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落起舞

送跳跳去舞蹈班的路上，我打了两个电话。

第一个是打给我爸的，我问他坐上车了没有。网约车是我一大早替他叫的，今天我表弟结婚。请柬上写得很清楚，婚礼十一点五十八分准时开始，现在出门应该正好。结婚是大事，本来说好的，一家人都去，但我和我妈临时都有事。我妈是颈椎病犯了，她颈椎的毛病是老毛病了，一发作至少得一星期。我也有事，今天轮到我当志愿者——跳跳她们舞蹈班每周需要一名家长当志愿者，这周正好轮到我。

第二个电话就是打给跳跳舞蹈班的苗老师的。舞蹈课结束之后，我想请她吃个饭。临时起意，所以电话必须得尽早打，不然等苗老师进了舞蹈房，换上练功服，就没办法接听了。跟我爸通完电话，公交车正好停靠燕山立交桥东站，我看了一下时间，九点十七分，这个点她应该还没出门，或者正在开车去中心的路上。果然，电话一打就打通了。我自报家门，我说：“我是跳跳爸爸，今天的家长志愿者，中午跳跳想和您一起吃顿汉堡。”我没说吃饭，也没说请，而且还是打着跳跳的旗号，我不想给她任何拒绝我的借口。果然，苗老师很轻微地犹豫了一下，然后一口答应了下来：“我请跳跳跟您吧。”

舞蹈课每周一节，都是星期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两个小时。两个小时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打发起来还是有点难度的。中心这一带离我辞职前的工作单位不远，地形和环境我很熟悉。西门对过是个公园，一到周末就成了老年人的天下，下棋的、跳舞的、唱歌的、锻炼身体的，各种扎堆。从公园南边一个角门出去，五百米之外有一个文化市场，也是相当热闹，卖许多跟文化有关也无关的东西，笔墨纸张、花鸟虫鱼、核桃手串、蜜蜡像章、邮票钱币等等，很多玩意儿在商场甚至网上都买不到，只逛不买也不烦，一圈下来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

今天我不想逛，懒得动，腿沉。脑袋里也沉，像灌满了水泥。昨晚我喝大了，警校同学聚会，一年才聚一次，必须得尽兴。不光是同学，还是同乡，那一届我们一个县一共考上来八个，留下了五个，自封“五虎”。“五虎”毕业后每年都要找机会搞一下。大家轮流做东。昨天做东的是我，主题是庆贺，庆贺“二虎”戴佳栋高升，副转正，昨天正好公示到期。五个人里头我跟戴佳栋关系最铁，上警校时连搓澡巾都混着用，他的喜酒理应我来张罗。就在我自己家开的火锅店搞的，也是戴佳栋的意思。“现成的家宴，何必舍近求远？再说了，正好也见见老板娘，多少年没见了。”戴桂栋说的是黄雁。确实，好多年没见了，起码十多年了，毕业之后就没见过。他问我：“现在黄雁还跳不跳舞了？当年共建晚会上她代表她们职校跳的那个《敦煌飞天》我到现在还记得呢，好家伙，腰那叫一个软，台下百分之九十的男生眼睛都是直的。”“还飞天呢，”我笑着说，“现在能蹲下就不错了。”

天气很好，无云，蔚蓝，响晴。公园里人很多，所有的长椅和石凳几乎都被占满了，我在靠着树荫的绿化带旁随便找了一个位置坐了下来。眼前是欢乐的海洋，一群老年人载歌载舞，载的不是普通的广场舞，是那种带着很强的表演性质的民族舞，演出服无比艳丽，个个舞姿也很稳健，一看就是有底子的，年轻时一定学过几年。很多人都被吸引过来围观，这里面也包括我，一支接着一支，一曲接着一曲，就这么一路跟着看了下来。可能是坐的时间有点久了，原本就不太严实的那点树荫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我，太阳当空照在我的头顶上，但我还是不想动。头皮很烫，可我却感到额头上丝丝发凉，用手摸了一把，果然是一层虚汗。摸到汗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现在需要一瓶饮料，芬达、雪碧、可乐，随便什么都行。

最近的一家超市在公园对面，需要过一条马路。马路不宽，但来来往往的车辆很多，走过去花了一些时间。我拿的是一瓶可乐，刚扫码付了款，电话响了。是戴佳栋打来的，不放心，问我情况怎么样。昨天我送他们从店里出来时，从绿化带一直吐到了排水沟。我说没事，那点酒算个屁。他在电话里等了一会儿，似乎在分析我语气里的含义。我感觉到了他在分析，又重复了一遍：“真没事，我人都出来了，送跳跳来上舞蹈课呢。真要有事我还能出得了门？”他停了一下问我：“没开车吧？”我说没有，坐的公交车。他说：“昨晚喝那么多，你现在开车肯定还算酒驾。”我有点不耐烦，那瓶刚从冰柜里拿出来的可乐已经属于我了，此刻正湿漉漉地在我手里攥着，但因为接着电话，我没法腾出另一只手来把它拧开，对碳酸饮料的强烈渴望让我的喉咙不由自主地一阵阵紧缩。但我还是耐着性子回答他：“放心吧戴处，犯法的事情咱从来不干。”

