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泽霈然润人无声

我在心里和口头上都把王先霈喊作老师，这是绝无疑义的。我无缘在华中师大文学院的课堂上聆听王老师的课，无缘感受那不慌不忙、不高不低，还带有一些磁性的声音。我这样想象是有根据的。作家晓苏对王老师的讲课，有很生动的描述。他说王老师上课没有像其他老师那样抱着讲义拎着包，他只拿着一张小卡片，他偶尔看看那卡片，把课都备在心里，成竹在胸，烂熟于心，讲起来环环相扣，有条不紊，一气呵成，酣畅淋漓。晓苏还说，20世纪80年代华中师范学院经常在大礼堂或学术报告厅举办名师报告会，王老师是当时华中师范学院最红的名师之一。只要他的名字在海报上一出现，那天的会场肯定人满为患，座无虚席，有人站着听，有人趴在窗户外面听。

1971年春天，我进了那时还不叫华中师范大学的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我聆听过老一辈的石声淮、高庆赐老师的课，更多的是听与王先霈老师同辈的邢福义、黄曼君、孙子威、刘守华、刘兴策、张永健、唐玲玲、彭立勋等老师的课，我没有听到王先霈老师的课。

那时的王老师先是在华中师范学院大冶分校参加劳动，后为解决夫妻分居，又调到江西武宁中学里当老师。他从江西调到华中师范学院京山分校，1978年随京山分院整体搬回华中师范学院本部桂子山时，我已经毕业参加工作五年了。在校没有直接上过王老师的课，于我是一种遗憾。

我与王老师直接交往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结婚后，住在妻子工作的学校华中师范学院二附中宿舍。王老师的夫人也在华中师范学院二附中当教师，王老师与我一样，也住在夫人的单位宿舍，我与王老师就这样成了邻居。

我当时在《长江文艺》已做了十年的编辑，王老师的专业是文学理论，重点是研究文学心理学和文学批评学。我对王老师发表的许多文学理论文章和王老师在华中师范学院讲课的声望当然是知道的，我对他是致敬和仰望的。我们在二附中院子里碰到时，我问候，他客气地打招呼。

查我的日记，1983年3月1日下午，华中师范学院二附中语文课外活动小组成立，请了王先霈、郭良原、华中师范学院《摇篮》的一位编辑和我，我们都被聘为顾问。王老师和我们都讲了话，我们主要听王老师讲中学生学习语文的重要性。晚上，邀请者请我们在一个姓雷的教师家里吃饭。这是我第一次和王老师一起参加的小范围活动。

那时，华中师范学院二附中的教师住的房子没有套间，一般都是走廊两边对开着门的两间房，厕所和厨房共用。王老师有三个孩子，也是住的两间房。我到王老师家里去拜访过，王老师的卧室兼书房，很挤的。我拜访王老师，他总是十分客气，我们谈文学，谈作家，他更多的是听我说湖北作家和湖北作家的作品，以及发表在《长江文艺》上的作品。他一直很关注湖北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的创作。当时，我看到王老师的藏书不是很多，可能是房子小的原因。他后来搬到桂子山比较大的房子里，我到他家里去看望，他的书房也不是像有些作家、教授的书房那样，被各种书籍报刊塞得满满的，去个人都转不开身。我想，王老师的书房里放的都是他需要的书，而有许多书他读过后，已经记在他的脑子里了。与其让那些暂时用不上的书塞在书房里占位子，妨碍查找必须要的书，不如把它们请出去。后来，我还去过徐迟先生、於可训教授等人的家，他们的书房也是书不多，都很精粹。

张永健老师的夫人在华中师范学院二附中当教师，晓苏在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毕业后，也分到华中师范学院二附中当过几年中学教师。二附中的宿舍与教师办公室连在一起，晚上，教师们不到办公室，而王老师和张老师就借用夫人的办公室读书做学问。我怕儿子吵，也到妻子的办公室里看书写诗，我的很多诗就是在华中师范学院二附中写的，诗后都有标明。晓苏那时还没有成家，已经在写小说了，晚上也到办公室里读书写作。

我经常晚上在二附中教师办公室碰到王老师、张老师与晓苏三人。现在想起在武昌吴家湾那郊外的夜色中，和三位后来都是教授博导的人在一起，借一所中学的教师办公室读书写作的情景，心里十分温暖和快乐。而在这些晚上，王老师他那种认真做学问、默默阅读的精神与我的追求十分契合。我没有在口头上说什么，但我在心里已经认定了，他是我的榜样。

