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酒鬼是怎样诞生的

一九七九年，对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因为那年我跨入了名牌大学的校门。一九七九年是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三个年头。七七和七八，绝大多数的学生是历届生，一般都有或长或短的工作经历，并以“老三届”居多。到了我们这一年，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以中文系为例，我们班一共五十八个人，历届生工龄五年及以上的有八人，工龄两年及以上五年以下的有六人，余下四十四个全都是应届生，占比百分之七十多。他们堪称青年才俊，差不多都是以显赫的高考成绩，直接从中学考入大学。岁月的大河因为社会变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忽然拐了个弯，团团打转，旋涡套着旋涡，涟漪串起涟漪，往四处漫延渗透；时间行进至一九七九年被折叠起来，像一只彩色纸鸢，头部略微窄小，身体纤细羸弱，却拖曳着一条长长的壮硕的凤尾。

我们班的辅导员是“工农兵大学生”留校的教师。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期，国家从工厂、农村及部队选拔了一批人直接进入大学，这批人被统称为“工农兵大学生”。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工农兵大学生”的含义了。辅导员是从部队来的，四十来岁，国字脸，理着齐整的板刷头。中文系的老师都有研究的主攻方向，辅导员走了一条捷径，他研究的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报刊出版业。辅导员很少来学生宿舍，但只要一来，就会在各个寝室转悠，与同学们打成一片，一起抽烟一起聊天，也会说到系里那些名教授的逸闻和八卦，抽烟的时候他会情不自禁地跷起二郎腿，渐渐地裤管愈撸愈高，露出浓密粗黑且一根根支棱着的腿毛。

刚入校不久，在辅导员的主导下，我们班成立了班委会。班干部基本由年龄较大的同学组成，年龄最大的当了班长，三十五岁，副班长三十三岁，班委及各小组组长都由历届生担任。公正客观地说，辅导员当时这样安排也没什么毛病，他从部队来，相信有工作经验的学生，他们比较成熟、听话、好管理。

我在上大学前有三年农场工作的经历，属于中间层的那一茬。中间层只有一个胡子拉碴的家伙进入了班委。这个家伙后来晋升班长，因为班长去当系学生会主席了。那个胡子拉碴的家伙最大的本事是什么课都不缺席，什么课他都能从头听到尾，笔记那是记得工工整整，一点涂改都没有。他后来成为我们班共同的偶像绝非偶然，每每考试来临，我们就争先恐后地抄他的笔记。他非常大度，毫不吝啬地将他的笔记奉献给我们。他的笔记就是我们的精神食粮，就是我们的指路明灯，说是救命稻草也不为过。

当时的我，感觉进入大学就像进入天堂，整天泡在图书馆和系阅览室，感觉没意思的课经常逃课，抓紧每一分钟读书，恶补世界名著，那情形就像一个多年缺钙的人，一有机会就大把大把地吞食钙片。辅导员一手策划的班委选举，我完全没兴趣关注，我在所有候选人的名单后面都不负责任地草率地打了钩。

大学第二年，我开始狂热地着迷于西方戏剧史，几乎通读了所有外国的经典剧本。那段时间我固执地认为诗歌与戏剧是离哲学最近的两种文学样式。从古希腊悲喜剧到《莎士比亚全集》，再到斯特林堡、奥尼尔、契诃夫、贝克特、萨特、迪伦马特、阿瑟·米勒、威廉姆斯等人的剧作我都耳熟能详。万比洛夫的《打野鸭》我整整读了三遍，他与他的前辈契诃夫一样的节制和含蓄，日常在他那里都变成了隐喻和象征。

有一次夕阳西下，我从图书馆徒步回宿舍，林荫道旁的告示栏张贴出学校话剧团招聘编剧和演员的公告，我去学生食堂匆匆吃了晚饭，偷偷跑去学校的活动室应试，临走时还从宿舍顺带了一只塑料脸盆。这是我表演抓蚊子小品所需的道具。小品设计在盛夏时节，苦苦复习迎考的人备受蚊虫侵袭，左右拍击，依旧难敌那些嘤嘤嗡嗡的族群，小品结尾处我在脸盆上涂了很多肥皂，满世界乱舞（这地方应该有音乐），想象中的一群群蚊子纷纷钻进塑料脸盆，沾满脸盆的内壁。

教室里的老师和学生哈哈大笑。我原意是想去应试编剧的，也许剧团指导老师被我的小品所感染，见我形象还算端正，竭力说服我当演员。我暗忖莎士比亚曾在剧院干过许多杂活，这些经历为他日后的剧本创作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有莎士比亚的先例在，我想我也不妨试试。