一瓶可乐一口气喝掉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拿在手上。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等着胸口里那个体积很大的嗝打出来，然后拧上瓶盖，走出超市。出门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时间，十一点三十八分。差不多了，可以进去了。

舞蹈班清一色小姑娘，家长志愿者通常都是由妈妈们担任的，爸爸很少。二十多个孩子，差不多半年一轮。过去都是黄雁来，我还是第一次。两天前我就主动跟她说了，这次我替她来，正好可以有理由不去参加婚礼。工作量其实不大，提前十五分钟进教室，录几分钟的教学视频发到群里，然后带队到中心大门口，等着家长们把各自的孩子领走。苗老师今天的课结束得稍微有点早，我脱鞋进去的时候孩子们正在休息，边休息边等我。见我进门，苗老师很响亮地拍了几个巴掌，集合，整队，各就各位。舞蹈教室是中心所有教室中最大的教室，一间至少两百平方米，加上还有一整面墙的镜子，看上去感觉更大。

这节课的内容还是继续排练《留连戏蝶》。下个月九号，她们要代表中心去参加三年一届的“小荷花杯”预选，先是市里，然后是省里，最后是全国。中心今年一共只有三个参赛名额，其中一个给了苗老师。压力很大，除了考级，苗老师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忙这个。舞我是第一次看，但曲子听过。好听。最近这些日子我经常在家里听到它，跳跳没事就在客厅跟着电视练习。《留连戏蝶》，名字也好，有诗意，我当时顺手就在手机上搜了一下，果然是从诗里来的：“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杜甫的诗。我边录视频边看她们跳，通过手机屏幕看。我记得跳跳刚上一年级送她来的时候，她们还是一群小豆芽，转眼都成大姑娘了，大到我都有点不太好意思直视她们了。

今天有三个请假的，一共来了十八个。其余十七个全部被接走以后，就剩下了我和跳跳。我们俩站在中心西门警卫室旁边的一把遮阳伞下面等苗老师。十五分钟之后，中心的老师们陆陆续续出来了，离得很远我就看见了苗老师。我拍拍跳跳的肩，跳跳也看见了，跳起脚来很响亮喊了一声“苗老师”。然后我们毫无必要地从遮阳伞下面走了出来，以示迎接。苗老师十三点半还有课，练功服没换，外面直接套了一件防晒衣。防晒衣有些大了，袖子和下摆都很长，她抬手跟我们打招呼的时候就像挥了一下水袖。

十三点半的课，时间应该还是很充裕的。计划不变，说好的吃汉堡，那就还是吃汉堡。从中心西门出来，从最近的一个人防通道入口下去，走两百米不到上来，路口就有一家快餐店。

我点的是套餐，三个人的。三个人用了两张桌子，我和苗老师一张，跳跳自己单独一张。单独一桌的跳跳很快就吃完了属于她的那一份，然后伸手问我要手机。黄雁不在，我的手机就等于她自己的手机。为了不打扰我们，同时也不被我们打扰，她拿到手机后起身远远地另找了一张桌子，离我们十万八千里。我扭头看着她那副埋头扎在手机里的样子，感到有些难为情，小小年纪就戴上了一副眼镜，尽管戴着眼镜眼珠子还恨不能贴在屏幕上。眼镜是一年级配的，刚配的时候是一百五十度，现在已经快四百度了，以平均每年五十度的速度在增长。坐在对面的苗老师仿佛留意到了我的难为情似的，笑了笑，告诉我说：“该注意还是得尽量注意一下——跳舞有两样是最忌讳的，您知道吧？一个是胖，一个就是眼镜。”胖我知道。黄雁在当年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就不吃晚饭，一粒米都不吃，一直坚持了很多年。但是黄雁不戴眼镜。“下个月九号比赛，可以考虑到时候让她戴一下隐形眼镜，不戴的话可能会影响平衡感，另外我在台下有些引导也怕她看不清。”苗老师说着，顺手对我演示了几个训练和比赛时她常用的引导手势：分开、前进、停止等等。

我没想到话题这么快就来到了这里，一步到位，本来以为还需要绕一点圈子才行。时机很好，我不想错过。我决定抓住机会，开门见山，我说：“苗老师，下个月的‘小荷花杯’，我们不参加了。”