我在二附中住到80年代中期，就搬到东湖边省文联院子里了，再与王老师见面只有在一些文学活动上，打打招呼说说话。

王老师在公众场合从来不多话，静静地坐着，满脸微笑，或与临近的人轻轻聊天。如果发言，则简洁扼要，观点明确，绝无废话大话闲话。王老师在公众场合讲话，从不说自己做了多少事、做出了多大的成就。我认识他四十多年，从来就没有听他说过自己如何如何，可见王老师学人的风范和师品的纯粹。

20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主持《长江文艺》的编辑工作。那时杂志是差额拨款，我们除了办杂志，还要想办法创收，以维持刊物的正常运转。为了鼓励作家的创作积极性，我们决定找企业帮助，设立《长江文艺》奖。1992年，我们与恩施州利川卷烟厂、利川烟叶复烤厂谈妥，共同举办《长江文艺》1992年度山茶杯、金叶杯小说奖。我们请了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王先霈、武汉大学教授於可训、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李运抟，加上我们编辑部的四位负责人组成评委会，请王老师担任评委会主任。

这是我主持《长江文艺》杂志工作后的第一次评奖。有利川两厂的支持，有王老师当评委会主任，有於可训、李运抟教授的加持，我们信心十足，相信这次评奖定会在作者和读者中产生影响。

1992年12月27日上午，我和杂志社的三位副主编，加上王老师、於可训、李运抟教授一共七人，借华中师大行政三楼会议室，将《长江文艺》1992年发表的中短篇小说进行了认真评选。王老师和於可训、李运抟教授那时都是湖北文学评论界的领军人物，他们对《长江文艺》上所发的作品极为关注，对湖北作家的创作很关心，对这些作品可以说了如指掌。我们杂志社的四位负责人，都是编稿审稿，当然对《长江文艺》这一年发表的小说也是烂熟于心，所以这次评选就进行得十分顺利。王老师主持评选会，大家充分讨论，意见高度一致，最后通过投票，一个上午就评出了结果。王老师领头，我们在一张纸写的评奖结果单上签了自己的名字。这张评选单我还保留着。中午，我们在桂子山的桂香园酒店请评委们吃饭，那时都没有车开，喝了点小酒，以庆祝《长江文艺》金叶杯、山茶杯优秀小说奖评选成功。

这一次地方杂志主办的小说奖，评选的结果：山茶杯小说奖1名，获奖作者刘醒龙，获奖作品《秋风醉了》（中篇小说）；金叶杯小说奖1名，获奖作者晓苏，获奖作品《三个人的故事》（短篇小说）；优秀小说奖5名，获奖作者及作品是（以得票多少为序）何存中《马鞭草》、吕幼安《人生无故事》、陈应松《女人如水》、叶梅《滋味》、程天保《大别山祭》。

这次奖项的颁奖仪式，于1993年1月6日在武昌新世界美食娱乐城举行，一百多位新闻界、文学界及有关领导参加。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周祖元、毕志伦，省文联党组书记邓泽民，省作协党组书记王锦华，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熊明轩，省文联副主席李传锋，老中青作家碧野、曾卓、田野、刘富道、管用和、邓一光等都到场参加。宣传部领导、省文联和省作协领导讲话之后，王先霈代表评委会介绍获奖作品及评奖经过，对获奖的作家和获奖的小说进行了评点。他侃侃而谈，说一个作家时，立即能就这个作家的作品说出自己的看法，那是一种真诚的谈话，那是一次倾心的交流。

这是《长江文艺》举办的一次规模和影响比较大的活动，靠的是恩施利川市的两家企业的经济支持，靠的是湖北文坛的老一辈作家和中青年作家的支持，靠的是以王先霈为首的评论家们的加持。我还记得一个细节，那天会议完了后，因为烟厂赞助，我们给每个参加会议的人发了一条山茶牌香烟（那时还没有出场费之说），曾卓先生和作家周翼南等一些烟民连连说好。

我在这里比较详细地写了1992年《长江文艺》小说奖评奖的经过，是因为在32年后，再回头看看这次评奖，虽然是一个省级文学杂志主办的，但其深远的意义我们却不能小视。

文学是一步步发展进步的，作家也是一步步发展进步的。获得山茶杯奖的作者刘醒龙那时还在黄冈地区群艺馆，《秋风醉了》是他写作提升的第一部小说。他后来写出了一大批中短篇和长篇小说，获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中坚。晓苏在华中师范学院二附中当教师时，王老师对他的文学影响就像对我一样，他一直称王老师恩师。晓苏写小说，当时还默默无闻。他的《三个人的故事》获得《长江文艺》金凤奖之后，对他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晓苏后来在国内大大小小的刊物发表了大量的中短篇和长篇小说，当教授当博导，成为全国知名的写短篇小说的作家。

