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燕京大学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是当时的司徒雷登校长提出来的，对我的妈妈冰心的一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服务就是人们自愿奉献个人的时间和精力，在不为物质报酬的情况下，为改善社会而服务。她觉得为他人、为社会提供服务是她的责任、担当；付出了服务，她感到极大的快乐和幸福。她常说，“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爱就是责任，爱就是服务，爱就是诚信。

1.母亲冰心在燕大女校参加的赈灾募捐

一九二○年的北方，春天过后本该有较多降雨的，但是没有。到夏天雨水也非常稀少，进入秋天没有下过一场透雨，数百年未有的大旱降临到了北方五省，把一千五百五十五万灾民推进饥饿和死亡的深渊。燕京大学的学生得知后，马上行动起来募捐，他们抱团努力以减轻灾民痛苦。因为大家都是人。他们的痛苦，也是燕大学生的痛苦。

当年十月上旬，燕京大学女校青年会理事部决定，和男校青年会携手同行，组织一个文艺募捐会，演剧救灾。妈妈被选为女校新剧委办主任。

这时，比利时剧作家莫里斯·梅特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的代表作《青鸟》（The Blue Bird）风靡一时。女校新剧委办决定演《青鸟》。

妈妈立即把六幕梦幻剧译成汉语。她请陈克俊演主角，自己担任一个小角色，花了许多时间排练，当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北京米市大街青年会公演。

那天来了很多人，七百多个座位全部坐满。《青鸟》的演出非常成功，得到新闻媒体广泛传播，首场演出为灾民募集了一千二百多元，在当年是一笔大数目。

接下来，为了能团结更多的人增添力量，她们为联系密切的各校同学又演了一场。

燕大女校学生听说，许多灾民的女孩子被卖到上海、天津等地。她们认为这是不人道、违反人权的行为。女人和男人都先是人，然后才分别是女人和男人。人人平等，天赋人权！她们非常清楚地记得，一九二○年三月十五日司徒雷登说：“我对燕京大学的希望：第一，就是希望本校的女生，从今得与男子受同等的教育；将来在社会上的服务和发展，也是和男子同等。”

她们决定在北平城以外受灾严重的地方设立一个“幼女赈济所”，结果在距离保定五公里的望都县城隍庙收容了二百多个幼女，给她们提供了衣食被褥。但是要常年维持这么一个赈济所是很困难的。

一九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燕大女校又召开赈灾大会，号召大家继续为灾区的姐妹兄弟服务，募集资金。会后有七十多位学生参加，每三人一队，每人都拿着扑满，迎着凛冽的寒风到各个女校去，为受灾的姐妹兄弟募捐。经过大家的努力收获不少，捐者也感到幸运和快乐。

2.母亲当校长服务于女性扫盲

经过这次赈灾，燕京大学女校学生们认为，“要完全救一个人，不但要救她/他的肉体， 还要救她/他的灵魂，帮助他们的道德，还要增进知识。”于是她们派专人教灾区幼女做各种手工，还教她们读书识字。

燕大女校的学生还创办了“半日学校”，招收失学的贫民子弟，按照国民学校四年的课程进行教学，改成五年毕业，考试合格，发给证书。妈妈担任国文课老师。

接着燕大女校又准备创办一所“注音字母学校”，招收成年不识字的妇女，妈妈又被派当校长。她马上为开办这所学校四处奔走筹集资金。她又组织同学们演戏。那时她们的英语课上正好在读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和《第十二夜》。美国老师得知后，热情、认真地指导学生们排练，还帮助她们设计服装和道具。全体演员都非常卖力。妈妈除了排练，还要到处张贴海报、卖戏票。

为了方便学生上学，妈妈在佟府夹道附近的街上租了一间空房做教室。她自己没有学过注音字母，就请了一位会教注音字母的同学当老师。一开始妇女们都有点害怕，不知道教认字是怎么回事，不敢参加。后来听说都是女先生教，学了注音字母以后，可以读书看报，能知道天天常用的知识，姐妹们就来学校报名参加学习了。

