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张大山

一

那年秋天，安葬了父亲，我就带着张大山的信奔赴安徽合肥了。我要去见张大山，验证一下父亲临终的话，解开我的身世之谜。

我是八岁那年偶然发现张大山的信的。因放了暑假，我们这些被圈在学校的孩子像获得自由的鸟儿一样，尽情地在野外玩耍。那是夏季的一天，我从村外的霸王河游泳回来，想换一件干净的衣服，就在柜子里胡乱翻腾起来。我的衣服和家人的衣服全在老式的板柜里，我可以任意挑选一件，但大多时间都是母亲给我找衣裳，我很少动手。我们家的板柜就像一个大箩筐，凡认为重要的东西都往里面装，常塞得满满当当的。就在我把头伸进柜子里翻了半天，翻出我的一件旧汗衫的时候，发现衣服包裹着一个棕色的木匣子，它小巧而精致，发着亮晶晶的光。我还发现，木匣子上尽管挂着一个泛黄的小铜锁，但并没有锁上。少年的好奇心驱使我双手把木匣子抱出来，放在了大炕上。我想看看匣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值钱的东西，需要将它这样精心地珍藏起来，并且上了锁。我用灵巧的小手卸下小铜锁，打开木匣子，看见匣子里有几封信，牛皮纸信封已变得陈旧，且皱皱巴巴的，收信人是李德昌。李德昌是我父亲的大名。这是谁给父亲写的信？我当时上二年级，尽管识字不多，但还是想看看信的内容。不料，就在我拿出一封信纸的时候，却有两张照片从信封里掉在地上，我忙捡起来看，是军人的黑白照片。其中一张是位年轻的解放军单人照，他衣帽整齐，挺拔站立，目光炯炯，眉宇间透露着一股英气。另一张是四名解放军的合影，他们均穿着棉衣棉裤，在一面山坡上目视前方，一副英姿飒爽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穿的是志愿军的服装，是在严寒的冬天照的相。很显然，后排右边站立的那人和单人照上的是同一人。他脸庞消瘦，鼻梁高挺，嘴唇的一边微微上翘，面部特征明显。这令我大吃一惊，照片上的解放军会是谁？单人照上的是谁？会不会是爸爸？爸爸虽然给我们讲过他当志愿军的故事，我却从没见过父亲穿军装的照片。可我把志愿军和整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走路一瘸一拐，看起来邋里邋遢的父亲咋也联系不到一起。看过照片，我在看信时，发现信中还提到了我。正在我兴致欲浓，要读下去时，姐姐走进屋子，我忙不迭把信藏在了身后。姐姐见我鬼鬼祟祟的样子，她问我干啥？我吓得浑身哆嗦，嘴里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其实，姐姐看见打开的木匣子，心里可能早已明白了，但她仍佯装说，你偷看啥，快把照片放回去。我央求，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嘛！姐姐不答应，硬是把我逼到了墙角，我抹了把脏兮兮的脸，赌气把信扔在了地上。姐姐捡起信，用袖头拂去上面的尘土，似乎还觉得不满意，又鼓起嘴在信上吹了吹，这才小心翼翼地将它和照片一同塞进信封，装进木匣子，扣上了小铜锁，然后用衣服重新包裹起来，放进柜子的深处。她做完这一系列动作，还没有离开，而是站在柜子前面，似乎在守护着柜子，也在守着木匣子里的秘密。她说，告诉过你多次了，不要乱翻，不要乱翻，你咋总是不听话？又威胁说，再乱翻我就剁了你的手。我要看照片，我要看照片！我跺着双脚，大幅度摆动着两只手对着姐姐嚷道，有撒娇的意味，也有纠缠的成分。因为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子，父母有意无意中总是娇惯我一些，可以说我在家中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像现在的独生子一样。在父母的娇惯下，享受着独有的宠爱，甚至要什么全家人都会满足我。那年月，物资匮乏，日子过得苦，但通常我要吃干的，母亲就不会给我盛稀的。我相信，我若要天上的星星，父亲也会想方设法给我摘下来，可是姐姐不但没满足我的好奇心，还断然称要剁我的手，我岂能善罢甘休。姐姐虽然只比我大两岁，但她噘着嘴，头上扎的两支辫子，显得十分倔强，依然守护着柜子，似乎那是个雷区，触及不得。她的眼睛里噙着泪水，怒吼道：滚，滚出去！

我本来还准备再使一招儿，滚在地上撒泼的，给姐姐来个下马威，没想到她却发出了严厉的吼声，我一下子蒙了。我先是呆若木鸡地站在那儿，后来哇地哭出了声，一把鼻涕一把泪，悻悻地走出了家门。