刘醒龙、晓苏后来获得许多的文学奖项，《长江文艺》的小说奖是他们最早获得的一个重要小说奖，是他们攀向文学更高层次的第一级阶石。王先霈老师是筑建这阶石的重要石匠。

我在《长江文艺》当社长、主编期间，请王先霈老师担任多届《长江文艺》年度奖的评委会主任。王老师对这些学校之外的社会性兼职，就像他做学问一样，认真负责，绝不敷衍。每年评奖，12期杂志上发表的各类作品都有参评资格（《长江文艺》后来设的奖包括小说、散文、诗歌、评论四类），王老师把这些作品都要浏览一遍，然后什么作品可以评奖，其突出的特点是什么，他讲得有条有理、合情合理。我想王老师读书应该是个快读手、高读手，他这辈子做学问，参加文学界的活动，当许多的评委，读的书不计胜数，是我辈要仿效学习的。我们大家都喜欢他，信任他，主办的各种活动，只要有他把关，事情不会办不好。在《长江文艺》历年的年度作品评奖中，全国各地给《长江文艺》投稿的作家获奖者有一百多人。这中间有几个人可以说说。1999年，吉林省的作者金仁顺写的短篇小说《高丽往事》获《长江文艺》奖；2000年，河北省一个在乡镇工作的作者胡学文，写的中篇小说《秋风绝唱》获《长江文艺》奖；2003年，解放军作者文清丽写的短篇小说《足球课》获《长江文艺》奖。这三位作者，金仁顺当时29岁，胡学文与文清丽当时都是30岁出头。如今，金仁顺是吉林省作家协会主席；胡学文后来获鲁迅文学奖，现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清丽现任《解放军文艺》主编。他们三人一直是国内小说创作的活跃力量。

写出这些，是为了说明，我们的成长，在某个时间段，在某个地方，有人默默地做了一件事情，促进了你现在的成功。

王老师是个默默地做了许多帮助人成长的事情的人。他当了《长江文艺》年度奖多年评委主任即是一例。

王老师对《长江文艺》的工作支持很多，他在《长江文艺》发表了许多文章，有理论的，有谈作者创作的大量评论。不多说了，只说我约王老师写一篇小稿的事。

那也是为了杂志的生存，中国联通湖北分公司与《长江文艺》合作，2007年在《长江文艺》开设了一个“名人话联通”的专栏，连续12期发表12位名家与手机的故事。联通湖北分公司给杂志社一些赞助。我想我只能请湖北文学艺术界的名家来写了，而且文章只要千把字，排一个版面。名家们那时基本上都有了手机，他们写一写使用手机的故事，也是很有意思的。我把要请的人排了一个名单，并且由我自己一个个地打电话约稿。我第一个打电话约稿的是王老师，我对王老师直接说了杂志社的意图。王老师说他能理解，而且这事做好了，也不失为文学表现现代科技的一件趣事。王老师并且答应写文章，很快他写了《文艺家用手机“联通”什么？》。他在文章中回忆了随湖北省文联一批文艺家到陕北采风，从延安再回西安，到南泥湾、临镇等地，去看壶口瀑布。黄河水像是在一个特大的壶里沸腾，激起的声浪在两边的山峦间来回奔撞，不断增强，如千牛齐吼，如钟鼓镗鞳。就在这个时候，同行的诗人和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们，迫切地想把自己的感受传给千里之外的同行和亲人，怎么办呢？有人说：“赶快拿出手机，拨通电话！”一句话提醒，二十多部手机打开，壶口瀑布的怒吼狂啸声，到了武昌，到了汉口，到了荆楚大地。在场的文艺家的激情、灵感的火花，也借助手机在发散，感染着远方的人们；远方的人们的强烈反应，如山谷回声，又强化着在场人的情绪，大家的心里同时响起《黄河颂》的昂扬旋律……王老师的文章描述生动传神，是一篇很好的美文。

王老师在湖北文学界是受人尊敬的德艺双馨的名人，又是湖北省作家协会的主席，我的这个专栏有王老师领头，其他名家应声而动，刘富道、刘醒龙、何祚欢、熊召政、陈应松等纷纷写出了有关手机的美文。12位名家12篇美文，《长江文艺》每期发表一篇。后来，我将其编成了一本印刷精美的小书，由崇文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