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差烟树五湖东

十多年前，我在东方出版社出过一本金庸先生的评传，计划修订再版，恰逢金庸先生百年纪念，香港《明报月刊》第三期，集结了十位学人的特辑，“侠之大者——金庸百年诞辰纪念”。主要介绍金庸小说的版本，大体有六七种之多，而非我们印象里的三个版本。评论家陈墨则回忆如何协助金庸修改最后一版的情节、内容等。金庸修订小说的目的在于，希望尽量减少一些自己想来会脸红心跳的错误。有的改过了，譬如黄药师对梅超风暗生情愫，段誉和王语嫣未成眷属等，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

北京台《编辑部的故事》栏目记者，也找我进行了近一小时的采访直播，纪念百年金庸。其中有两个特别受关注的话题，一个是金庸为何要去剑桥读博，一个是金庸小说里有没有融入自己的影子，有没有他对某种理想人格的追求。我在这里，继续说说这两个话题。

为争一口气去剑桥读博士

金庸读博，有几大原因。一是他高中毕业后，同时考取西南联大、四川大学等，最后选了不花钱的中央政治学校。成绩优异，但由于看不惯校内国民党学生“特务”殴打同学，向学校投诉，打抱不平，进而对校方加以指责，被学校劝退。所以他正式的大学生活，只有一年多，没拿到文凭。

更主要的原因在于1999年，他受聘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博导。这个博导却是史学专业，比较尴尬。因为我们说王蒙先生在中国海洋大学当文学院院长，定位是文学，著有《红楼启示录》，成就斐然——我认为这是讲解《红楼梦》最透彻、到位的作品。他当院长、带博士，没有问题。金庸先生却没有相应的历史学论文或著作，起码历史学界不认可。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就说，据他所知，中国史学界没有人认为金庸是历史学家。宋史专家、浙大教授何忠礼则披露，金庸博导资格历史系没过，但学校层面通过了。

反对金庸当博导最激烈的是南京大学原副校长、戏剧学家董健教授。这位先生我熟识，做学问扎实，为人和善。2000年，南京大学邀请金庸先生讲演，董先生全程参与接待。董先生说，“我也很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但他只是一个武侠小说家”，金庸却一再强调他是历史学家。南大本想请他讲小说，他坚持要讲历史政治。结果讲演里有一些知识性错误，学生不停地哄笑。南大历史系教授认为金庸先生的水平别说当院长，当副教授都不够。

这些话在媒体发表后，金庸先生不快、不服。这涉及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学者，在自视甚高的金庸眼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2005年，他对记者说：“历史学家和历史工作者是不同的。历史学家要目光很远，需要一个大的历史观，而不是考证哪一点。”如果单从这个角度来说，金庸觉得自己虽然不懂治学的规范，但他具备卓然的史识，是历史学家。

刘知几在《史通》里提出史学家应具“三长”，章学诚在此之外又加了一长。金庸熟读中国史，具有独立的史才、史识，哪怕不见于具体的历史著作，但已融会贯通到他的小说里了。也就是说，金庸先生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历史学者，但可为一个宽泛意义上的历史学家。试问老子的《道德经》，五千言，按现代标准，是哲学著作、哲学论文吗？符合哪条规范？即便如此，老子仍是最伟大的哲学家。著名史学家余英时、饶宗颐等先生，也都对金庸的文史知识推崇备至。余英时评价说，金庸先生具有“深厚的文史造诣”。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先生则认为，“对于中国历史的独立思考，乃金庸小说成功的一大关键”。著名梵学学者金克木先生在文章里说：“金庸……所透露的史学佛学见解，论水平未必是‘超一流’，若著书立说也不见得能称首席什么家，得什么国际大奖。然而以史学佛学入小说，在武侠中讲‘破相’，那就超人一等了。……以佛观史的见解未必‘超凡’，但进入小说，特别是武侠小说，就大大‘脱俗’了。”这是知音之谈。进而，金克木评第一等通俗小说，“谁能抓住读者心理趋向而又不只是迎合于一时，同时还能揪住深层的潜力，那就能从布老虎变成铁狮子”。

金庸小说无疑是金克木所说的“铁狮子”，他把天文地理、易经八卦、琴棋书画、美食酒茶等和小说有机结合，是打动人心的要素之一。

但这只是我们的维护，学界不认账，金庸未必看过金克木等人的文章。他了解到了不足，毅然辞去院长和博导教职。

张纪中导演就曾透露，金庸选择读博，是憋着一

由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剧照口气的，要回击那些嘲笑金庸学问功底不够的批评者——诚然，这种说法逻辑上并不成立，因为人家“嘲笑”的是没有拿学位之前的金庸，一旦补上所谓专业训练上的不足，谁还嘲笑呢？