从此我除了去图书馆和阅览室，还多了一个去处，那就是话剧团的办公室。话剧团新招的团员中有两个美女，一个是外文系的，另一个是计算机系的。外文系的美女同学很快与话剧团的指导老师同进同出，计算机系的女同学也与另一位指导老师关系暧昧。虽说两位老师都是单身，可这在当时的校园氛围中还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一般来说，师生恋是不被允许的。我对班里的事情不闻不问，完全像个局外人。奥尼尔有个剧本叫《天边外》，非常契合我当时的心境。天边外有什么样的风景，我并没有清晰的认知。一直到班里的应届生中间一股不满的情绪暗流涌动，我这个局外人还被蒙在鼓里浑然不知。

三年级刚开学不久，辅导员来找我，我们站在中文系宿舍楼前面的草坪上面对面谈话。辅导员一边嗫嚅地说话，一边拼命挠着平顶头，他好像有点拘谨，因为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与他说的话加起来不会超过十句。他说，系里决定我们班要派出十几个同学去留学生楼陪住，十几个人里也包括我。

我问辅导员：“为什么有我？我们去干吗？”我说：“我从小最痛恨告密者，我无法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辅导员说：“你想多了，你们去就是帮助留学生学习中文，没有任何其他的任务。”

他板着脸，没有表情，我盯着他的眼睛端详半天，似乎不像是套话。当时我有点犹豫，我该信他呢还是不信？这仿佛是哈姆雷特的纠结。

我们中文系一间宿舍要住七个人，留学生楼的一间宿舍最多是两个人住，这是何等诱惑人的待遇啊？为什么这样的好事会落到我头上呢？辅导员解释说有个法国留学生来研究相声史，他想来想去只有我最合适。

最终我相信辅导员的话去了留学生楼，喜出望外的是，我发觉那个窗明几净、阳光照射的房间只有我一个人住。我陪住的是个法国留学生，号称来中国研究相声史，我的话剧团背景让辅导员觉得我与那个法国人同住比较对口。其实我一个南方人哪懂什么相声史，那个法国人是个彻头彻尾的哲学家，萨特存在主义的徒子徒孙，法国前几年的工人罢工他都参加了，还是个小头目。他只是借着研究相声的名义来中国考察东方的社会主义。留学生楼的居住条件比较优渥，有淋浴房、餐厅，餐厅只对留学生开放。留学生楼的门卫室有二十四小时的门卫值班，来访人员皆需要登记，还有严格的时限。

法国人与他的妻子住一间宿舍，他喜欢早晨起床后洗澡，心情好的时候，会穿着睡袍，端着一杯咖啡来我（我们）的房间。房间里有两张书桌，他坐在靠门边的一张书桌前。我要是不理他，他就假模假式地坐在书桌前唉声叹气，一个人自言自语，抱怨中文太难学。他不停地发出奇怪的声音，我根本看不进去书，虽说不情不愿，但还是记得自己有帮助面前这个老外学习中文的任务，勉强回转身帮他认中文字。法国人即刻眉开眼笑，还带着讨好我的神情。他的中文差不多相当于中国小孩二年级的水准。他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跟我讨论报纸上的新闻，他擅长分析，能把有关吃喝拉撒的任何日常细节上升到哲学高度。每次我连猜带蒙，大概能理解他的意思。有时候因为中文不够用，他着急了，叫来他的妻子当翻译。我们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他的妻子中文好，反应快，她如若要帮腔，我一个人无论如何也说不过他们。后来我灵机一动，对法国人的妻子说：“你的工作是翻译，为公平起见不要发表任何意见。”

正是在相对封闭又相对自由的留学生楼，我与我们班的女生凌琳相遇了，说“走近”也许更准确。

我们班男多女少，女生不超过十个，大部分女生住进了留学生楼。学校外办为了营造气氛，周末经常在留学生楼的餐厅举办舞会，中国学生也会受邀参加。我不会跳舞，周末有时还回家，所以很少去参加舞会。有一天晚上我恰好留在宿舍，一楼餐厅的音乐声震天响，整栋大楼仿佛为之战栗，我的目光老是在一行字上徘徊，悻悻然抱着一种猎奇的心理下楼了。

那天晚上餐厅的灯光特别黑，四周墙上环绕一条彩色灯带熠熠闪烁，屋中央十几个中外学生随音乐群魔乱舞，灯光下的角落里，坐着孤单的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同班同学，凌琳。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慢慢朝凌琳的方向移步。凌琳坐在摆满水果零食的餐桌旁，她发现了我，朝我招招手。这情形就像两个落水者在大海中互相挥手呼唤。之前几年里我不记得与凌琳有没有说过话，点头微笑大概是有的。

我缓缓移步到凌琳的旁边，问她：

“你为啥不跳舞？”

