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奶糖

一、老二

我生下来第三天，父亲才来看我，他只待了十多分钟就走了。送他来的吉普车停在门外，司机连车都没下，父亲的飞行装具都在车上，副驾驶座下立着父亲飞行时穿的长筒飞行皮靴。

机场在一级战备，父亲他们这些飞行员，白天晚上都在机场待命。

第七天，父亲第二次来看我，这次也只待了半个小时就走了。还是那辆吉普车，司机也是同一个。

父亲在拉开车门上车前，又停下，回身向母亲病房的位置挥了挥手，好像知道母亲正站在窗前目送他似的。战备已经解除，但人员还是封闭管理，这是很不同寻常的状态，父亲虽然什么都没说，但同是军人的母亲感觉到了。

父亲乘车离开后，母亲马上要求出院。

母亲出院了，把我送去托儿所，当天就去上班了。

走进政治部办公楼，她就闻到一种异样的气息。所有人都来去匆匆，面色严峻，各办公室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这情景印证了母亲的感觉。果然，她刚进办公室，就接到通知：去政治处谈话。

政治处小会议室，团政委和主任同时在场，正式通知母亲：近期部队要调防，家属自愿选择去留。可随调，也可申请回原籍。

飞行员家属，组织上要逐个征求意见。主任说。

调防去哪里？母亲问。

主任看看团政委，团政委看着母亲，不吱声，主任也就不吱声。

母亲毫不犹豫地说：我随调。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母亲在一些文件上签了字，主任拿起来看着，站在一旁的团政委说：孩子好吧？

母亲说：挺好的。

我生下来窒息了，抢救了很长时间，才哭出第一声。我哭出来之后，母亲哭了。哭得时间有点长。父亲在前线备战，政委带着空勤干事守在产房外面。后来团政委对我父亲说，你那个家属啊，真是有意思，孩子有事在抢救的时候她没哭，后来抢救过来了，没事了，她倒哭起个没完。我父亲说，她年轻，不懂事。

谈完了话，母亲就离开了。她打开门出去的时候，团政委在她身后说：把家里好好安排一下，做长途转战的准备。

中午，母亲接回了在幼儿园寄宿的姐姐。她把我和姐姐都放在床上，自己坐在一边看着。我安静地躺着，两岁的姐姐看见家里多了个小小人，非常开心，趴在我的头边，一遍一遍奶声奶气地喊着：妹——妹——母亲在床边从中午坐到晚上。天黑了，屋里黑得看不见了。母亲站起来，给父亲打电话。

父亲在熄灯前回家了。母亲坐在灯下的黑影里，说：我们把老二送人吧。

父亲从母亲怀里把我接过去，抱着，他低头看着我，一下看，一直看。过了一会儿，有三分钟吧，父亲说：好。

这是我出生后的第八天。

组织上与母亲谈话后没几天，部队行动的命令到了：父亲所在的飞行团整建制调防去外省。出发时间是一周之后。

命令的到来加快了母亲托孤行动的速度。

母亲后来说，她才一开口，芳姨马上就答应了。芳姨笑逐颜开地说，好啊，好啊，姐，给我，我给养着。

母亲似乎说了不再见面之类的话，但是芳姨马上打断了她，芳姨说，只要不说破，你们想看孩子，随时都可以来。

母亲忧戚地说：送就送了，哪能再去看呢！

剩下来三天的时间里，母亲晚上下了班就给我缝制衣物用品，父亲中间回过家两次，在母亲身边站半天，母亲一刻不停地忙着，不理他，也不跟他说话。最后一天的晚上，母亲几乎忙了一个通宵，从来没有做过婴儿衣服的她居然做出了小棉袄和棉裤，还缝了两条小被子。她一边做，一边流泪。到了天快亮时，她眼睛疼得看不到针线了，歪在床头就睡着了。醒来一睁眼已经快中午了，父亲坐在旁边看着她。床上放着两个打好的大包袱，母亲一样一样地打开检查：小被子、四季小衣服、小帽子、小袜子、奶瓶、奶嘴、奶锅，还有两包奶粉。