在注音字母学校的开学典礼上，妈妈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走上讲台，她讲了办这个学校的经过，说今天正式开学值得庆贺。她还讲述说，中国几千年来男尊女卑，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不识字是很大的痛苦，由此讲到妇女的解放与学好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最后她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提出了具体要求。

老师给学生上课时，当校长的妈妈也会来听课。教注音字母比教方块汉字容易多了，许多学生学会了拼音。妈妈为她们感到骄傲。注音字母学校的授课效果很好，一九二○年毕业的一班学生从直属山西教育会领来了文凭。这批毕业生后来大都成了北方各注音字母学校的老师。

妈妈看到自己常年的辛勤劳动换来了丰硕成果，由衷地感到高兴和快乐。能为别人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是她最大的幸福。

3.法国秉持的人权观保住我的生命

我的父亲吴文藻于一九二九年任燕京大学教授，一九三三年担任燕大社会学系主任。

燕京大学的教授，完成了七年的教学任务，就有一年的教学休假。一九三六年爸爸正好教满七年书，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科研基金，可以出国考察一年。爸爸计划去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进行游学。而妈妈除了曾留学美国以外，没有到过欧洲各国，去欧洲欣赏自然风景、名胜古迹是妈妈一直向往的。她这次随同爸爸出去考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妈妈在这次欧洲游学过程中意外地怀上了我。他们原想在法国巴黎做人工流产，但这在法国是违法的。他们只好留下了我，我是被法国人秉持的人权观念保住了生命，所以我后半生会为法治、人性和人权而奋斗。

这一年爸爸妈妈先去了美国，代表燕京大学参加祝贺哈佛大学成立三百周年的庆祝活动，后去了欧洲许多国家，走访了许多国际上有名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大师们。世界在变，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心灵也起了变化。

他们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底回到了北平，七月七日就爆发了卢沟桥事变。爸爸妈妈决定先继续在燕京大学教书，等我生下来，大到能够旅行了，就去云南昆明。

我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出生的，一九三八年暑假我快八个月了。一放假，爸爸妈妈，还有富奶奶（把我们三个孩子带大的恩人）就带我们三个孩子去了云南昆明。后来因为日本飞机不断轰炸，妈妈带我们搬到了距离昆明不远的呈贡县。

我的爸爸妈妈都与燕京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让我很小就接触到了“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也给予了我多次机会去践行。有这样的爸爸妈妈，我感到幸运和快乐。

4. 母亲在云南呈贡简易师范义务教学

爸爸通过清华大学同学关系，争取到一笔庚款，可以在云南大学开办社会人类学讲座。爸爸一到昆明就忙了起来。妈妈主要是安顿家，照顾我们孩子。因为日本军国主义经常轰炸昆明，妈妈就带我们搬到了呈贡。当时妈妈的身体有时候不好，需要休息。

搬到呈贡不久，呈贡简易师范学校的校长听说妈妈搬到呈贡来住了，为了提高学校声誉，特意聘请妈妈担任学校老师，但是由于学校经费紧张，工资待遇很低。

对此妈妈完全理解，她说，“我到学校义务教课，不要任何报酬。”妈妈想到的是责任，是服务。当时的呈贡简易师范学校只招男生，不招女生，妈妈说北平的学校早已经开禁了。这样呈贡简易师范学校才第一次招收了女生。

妈妈为这所学校写了校歌歌词：

西山苍苍滇海长

绿原上面是家乡

师生济济聚一堂

切磋弦诵乐未央

谨信弘毅校训

莫忘来日正多艰

任重道又远

努力奋发自强

为国造富

为人民增光

5. 妈妈和我的第一个“契约”

我就是在呈贡开始长大、记事的。我两岁的时候，我们的邻居有一条非常可爱的小狗。我希望自己也能有一条狗，晚上能抱着它一起睡觉。一天，我对妈妈说：“娘，我想养一条小狗。”妈妈没有犹豫地说：“可以呀，但是你能做到这‘四点’，你就可以养。”