后半晌，八月的阳光依然暴烈，空气稠得能拧出水来。我在空无一人的村街上踌躇了半天，又向霸王河走去。霸王河的水从秦岭深处流出来，像一条玉带由南向北汇入渭河，再浩浩荡荡流向东方。神情沮丧的我看见河边有七八个伙伴在打闹戏水，我再次跳进水里，和他们比赛游泳，拼命游，以此希望清清的河水冲走我的所有不快和烦恼。筋疲力尽了，我就躺在河边的杨树林里，一阵微风吹过，树叶簌簌作响，不知不觉睡着了。

后来，是父亲把我背回家的。

事后我得知，父亲从镇卫生院下班回家，得知我负气离家出走，他和妈妈、姐姐分头挨家挨户地问。当得知和我一块儿玩水的同伴回家了，只差我一人，就慌忙在村里村外寻找。他们从太阳落山直找到天黑。母亲简直要急疯了，竟坐在霸王河边号啕大哭起来，说我咋活呀，我咋活呀！父亲安慰母亲说，孩子不会有事的，孩子不会有事的。其实，他也早急得满头大汗，慌了神儿。幸亏他们再次来到河边寻找，发现了我晾晒在树枝上的汗衫，才找到沉浸在睡梦中的我。

我记得那个夜晚，繁星满天，月光像金子撒在树林里。我见到父亲，一头扑进他的怀里，委屈地哭了起来。父亲搂着我哈哈笑，说嘎小子，没出息，哭啥？那时候，父亲一直叫我嘎小子，称男孩子长大要顶天立地，不能轻易掉眼泪。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称呼是他从电影《小兵张嘎》里学来的。

那天夜里，我伏在父亲宽大厚实的背上，哭着说了姐姐骂我的事，想着父亲知道了缘由，定会为我做主，狠狠痛骂姐姐一通，我就会高兴高兴。可是我想错了，一连几天，家中是出奇的平静，我的希望落空了。

从此后，我再也没打开过木匣子。其实，我不是不想打开，而是我每次看到它，那把金黄的小铜锁都挂在上面，它似乎是姐姐那张冰冷的面孔，在提醒我：不能动它，不能动它！

多年后，姐姐才告诉了我不能打开木匣子的原因。她说，木匣子里有父亲特别珍惜的照片和信件，最主要的是，信中提到了我，怕我刨根问底，对自己的身世产生怀疑，因此和父亲闹矛盾。这是后话。

然而，姐姐的担心终于变成现实，但我并不是看到木匣子里的信，而是因为王勤劳骂我的一句话。

二

我十一岁那年，上五年级。有一天，我和同学王勤劳发生了口角，起因是他要用他的金星钢笔换我的英雄钢笔。王勤劳常常给我吃他家的白馒头、让我吸他的墨水，我觉得跟他的关系如同亲兄弟，我不愿意看见他死皮赖脸的样子，就答应了。不料，他用我的英雄钢笔，字写得非常流利，我用他的金星钢笔，写着写着就吸不上墨水了。我认为他定是知道自己的钢笔有了毛病，才提出交换的，我不愿意了，讨要我的钢笔。而他死活不肯，还把钢笔插在上衣口袋里，装得跟老师一样，在教室里晃来晃去，似乎在炫耀自己的能耐有多大，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我气愤地把他的金星钢笔扔在课桌上，骂道，王勤劳，你个狗东西讹我，还我钢笔。王勤劳先是置之不理，我再骂，他便追上来骂我，你狗东西，狗东西。我怒火中烧，一急之下，上前吐了口唾沫，不要脸，没钢笔给脸上画一个，讹我的钢笔。同学们哄堂大笑。王勤劳恼羞成怒，扇了我一巴掌，胡说啥，败坏我的声誉。我摸着火辣辣的脸，蓦然感到了莫大的羞辱。我像一头发怒的狮子，冲向了他，在他脸上还了两巴掌。就在我们撕扯成一团时，同学们将我们拉开了。王勤劳忽然跳了起来，疯狗似的冲着我喊，李德昌，李德昌！这小子胆大包天，竟敢当众喊我父亲的大名，我父亲是什么人？扛着冲锋枪，跨过鸭绿江，人称老革命，你小子咋能随意喊老革命的名字？这是对老革命的亵渎。我岂能容忍，我也像他一样极力挣脱着同学的拉扯，摆出往前冲的架势喊，王三黑，王三黑！王三黑是王勤劳父亲的名字，烂农民一个。