一切都检查完了，母亲在屋里来回走了几趟，说了好几遍：还有啥？还有啥？父亲都不回答，最后一次，父亲怀里抱着我说：你坐下吧。

母亲坐下，和父亲并排坐在床边。一起看着我。

和芳姨约好来接我的时间，是星期天下午三点。三点过五分，芳姨来了。她提着一个好大的竹篮子，篮子用漂亮的粉底花布装饰了把手，还盖着块漂亮的粉色纱巾，开门的是父亲。父亲一个人在家。

半个小时前，父亲对母亲说：你还是别在家了，去别地儿转转吧。

母亲说：我不去。

父亲说：去吧，我在家就行了。

母亲依依地放下我，站起来，撒着两只手，脸色仓皇地说：我去哪儿？

父亲眼睛看着桌上的电话机说：去办公室吧。

办公室有电话。

母亲很快地点头说：那我去办公室。

母亲把桌上的电话提起来听了一下，再小心地放好，说：我去了。

芳姨后来给我说，我走在路上还想着，你妈要是哭得太狠了我说些啥？结果，我走到你家门口一看，门大开着，你妈根本不在家，就你爸一个人。

父亲坐在饭桌前，面前的桌上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小襁褓，边上还放着两个大包袱。父亲站起来招呼芳姨，声音很大。芳姨进屋来，放下篮子，走到桌前去看襁褓中的我。

芳姨看了我一眼，又一眼，她就站住了，不动了。

三分钟后，芳姨就离开了。她前脚刚走，母亲就站在了家门口，她雪白着一张脸，嘴唇哆嗦着。父亲没等母亲说话，就马上高举起手里抱着的襁褓：在呢！在这儿呢！

母亲一下子冲进来，抱起桌上的襁褓。

父亲站在一旁，笑眯眯道：人家嫌我们孩子太小，害怕带不了，不要了。

母亲眉开眼笑：不要好，不要好！

父亲指着桌边地上放着的那只大竹篮子说：你看，那个小许同志（芳姨姓许）也真是，她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

母亲看了一眼那只大竹篮，咯咯地笑出声来：那是装孩子的摇篮！

一句话说完，母亲突然把脸贴在襁褓上，号啕大哭。

就这样，我成了老二。

二、麻花辫

父亲与母亲的房间正中间，挂着一张他们的合影。

照片上，母亲穿着花布棉衣，父亲穿着纯色的，两个人都戴着围巾，父亲是咖色格纹的，母亲是白色的，即使时光过去五十年，在今天看来，他们戴围巾的装束还是很高级。

这张照片引人注目的不是围巾，而是母亲胸前那一对黑油油的麻花辫。

但这张照片，并不是父母的结婚照。

父亲与母亲在经历了五年的漫长恋爱后，决定结婚了。

父亲是飞行员（还是名飞行干部），按规定，飞行员的婚恋必须是要经过组织批准的。当初，父亲和母亲在确定恋爱关系之前，也是先向组织报告，经组织批准后，才正式开始交往的。现在恋爱成功，准备结婚前，还要向组织申请。

申请结婚的程序是：二人向父亲所在单位递交一份有双方共同签字的申请结婚的书面报告，报告中要写明双方身份、恋爱交往时间、准备结婚的理由等等。

报告递交上去后，组织上对他们二人分头进行政审。政审的过程很通顺，父亲是血统纯正的农家子弟，祖辈都是勤恳的农人，父亲招飞入伍前就读的中学，至今还流传着他“怀揣新鞋、赤脚上学”的故事。这个小故事至少可以说明父亲有两个特点：一懂事，二家贫。母亲这边的情况就更简单了，她九岁成孤，是在学校老师的照顾下，半工半读完成了学业。

打报告后不到两个月，组织就给予了回复，批准他们结婚了。

父亲母亲是同校不同年级的学生，但高中阶段他们的交集仅有一次。

那是一个有点特别的日子。这一天空军某部招飞工作组来到父亲所在的中学。之前，招飞干部们熟门熟路地拿到全校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档案。学校教务处负责人是当过兵的，有点国防知识，他对招飞人员说：与其我纸上谈兵地介绍，不如你们实际去相看。

招飞干部看着厚厚的卷宗说：这么多的学生，一一相看不可能吧？

教务领导说：你们来得正是时候，这两天我们在搞全市的中学生男篮联赛。招飞干部恍然大悟：是啊，全市的中学生男篮联赛，全市中学里体能最优秀的男生都会到场。档案都在他们手上，学分成绩思想品德里面全有，是不是当飞行员的料，再看看球场上的身手就更有把握了。

