小说稿。好稿子顽强地在地下流转，寻找同道，等待出头。有次在华东师大，余华跟格非他们在论谁出道早。他说我算师爷，王安忆是师奶奶，他比格非早发表两个月是他师兄。退稿可将一个作者退得痛不欲生。除个别运气特别好的，或特别知趣的，但凡脸皮薄一点，这个作家是当不成的。那时我转手的稿子运气很差，弄得我想当编辑，我若是主编，有些人可能会早几年出道，我自己的文风也更张狂。当然这也是说说的，冷风飕飕，哪有太便宜的事情。审美的冲突难以调和。我曾辜负老编辑的好心栽培，为《上海文学》编过一期青年作者专号，赵自老师将我看中的两篇小说毙了，我跟他当面起了冲突，并坚决不肯写编后记，要写的话我写原本这期小说更好看。就算有终审权也不行，我们很喜欢的朱伟如愿当上《人民文学》的编辑部主任，结果编了一期就下课了。中国文学的走势跟外国股市一样忽上忽下，大家渐渐服了。

我写于一九九三年的《为孙甘露跋》中有这样一段：

需要说一说的是，孙甘露最初的小说能够变为铅字，实在也是很不简单。如今，他的小说有幸被收入海内外各种比较新潮的集子，然而他的个人专集却迟迟没有出版。上海有非常强大的出版集团，有无数编审、副编审，眼光笼罩全中国，每年亏本出版的著作难以计数。然而，从来就没有孙甘露的书。这使我想起另一个更为有名的“先锋派”马原，他看到自己的书简直是感动极了。我说上海，我说中国，这样真是非常不好啊！

说回那个会议，我记忆最深的是阿城的醉酒，以及大家嬉皮笑脸地竖起一根手指说那个“一指禅”。禅进入话语，应是躲避现实的姿势。那时有本热门读物叫《五灯会元》，古老的智慧被重新发现。这个会议七嘴八舌，时而哄笑，很后悔没带个相机去。本次的纪念新闻不周到的地方是竟然没谈及程德培、吴亮的功德，不提他们编的《探索小说集》和《新小说在1985年》。《探索小说集》这样一本书竟有王蒙、严文井、茹志鹃三个前辈作序，可见隆重和严重。当年，一些个来历可疑的诗人和小说作者自说自话地在用新的理念新的手法创作，一小撮眼睛贼亮的评论家在披荆斩棘为他们开道。只要翻开集子，读一遍莫言《透明的红萝卜》《枯河》，史铁生《合欢树》，宗璞《泥沼中的头颅》，何立伟《一夕三逝》《花非花》，残雪《山上的小屋》《公牛》，马原《冈底斯的诱惑》《叠纸鹞的三种方法》，阿城《遍地风流》，陈村《一天》等等（更麻烦的曹冠龙的小说还不在里面），就明明白白知道所谓的“寻根文学”不是只有“民族化”的一个方向。那是在“现代派”被顶住之后，文学界的一个自赎。用阿城的定义更为确切，他要的是“文化小说”。阿城、何立伟和我曾在上海作协的小楼上聊天到天明，一地的烟蒂，话题中心是听阿城谈文化。

我重读《新小说在1985年》吴亮写的《前言》，程德培写的《后记》，那么真诚，锐利。

吴亮说：从一九八五年夏季起，德培和我就着手进行新发表小说的相互推荐、评析、筛选、归类和存档的琐碎工作，并一直牢牢注视着各种文学期刊每一月度推出的新作。

吴亮说：我是在尽力忘却自我的心境中来接触一九八五年的某些小说的，我想用直感来掂量它们。在这个过程中我发觉小说家们要高明得多——往年，几乎没有无法评论的小说，但这种情况在一九八五年不存在了，评论感到了无法言说的困难——他们触及了新的精神层次、提供了新的经验，展示了新的叙述形式。在我试图一一回想起以前记诵在心的规范和尺度时，已经感到恍若隔世，像是一部亟待修改的法典了。小说家们创造了艺术中的新事实，而这些事实以及由此而来的纠纷在旧法则中又无适用的条款。确实，在既定理论规范势力范围之外还有更为宽广的天地。我真对那些小说家心悦诚服：概念把握不了、把握不全的东西，由他们的语言叙述来整个儿呈现了。我渐渐感到了概念转述的徒劳，也就是评论的徒劳。在时而仔细时而仓促的阅读里，我当然不是不考虑这些小说拥有的内涵——不管是语义层次还是意蕴层次——而是感到以往那种热衷概念思维的偏好真是太疲倦、太歪曲文学了。我突然省悟到读小说比评小说愉快得多，也更符合小说的本体功能价值及小说家的初衷。……我终于悟到一个平凡的道理，它几乎像幼儿算术那么简单：小说第一是供人阅读的。