小时候，我们农村孩子之间发生口角，最恶毒的攻击就是咒骂对方的父辈祖辈，似乎只有这样才能骂到对方的痛处，达到像挖祖坟一样的效果，才能解恨。同学们大部分不知道其他同学父亲的名字，可能觉得这样喊很好玩，觉得王三黑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他们捂着嘴哧哧笑，其中一个男同学竟笑得前俯后仰。笑声激怒了王勤劳，他脸色乌青，嘴唇发紫，噎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憋了半天，他再次跳起来喊，野汉娃、野汉娃！他这一喊，果然效果极佳，同学们的目光像打量长毛的猴子一样打量我，似乎我身上真有哪儿和他们不一样。虽然处于懵懂的年龄，但我明白，所谓“野汉娃”，就是女人偷汉子生的孩子，是来路不明的孩子，是卑贱的，是被人瞧不起的。我忽然产生前所未有的自卑感和失落感。记得有一次，村里两个男孩子打架，其中一个就骂另一个为“野汉娃”，气得被骂的孩子拣起一块砖块朝对方砸去，对方的额头起了个大包。后来，被打的孩子父母还去向人家赔礼道歉。因为村里人都明白，被打的孩子是他母亲偷人偷来的，确实是个“野汉娃”。可我不是那个被打的“野汉娃”，不是熊包，不会让他任意糟践我。于是，我以牙还牙骂王勤劳，你野汉娃、你野汉娃！但他的骂有先入为主的意味，同学们好像容易接受，而我的这种骂法推迟一步，同学们似乎已不觉得新鲜了，没有半点反应。王勤劳嬉皮笑脸，指着自己说，我姓王，我爸姓王，我长得黑，我爸叫王三黑，一黑到底，你们说是不是我爸的娃？李建设脸皮白净，他爸李德昌黑不溜秋，还是跛腿，你们说是不是他爸的娃？他不像他妈，也不像他姐，不是野汉娃是啥？一位同学问，你咋知道？王勤劳得意地说：我爸说的。同学们发出嘲讽的笑声。我想说王勤劳和他爸他妈在长相方面的区别，但一时想不起来区别在哪儿。我只是还口，你野汉娃！就在我们对骂激烈的时候，上课的铃声响了。

课堂上，我心不在焉，擦了鼻涕抹眼泪，老师讲的一句也没听进去，耳朵里尽是“野汉娃”的声音，刺耳极了。

回家后，我哭着把委屈说给了姐姐，希望她能带我去王勤劳家理论一番，洗刷我的耻辱。不料，姐姐只是替我擦眼泪，就是没有鲜明的立场。她说，王勤劳是个大赖皮，咱俩骂不过他，也打不过他，我把这件事告诉咱爸，让咱爸收拾他，给他屁股上打一针。我听说要给王勤劳打针，破涕为笑。几年前，父亲给生病的王勤劳屁股扎针，疼得王勤劳哇哇大哭，称坐在教室的板凳上屁股都疼。

姐姐在公社中学上学，父亲在公社卫生院工作，每天父亲上下班，姐姐就坐在父亲自行车后座上，双手搂着父亲的腰，一副兴高采烈的模样。我也盼望自己能早点儿上中学，搭上父亲的顺风车。可是当晚，父亲回家却没给王勤劳屁股上扎针，而是把一支英雄牌钢笔递到了我手里，称这是他新买的，不能耽搁我学习。我说不要新的，就要原来的那支钢笔。其实在我的心里，不是不喜欢新钢笔，是怕让父亲花钱。父亲虽然算是公家人，但每月只有三十多块钱工资，对于我们家来说，总显得捉襟见肘，不够花，我和姐姐一年添不了两身新衣裳，母亲的衣裳还常打补丁。母亲常教导我们，要省吃俭用，把有限的钱花在刀刃上。我心里感到憋屈，呜呜哭了起来，把王勤劳骂我的话完全彻底道了出来，希望得到父亲的袒护和支持，最好是父亲能和王三黑交涉一番，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让王三黑领着他的儿子王勤劳来我们家认错道歉。我想看看王勤劳在我面前会是什么熊样。父亲却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做，他摸摸我的头呵呵笑，说我要告诉王三黑，不能让他的儿子胡说八道了。母亲抹着我脸上的泪珠说，他骂你是野汉娃，你就是野汉娃了？不要听他瞎说，把心思用在学习上。记着，你永远是爸妈的好娃娃。你姐也是。

可能是父亲兑现了诺言，警告了王三黑，反正是王勤劳后来再不骂我“野汉娃”了。王勤劳又开始跟我套近乎，像从前一样，给我吃白馒头，让我吸他的墨水。又是说我爸跟他爸关系有多铁，他妈跟我妈关系有多好，他兑换我的钢笔有多么好使，他的字写得好，都是因为我钢笔好，他考试成绩好，都是我钢笔的功劳。他还时不时拉拉我的手，把我夸得比他哥哥都好。有一次，我和另一个同学发生口角，那位同学骂我是“野汉娃”，我极力争辩，称自己就是我爸的亲娃，是李德昌的娃。那位同学说是从王勤劳嘴里说出来的，你咋能不是“野汉娃”。正巧王勤劳走进教室，同学们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到王勤劳身上，似乎王勤劳下个结论，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喊我“野汉娃”了。王勤劳却勃然大怒，上前去，不由分说就给了那个同学一巴掌：胡说八道，抽死你！并用手指戳了一下那位同学的大脑袋：你才是“野汉娃”。那位同学愣怔了半天，再也说不出一句话。霎时，教室里鸦雀无声。大家的嘴像是被王勤劳的一记耳光给抽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