招飞人员来到学校的这一天，是师范中学的主场。父亲即将高中毕业，作为校篮球队的主力中锋，青春的父亲腾挪跳跃身手敏捷，这一场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比赛，师范中学代表队大获全胜。天意赐福，当父亲和众队友欢呼簇拥着下场时，父亲看到了女副校长身边站着一个娇小女生，正仰头看他，一双丹凤眼，胸前搭着两条油黑的、长长的麻花辫。

父亲还没有来得及仔细看清那两条麻花辫后面的面容，就被教务主任叫走了。父亲品学兼优，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而且是唯一一个在中学就入了党的学生干部。他们这第一次可能的相识就这样失之交臂。数日后，父亲没有悬念地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成功入选。

本校的学生招飞当上了飞行员，这在全校当然是了不起的大事。父亲已经毕业离校，但是学校把他召回，重新搞了一次隆重的送行。

这一场声势浩大的欢送仪式，母亲和父亲却再一次彼此路过。当喜气洋洋的父亲披戴着大红花走在人群中的时候，他脑子里被光荣和兴奋充满着，没想到其他。而这一天是母亲沮丧的日子。假期里，她回到寄居的堂舅母家，舅家人多地少，舅母的脸终日垮着，手脚也重，一大早喊母亲起床喂鸡都要把瓦盆摔在她脚前。母亲一声不响地拿上自己仅有的两件衣服离开了舅母家。她回到学校，寄住在同情她的老师宿舍里。当她拎着一只红樟木衣箱走进学校的时候，正遇到浩浩荡荡、敲锣打鼓走出来的欢送队伍。拥挤的人流把小个子的母亲挤到了路边，母亲对被欢送者的样貌完全没有印象，只模糊记得有个高个子男孩，“身上系着红彤彤的大花和绸带”。她当然也不可能预见这个年轻人今后与自己会有什么瓜葛。

父亲戴着大红花走了，航校四年，父亲全部精力都在学习飞行上。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空军航空兵某师某团某大队，这是个优秀的团队，前任大队长是著名的抗美援朝空战英雄王海。去部队之前，组织上批准他回去探家。

父亲回乡引起不小的轰动，方圆百十里，上下百十年，父亲是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第一位飞行员，那几天家里天天宾客盈门，把我奶奶为父亲留的一点儿精米细面吃得精光，我爷爷不得不天天拎着个竹筲箕去左右人家借米。我奶奶心明如镜，奶奶太知道来到家里的这一众叔伯大爷、婶娘妯娌们肚子里藏着什么心事，他们并不在意桌上盘碗中的内容，而是把眼睛都盯在父亲身上。见过父亲的人，没有不满意的。

我父亲年轻时的样子，我也见过，是在照片上。我的战友们看到照片时都说：你怎么会有王心刚年轻时的照片？王心刚，原八一厂的电影演员。

假期结束前，父亲回母校探望恩师。暂时摆脱了乡情的“围剿”，父亲恢复了他行云流水的姿态。手提一串云片糕和麻饼，脚步轻捷、意气风发的父亲走进教师宿舍区时，迎面就看见一个小个子女生，提着一只水桶走来，布衣素服，一双眼熟的丹凤美目，更眼熟的是那两条油黑麻花辫。母亲也是假期回来的，就住在恩师家里。恩师已经是中学里的女副校长，母亲是合肥师范大二的学生。那时节，上大学的女孩寥若晨星。晨星照亮了父亲眼睛，周围的一切都暗淡了。

父亲没有向我的爷爷奶奶表露他的心思，而是返回部队后先向组织报告。经组织同意后，父亲与母亲开始通信。

关于他们恋爱交往的时间，父母在结婚报告上写的是五年。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也算是漫长的。但是，母亲不止一次跟我说，长达五年的时光，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鸿雁传书，二人真正共同相处的时间，连两个月都不到。

他们鸿雁传书了两年，突然中断了。之前，父亲通常是每周一信，即使有事，也是每月两三封，母亲则是见信就回复。但突然的，父亲没有信来，母亲寄过去的信被盖上“查无此人”的章，退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