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韦小宝

大学毕业后，我分去遥远的西部边地，不久考到北京读研。行前受邀，给同事们讲课，预告早早打出，听说我讲的是金庸后，人人争先，挤了满满一屋子。可见得金庸先生巨大的影响力，无所不在——即使是边远地带，也有读金庸小说，或者看金庸电视剧的。

站上讲台，我一边讲，一边信手在黑板上画出一张关系图，讲的是《鹿鼎记》，介绍它的结构——几大敌对势力“争天下”，无所不用其极。而几大势力倚重的“栋梁”人物，又都是男主角、鄙乡贤韦小宝韦爵爷。

有哪些势力呢？一个是占有天下的康熙皇帝，一个是反清复明的天地会，一个是勾结罗刹国和吴三桂的神龙教。

康熙八岁登基，宝座不稳，身边有大臣鳌拜妄图揽权，需要干掉；又有神龙教派来的假太后，行走后宫、滥杀无辜，必须剪除。

朝廷之外，最大的造反势力是平西王吴三桂，康熙知道他不安分，拥兵自重，得尽量拖住吴三桂；台湾的郑家，也有和吴三桂联手之嫌……

国外，有罗刹国等群狼，虎视眈眈。

民间是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看好韦小宝的身份——康熙身边第一红人，收为徒弟；而崇祯皇帝的二公主九难，女弟子是李自成、陈圆圆的女儿阿珂，男弟子是韦小宝。他们都想杀康熙。

韦小宝周旋于这些不可调和的敌对势力之间，不说游刃有余，起码也是得心应手的。因为他见风使舵、两面三刀、吹嘘拍马、玩世不恭的品行和这片土壤契合。换成是郭靖、杨过、令狐冲、乔峰、张无忌，则断断不行。韦小宝是十足的小流氓，大侠在流氓面前，黯然失色。

试看陈近南，武功高强，肝胆照人，可惜毫无眼力、一味愚忠，明知二公子郑克塽心术不正、图谋不轨，对身为“世子”的女婿郑克是一大威胁，依然放虎归山，临死都不让韦小宝杀掉这个祸害，以至于女婿被篡位、谋杀，女儿也殉死。

再看大儒顾炎武、黄宗羲，最后亲自拜访，游说韦小宝取康熙而代之，他们辅佐他。

不愧是读书人，他们一定是从史书上发现，农民出身的开国君王，历来都是大流氓，自己不是，韦小宝差可比拟，否则就不会劝谏了。

韦小宝却知道皇帝有多苦，担多少风险，不自由、不自在，哪有他逍遥？再说了，即使恢复大明江山，朱家那些当过皇帝的人，有比康熙干得好的吗？让韦小宝背叛康熙，就和叫他背叛陈近南一样，得不到任何好处，坏处却一堆，脑袋随时会搬家，傻货才干。这不啻是对大儒们的辛辣讽刺——应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古训。

韦小宝是那种运气爆棚的家伙，他之所以能通吃天下，也是由于自小和康熙结下的友情，去掉这层关系，他什么都不是。如此背景，深不可测，谁不想借力？有借力升官发财的，有借力培植势力的，有借力“拨乱反正”、青史留名的……他自然有自己的小算盘，无可厚非。

韦小宝在生活中，能找到一些“原型”。写《鹿鼎记》时的上世纪70年代，金庸如日中天，尤其在明报集团内，无人不敬佩，他大体是那种说一不二的老板，俨然康熙，身边不乏机变伶俐、口舌便给、出谋划策的部属，很得他的赏识——金庸说粤语有点结巴、不利索，交办事情常写便条。他们信义相交，多数时候心意相通，事业上彼此成就。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样的关系，类似于康熙和韦小宝。加之其他朋友的某些品性特征，如倪匡的油滑爱动、嬉皮笑脸等，都拿过来丰富了人物形象。

金庸亦是那种讲义气、为他人两肋插刀的人，不说别的，单从他中学时来自沦陷区，家人流亡、祖宅被日本人的炮火烧光，仅靠微薄的国家补贴生活，本身穷得揭不开锅，靠编写教辅书赚了点小钱，就慷慨解囊，帮更困难的同学缴学费，见到不平事爱打抱不平，等等，即可见一斑。