这几大原因导致了金庸想继续读学位。问题在于金庸为何要认准剑桥大学？

依我看是为了完成他妈妈的遗愿。因为他表哥、诗人徐志摩，读的就是剑桥大学。小时候妈妈常拿表哥做榜样，激励他好好学习。跟他说，你看你表哥多厉害，读的是剑桥大学！不会认输的金庸便说自己长大了也要读剑桥大学。他妈妈徐禄，比徐志摩大一岁。1937年，金庸13岁，远在一百里外的嘉兴中学读书，日本人轰炸金庸的家乡海宁袁花镇，徐禄在逃难途中染疫去世，金庸不知情，因为他很快也随学校一起逃亡了。这是他切身的巨大隐痛。既然在妈妈面前许过愿，那就要实现。

金庸为什么能上剑桥呢？是由于2005年初，剑桥大学校长理查德女士偶然读了《鹿鼎记》的英译本，赞叹不已。随即向教授会推荐，提议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头衔。全票通过。金庸却谢绝好意，请求到剑桥读书，完成博士课程。理查德惊讶说：“查先生，荣誉博士是剑桥最高级的学位，排名一般在教授和院士之上，地位甚至比校长还高……”金庸说，我读博士是因为学问太低，我不为学历。执意要从硕士读起。剑桥最终同意他的入学申请。2005年，金庸师从唐史专家麦大维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拒绝照顾，每天骑自行车去教室听课。5年苦读，先后拿到硕博士学位。金庸尚不满足，2009年起又到北大深造，师从国学院院长袁行霈先生。袁行霈，常州人。伯父是溥仪皇帝的老师，伯父的儿媳是金庸的堂姐。金庸并未因这层关系而不学。北大校方专门制订计划、确定学制，按计划应于2013年毕业。但金庸年事已高，终未完成学业，故未如期拿到文凭——北大为金庸准备了博士文凭，至今都没能发出去。

乱世孤儿的理想

金庸的主要小说都是成长小说。主人公从小到大，在山野间漂泊，孤身奋斗。或突遭变故，人生剧烈拐弯。这和他本人早期的经历吻合。

他本是富家公子，日本侵华时他是初中生，随学校从嘉兴徒步大迁徙，走到丽水碧湖镇，差不多一千里。后来念高中因写文章讽刺训教主任被开除。在校长和同学帮忙下，1940年7月转去几百里外的衢州中学。浙赣会战时学校停课疏散学生，1942年5月提前毕业，金庸已18岁，决定去战时首都重庆求学。走到湘西已冬天，盘缠所剩无几，借住同学家，因离考期还远，就在农场干活儿、复习。次年去重庆考取中央政治学校。学校实施军事化管理，是国民党“党立的最高学府”。不安分的金庸虽想好好念书，最终没念完。后去湘西生活一年多，直到1946年初夏，才返回海宁。乱世孤儿，崇山峻岭里奔波不定——这不就是青少年时期的金庸和他笔下诸多男主角共同的遭际吗？而彼时他肝胆侠义，一次次挑战强权、反抗压力等不凡之举，与小说里“侠客”们的拯世救民心一致。

郭靖、杨过、令狐冲、乔峰、张无忌，这些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典范，其经历性情，便带上了金庸的身影。至于小说里的女主角，也带有他一度念兹在兹的梦中女郎夏梦女士等人的丽影。当然，小说创作，人物往往是多样的复合体。

金庸的理想人物是民间身份，凭本领救民于水火。力不从心时则像杨过那样归隐——学的是范蠡。

范蠡是金庸最佩服、欣赏的历史人物。《越绝书》等史书上说，范蠡功成身退，偕西施开始隐居于无锡的蠡湖一带。那是我的家乡，我对范蠡多有研究，为此写有长篇《大气运》在《小说月报》发表。大体说来，实际生活中的范蠡亦非金庸理想里的样子，而充满算计，算计不成，被逼离开，复以“陶朱公”扬名后世。和作为报人的查良镛差不多——金庸48岁即宣布“封笔归隐”，其实他改小说改了一辈子。2004年80岁时还在大改自己的作品。

改完全部小说后，不安分的老人才开启了轰轰烈烈的读博之旅。

这哪里是“封笔”“归隐”呢？分明就像我《大气运》里所写的，活脱脱一个陶朱公再世啊！

原载《北京晚报》2024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