“不会。”凌琳的头摇得像拨浪鼓，细弱的声音很快被巨浪般的音乐声淹没。

在我们班凌琳几乎就是一个不存在的存在，她的话太少了，而且在我印象中，她的语言仅仅由单音节的“嗯”“是”“对”等构成。我们班最出挑的女生无疑是“黑白珍珠”，那对姐妹也许是我们班很多男生的梦中情人。凌琳在女生中太普通了，普通到没人注意到她。她是年龄最小的应届生，难得说话也是轻声轻气，细若游丝像蚊虫叫，谁也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凌琳中等身材，圆圆的脸上长着淡淡的雀斑，她最吸引人眼球的是胸脯，那就像……两座火山，随时有爆发喷涌地动山摇的可能！凌琳穿任何衣服似乎都无法兜住那两座高耸的“火山”。

在昏暗的灯光下，凌琳的目光晶亮，神情异常兴奋。她没话找话，问我最近在读什么书。我就胡吹了一通迪伦马特，将《罗慕路斯大帝》《物理学家》《老妇还乡》等剧本的剧情都罗列了一遍。凌琳问我罗慕路斯为什么那么昏庸，我说他不是昏庸，他是装傻，养了一群鸡，与鸡们寻欢作乐，故意让皇权走向衰落，让人民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

后来有个英国留学生过来请凌琳跳舞，凌琳连连摆手，脸上飘过一片红晕。那个英国留学生有点尴尬，两只手摊开，一副迷惑不解的表情。英国留学生走后，我心血来潮，忽然起身邀请凌琳跳舞。凌琳勉强站起，头凑在我的耳边柔声说她不会。那一刻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坚决地拉起她的手，说：“我教你。”拉凌琳的是左手，右手顺势揽住她肉肉的腰，在音乐的鼓动下，我们缓缓起舞。我的心其实有点虚，可当发现凌琳更加笨拙的时候，我陡增了不少勇气。凌琳跳舞就像走路，这让我想起开学时的军训，列队行走。两个笨拙的人无法踏准节拍，也无法配合，我的前胸不停地触碰到凌琳时，有一种麻酥酥的感觉，心跳顿时加快。

那天晚上分手前，在二楼楼梯口，凌琳突然站住，转过身来说她想看《罗慕路斯大帝》，问我可不可以把剧本借给她。我说当然，抽空去中文系宿舍拿。上大学时因为有工作经历我有十八元的工资，伙食费花掉差不多十五元，余下的可以买书。那时候的书都很便宜，更何况我经常去福州路旧书店淘书。凌琳是应届生，他们的伙食费都是家里补贴的，所以他们手头没有那么宽裕，很少买书。

凌琳点点头，笑微微地沿着楼梯往三楼款款走去。二楼是男宿舍，三楼是女宿舍。我愣在那里，神情陷入遐想之中。我去过三楼，那是法国人过生日，邀请我去他与妻子的房间喝酒，喝法国香槟，吃意大利番茄肉酱面。凌琳的背影在我的目送下渐渐升高。

留学生楼对外界相对封闭，门卫老头儿脸色铁青，对所有访客都持充满敌意的目光，探访的时间一到，他一秒钟都不会耽搁，马上按响房间的铃声，一个爱尔兰留学生几次从楼上冲下来，与门卫老头儿大吵一顿。第二天，我从留学生楼回中文系的宿舍去拿迪伦马特的剧本《罗慕路斯大帝》，寝室里只有戴着赛璐珞眼镜的秦志国一个人坐在窗台边篆刻印章。

秦志国是应届生，中学语文比赛的状元，他号称自己是周作人散文的传人。在他的嘴里，我们的任课老师基本没有一个是合格的。宿舍住七个人，我与秦志国都是上海人。之前他会经常跟我闲聊，他居然对话剧团的女演员了如指掌，他注意到的两个漂亮女生就是外文系和计算机系的。我笑了，劝他别意淫了，告诉他人家名花已经有主。秦志国听了我的话鼻子里咝咝地出气，他说：“真不知道这些女孩怎么想的，年龄大的男人就一定成熟可靠吗？未必吧？”

秦志国个子不高，脑袋硕大，挺着个肚子，赛璐珞的眼镜片一闪一闪地发光。他接着说：

“你比我大三岁，可我并不觉得你比我成熟，你承认吗？”

我嘴上没吭声，心里是默认的，秦志国曾私下与我探讨过性经验，当时我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心里暗暗叫苦，谁会相信一个去过农场的二十三岁的人还没尝过禁果呢？

秦志国拉开书桌的抽屉，将印章和篆刻工具刀搁放进去，然后神秘地告诉我：“我们班将会发生一些重要的事情。你也是不被重用的人，我相信你应该会支持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