这一点，在韦小宝身上得到完美的融合与体现。如同先生在《鹿鼎记》后记里所写的：“读我小说的人有很多是少男少女，那么应该向这些天真的小朋友们提醒一句：韦小宝重视义气，那是好的品德，至于其余的各种行为，千万不要照学。”（1990页。三联书店1994年5月）

著名学者王学泰先生曾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同心出版社，2007年7月）里，专章分析天地会和韦小宝，说：“金庸说他把韦小宝当作反面人物来写，可是小说通过形象告诉给读者的却是一个正面的英雄形象。……金庸完全赞美韦小宝，让他获得一切成功，让年轻人啧啧羡慕这个。实际上韦小宝如果要在现实中是很可恶的，可是他在小说中和屏幕上是那么的可爱，这是很荒唐的。所以像《鹿鼎记》所谓的反武侠小说的危害更甚于其他的武侠小说，说白了如果要把一个流氓的形象推荐给一个年轻人作为生活样板的话，不知我们的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子。”金庸小说实际上是一种城市商业文化，作者似乎不太关注他写的到底是什么，只关注读者对什么感兴趣，特别关注从人性弱点出发那种心灵上的隐秘之处。关注什么，他写什么，所以能畅销。

我觉得王学泰先生的观点自成一说。韦小宝那样的性格，其所谓“成功”，往往都很“讨巧”，甚至是歪打正着。他是皇帝最喜欢、最倚重的人，如果安于做官，做那种臭名昭著的大恶人，那他条件足够，要什么有什么。但他对所有的朋友讲义气，上下左右地讨好，从不以为自己有多重要，极力在许多不共戴天、争天下的势力之间摇摆、游走，搞平衡；直到几大势力绕开他，赤膊对阵，他控制不住，也得不到好果子了，才溜之大吉。

典型的像被抓去神龙教，本来他是“俘虏”，换一个旁的人，下场可想而知；到了他身上，却逢凶化吉，靠的是机灵和大拍马屁，竟得到教主大人信赖，委以高位、重任；一旦他脱险，又鼓动皇上为江山社稷虑，率“海军”炮轰神龙岛，连教主夫人都骗上了手。

这一出，神乎其神，让所有读者意料、倾倒、服气，恐怕韦小宝自己都想不到。因为整个过程中，他都是被外界牵着走，他不过为自保，而主动去适应、化解，终于因祸得福。这样的人能叫大奸大恶、无耻下流、可怒可恨吗？从自保的角度看，完全谈不上。他的所有的表现，出于一种强烈的求生本能。

我们无法痛恨这种本能，也就不能痛恨这个人。相反，我们常常是会心一笑，感到过瘾、痛快，对那些不久将被他玩弄于股掌、刚愎自用、跋扈狂妄之流，摇头不已。看来，让我们嫌恶的不该是韦小宝，而是那些权力欲极强、钩心斗角、日夜想抓权、当皇帝，为上位疯狂控制、逼迫、驱策他人，视他人为工具、草芥的痞子政客。韦小宝恰恰是没有什么权力欲的，也没有多大野心，他更不是什么英雄，而只是居功不骄、功成身退，在“朕即天下”的皇权社会，做到了“最佳”。我们还能奢望什么呢？他那些歪打正着的招数，无敌于天下，能不叫人叹息，并有所敬畏、深思——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道，才让如彼混混畅行、吃得开？

《鹿鼎记》最后一节，韦小宝带着夫人、儿女回到扬州丽春院，私询母亲韦春芳，自己的老子究竟是谁，更具深意。当年，韦春芳长相标致，每天接好几个客，怀上韦小宝之前，既接过汉人，也接过满人，另有蒙古、回、藏，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中国人。“血脉”相承——这些人都可能是韦小宝的爸爸，那么韦小宝就成了中国人这个集体的代表。不过，现实里韦小宝的那些原型，则都是守法的，在香港这么一个高度法治化的环境里，无不在法律允准的范围内，施行高超的谋略、手法，周旋于业界、商界，结下人气、人缘，助力金庸为报业打开更宽、更广的天地。

韦小宝倘生在当代香港社会，定也是这样的人，一如金庸本君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