苗老师刚刚低下头去喝了今天中午的第一口可乐，那可乐刚喝进嘴里她立刻就把头重新抬了起来。“什么？”不是没听清，她也许只是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我又重复了一遍：“‘小荷花杯’，跳跳不参加了，另外……”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鼓足勇气，一鼓作气说完比较好：“暑期班我们也不打算再报了，以后就不跳了。今天是她的最后一节课，感谢苗老师五年来对跳跳的关心……”一年级下学期报的班，刚好五年，刚才打腹稿的时候，我就把数字算出来了。

“跳跳爸爸！”苗老师打断我，口气和目光都明显地往下一沉，“什么情况？”

轮到我低下头去喝自己面前的那杯可乐了，我不说话。我知道，我不说话的样子看上去有点不太礼貌，还有点令人费解。苗老师突然明白我请她出来吃这顿汉堡的真实用意了。

“是不是时间问题？跟学习冲突，影响成绩了是吧，跳跳爸爸？没关系的，跳跳爸爸，这些我们都可以想办法的。”

苗老师猜得其实没错，这些当然也都是原因，而且还是很重要的原因——我没告诉她，其实这原本是跳跳妈妈的意思，她早就不想让跳跳再跳了。每周一个上午，接送加吃饭，来回得折腾一天，还不算各种考级、比赛、演出，大把时间都搭进去了。跳舞嘛，玩玩而已，差不多就行了，有几个将来能把跳舞当饭吃的？上个月期中考试，黄雁在钉钉里偷偷问了一下班主任跳跳的名次，也是这么多年以来鼓起勇气第一次问。班主任秒回，三十六。全班一共四十一个孩子。六年级了，这个情况恐怕有点危险。当然这个名次也不一定跟跳舞有关，但跳跳妈妈就是要把账记到它的头上。那天她就是因为这个爆发的。早晨上课出门的时候跳跳忘了带舞蹈鞋，光脚穿裤袜跳了一上午，回家的路上跳跳妈妈骂了她一路，越骂越气，越气越骂，到家了气还没消，顺手把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一瓶老干妈摔到了地上，啪的一声巨响，地板上瞬间一片“血肉横飞”。“再跳下去，你将来就只能跟你妈一样，一辈子开个破店给人家切羊肉、端羊肉！”结婚这么多年，我还很少见她如此崩溃和爆发过。黄雁爆发的方式主要就是摔东西，血肉横飞地摔，歇斯底里地摔。上一次是七年前，就是我告诉她我打算从厅里辞职那次。我跟她说我想好了，准备换个活法，不再过那种自己不想过的生活了。听完她就爆发了。不过不是当场爆发，是两天以后爆发的，她一声不吭报了海南三日游的团，大包小包出门时把一大串钥匙朝客厅的茶几上惊天动地地一摔。她说她也打算换一下，她也过够了自己不想过的日子了。

是的，这原本是她的意思，但是就在今天，确切地说，就是在早上我出门坐在公交车上的时候，成了我的意思。对，我不想让跳跳继续跳了，我要让她悬崖勒马，让她跟跳舞一刀两断。跟影响不影响成绩无关，跟那个三十六名无关，我就是不想让她跳了。但是我不想解释，不想跟苗老师解释，也不想跟任何人解释。我说：“谢谢苗老师，没什么情况，就是不想让她跳了。”

苗老师转头瞥了一眼不远处隔了几张桌子的跳跳。跳跳仍然目不转睛地埋头在手机上，那一脸专注的样子看上去很无辜。我告诉苗老师：“我还没跟跳跳说，我觉得先跟您说了之后再通知她比较合适。”跳跳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我心里有数。这孩子我了解。所有平庸的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大部分事情都可以让大人说了算。不管愿不愿意承认，事实如此，跳跳就是属于那种很平庸的女孩，各方面都是，既不叛逆，也不专注，并且身无所长，唯一的长处也许就是继承她妈妈那一点可怜的舞蹈天赋了，但也就那么一回事，拿了几张奖状，跳了几次C位，当不了饭吃的。比一般人多一点点而已。现在，正好可以将这多余的一点点抹平和清除掉。

苗老师两手交叉握住可乐杯子，那是她面前桌子上唯一可以拿在手里的东西。她把头抬起来，目光里犹疑和决绝交替一闪：“要不，就让她参加完九号的比赛！她是领舞，跳的C位。”

苗老师用的不是商量的口气，她在赌，赌我的决心和她的颜面到底哪个更大。我知道我在突破一个老师最后的底线，当了这么久的老师她大概还从未受到过如此冒犯。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过分了。我说：“我知道。对不起了，苗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