我高兴极了。我请妈妈说哪四点。原来是：1. 人吃饭，狗吃饭，你天天喂它吃饭。2. 人喝水，狗喝水，你喂狗喝水。3. 不可能天天给狗洗澡，你记得天天给它刷毛。4. 我们家附近都是小树林，有狼，你一定要记得在天黑前把狗叫回家。你能做到这四点，你就能养狗。你好好想。

我两岁，但妈妈认为我先是人，才是孩子。妈妈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行。

她相信我。这是我和妈妈签定的第一个口头契约。

一九四○年底全家搬往重庆时，我们就把小狗送人了。

契约就是自由、平等、诚信、责任、担当，契约精神影响了我一辈子。我后来做许多事不需要别人告诉我，是我自己要去做，这种积极性来自我的心灵。这和服务一样，带给我快乐和幸福。

一九四三年秋我进了重庆歌乐山高店镇中心小学一年级，学校周边有许多在抗日前线打仗受伤而残疾的士兵和军官，学校号召大家给他们募捐。我马上积极行动起来，因为他们是为了我们才受伤致残的。我知道哪家有钱，凡是家里有电灯、有自来水的，就有钱。因为我们家既没有电灯，也没有自来水。

我去敲这些家的门，说明来意，每家都会给我捐一点钱。妈妈这时提醒我，要我把钱数好、加好，千万不能丢了。这都是大家辛苦赚来的钱。

我是我们学校募捐最多的学生之一，也许因为数钱数得清楚，以至于我的数学一直到高三都不错。

6.由妈妈倡导，在日本的

中国代表团自办小学服务精神一直和妈妈同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二战”结束，战胜国中美英苏四个国家，决定在日本东京成立盟国委员会，每个国家派代表团参加，商量如何治理战败后的日本。

一九四六年，爸爸应清华同学朱世明邀请，决定到日本的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任组长，且出席每周三的盟国委员会会议。爸爸妈妈不知道这次会在日本待多久，决定送哥哥吴平和姐姐吴冰到北平跟大舅母杨建华住，哥哥在育英中学读书，姐姐在贝满中学。我还不满九岁，他们决定带我去东京。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九日，爸爸妈妈带我从上海坐飞机去了东京。进入一九四七年，妈妈发现中国驻日代表团有十多个孩子和我一样在家，没有学上，家长和孩子都很苦恼。

当时在东京有孩子的中国父母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送孩子去美国学校，要么上日本学校。由于多年来日本军国主义残酷的入侵，每一个中国人都记得他们对国人的野蛮屠杀和侮辱，因此孩子们都不会去日本学校。但去美国学校也不可能，因为孩子们都不会英语。

妈妈看到自己和代表团里有孩子父母的困境，就不断地和他们沟通，先了解情况，再找解决的办法。通过爸爸和代表团有孩子的父母谈自己的想法，妈妈建议代表团自办一所小学，请代表团团员的家属们看了小学各科的教材以后，自己报名，看自己可以教什么课程。

一九四七年，在妈妈的倡导下，代表团成员和家属办起了中国代表团自己的小学，解决了有孩子父母的一大难题和心事。代表团成员和家属的关系也因此更加亲密，相互尊重、关心和帮助。

我的姐姐吴冰在北京念中学期间得了肺病，一九四七年春天，爸爸妈妈的朋友去美国，带她上飞机，在东京转机交给了爸爸妈妈。

姐姐在美军医院治疗、养病，到一九四九年春基本痊愈了。一九四九年我小学毕业，我和姐姐进了使用英语的“国际圣心女子中学”。妈妈呢，在东京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成为该校聘请的第一位外籍女讲师。

后来，妈妈要回国了，校方特意请妈妈吃饭，在席间妈妈说她希望东京大学聘请更多女教师前来教学。

一九五一年八月下旬，爸爸妈妈带我和姐姐回到国内。

7.回到北京以后我的岁月

一切事物都在改变之中。妈妈在一九五二年被分配到作家协会，工资由作协发；爸爸是一九五三年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