既然会议那么重要，人又那么健忘，我将台历上的记载复制到这里，充作史料。

（1984）12.11 二

杨晓敏来电，明去杭州

去申江饭店，见郑万隆，李陀

12.12 三

7∶02，361次，上海―杭州

下午汽船游湖

晚 杭州文联请客，阿城因加饭酒大吐

12.13 四

讨论一天

12.14 五

上午讨论

下午浙江文艺社（李庆西）谈编写小说辞典事

晚《西湖》座谈会

看足球：中国∶沙特，1∶0（李华筠单刀）

浙江文艺社赠：《世界文学三十年优秀作品选》1、2。《茅盾书简初编》

12.15 六

讨论一天

中午《西湖》请客

晚 《上海文学》请客

联欢会，《西湖》赠笔

校《蓝旗》

12.16 日

312次 9∶35——12∶55

杭州―上海，软席

早归一天，为儿为女

亚洲杯足球赛决赛 大伤

中国∶科威特 0∶2

我在写于一九八八年的《一下子十四个》一文中记了会议中的阿城：

初识阿城在杭州的会上。他穿着合体的中式棉袄，坐我旁边喝酒，喝黄酒。那晚他有点兴奋，频频与人干杯，一杯杯地喝着，非常豪爽。我问他喝没喝过这东西，他说没有，说像汽水一样，好喝。我告诉他黄酒性子慢，也会坑人。阿城还是干杯，和为他“改错别字”的《棋王》责任编辑干杯。酒后，众人纷纷离座，阿城走得更加飘逸。走着走着，双腿半蹲，两手搂着柱子转圈。我以为他又要出什么洋相。后来，果然出了洋相，人事不省地被李陀和郑万隆抬将上楼，抛在床上。第二天见他，已换去中式棉袄，穿着借来的洋装，另有一种派头。他再不喝黄酒。

如今阿老已是泰斗级人物，德高望重，人们忘记他也曾是青年，这些高人也曾有过小小的狼狈。他们相见气氛非常好，有许多开心一刻。有个花絮我没写在文章中。第二天见阿城，等饭时比较无聊，我问他：你还记得昨天跟女服务员说什么了吗？他说不记得。我说：人家过来倒茶，你摸一下人家的手，说你的手真白！阿城大惊。我哈哈大笑，那是我杜撰的，可见他真的喝多了。

那时的朋友可以相互开玩笑，相互攻击，相互争当师兄。几十年后，我们仍旧可用当年的文学小伙伴的名义见面谈笑。这些人在乎文学，在乎文本，在乎远去的青春，惺惺相惜臭味相投。那时有点傻，但没关系，那时不算计。那时的书没有腰封，谁要是将“某某奖得主”的名堂印在封面上，那叫自讨没趣。那时，我们都是“良家”。

现在，我等已经不是没地方发表文字的人了。我在网上重新找回没有稿费的写作之快乐，可以将文章写得烂尾，将句子写得半通不通，可以发昏地造词造句。那种彻底放松的快乐，我只在写《F，F，F》时感受过，准备不发表了，那个夜不假思索，手中的笔像是自己会写。天就自己亮了。后来果然没杂志肯发表，只能直接收在自己的集子里。互联网来了，我无耻地赖在网上，手贱，想要做点发表在报刊之外的好玩。我这个曾经的小说家停下小说，放下有稿费的创作，日夜在网上流连，一个个帖子点开阅读，我找那些好看好玩让我好为人师。我在网上乐此不疲地发帖跟帖，处理纠纷，参与纠纷，不依不饶。我为自己不写的网络文学吆喝，看年轻人的写作庆幸他们壮大。不自量力地想做一点点跟艺术相关的事情，整点花活。网络时代了，容我们犯个傻玩一玩。

我在这里追述的是一个难得的范例。人们从没见过这样的文学批评吧，有必要留下一个模板。当网络给我们特殊的方便，我们用来创造与之相配的语言形式。按吴亮的定义，形式即内容。文学批评僵硬死板，我们赋予它活泼泼的生命。不为了取代什么，但展示另外的可能与快乐。谁见过作家批评家这么低幼，且让彼此的天性在网上释放。

我说说余华，用他来犒劳看官。余华熊猫似的，大家都喜欢跟他玩。玩着玩着，将他玩成了一艘等待被击沉的靶船。我是一九八四年认识他的，也就是他写小说的次年，马上就喜欢跟他说话了。他元气充沛，说话一冲一冲的，说得激动时有一点不是结巴的停顿。

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买来一九八五年第一期《北京文学》杂志。封二有一张合影，照片上的编辑刘冠军后来改名刘恒，写十分漂亮的小说和剧本，照片下的笔会名单中有铁凝和余华，但照片中有方方没他们。记得铁凝提前离开，余华记忆力好，说他那天正好外出了。我们就算是认识了，聊天到半夜，以后是否还有故事，全看彼此的造化。后来我许多次见到余华，多次拍过他。他有点名气后从浙江搬去北京。他以为自己是鲁迅吗？鲁迅最后还是回到南方来了。

我非常喜欢余华早期的小说，那些小说我都读过。杀人杀得爽快，一刀是一刀。他那时弄死了不少人。到写《活着》，一家人死剩了一个。我后来问过他，近作怎么不死了，他说夜里会做恶梦。他把自己给吓着了。他写《许三观卖血记》，我说他控制得很好。但“控制”也意味着盘整，而不是早年的一泄如注。余华去写散文去听音乐了。我曾在网上开帖说，余华不是被我带坏的。他听古典音乐，是朱伟带的。到他的长篇小说《兄弟》问世，起印二十万册，已是十年之后了。可见写得辛苦。尽管捣乱者多多，就我来说还是捧场的，以吹捧为基调。记得余华发给我小说的开头，就是那个李光头偷看女人屁股的章节，二〇〇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我将它贴在菜园，供读者先睹为快。“独家刊登：余华新作《兄弟》上部第一章、第二章”，他们看得津津有味，笑翻，立刻传遍全网。

又过了七八年，二〇一三年发表的《第七天》预订超过七十万册，疯狂的数字。余华站在中国最著名的小说家阵列，地位不可撼动。他的《活着》是极为难得的常销书，浮财变成了不动产。这让我们可以用戏谑的态度来对待他和作品。我一向忌惮坏人家的生意，既然他不可能被我坏了，那就有了幽默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