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研究的“新复古时代”

一

在“五四”至今百余年间的中国，文化思潮的基调是革命和新变，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其研究的主潮亦然。在这个以变革为基调和底色的百余年间，作为一种变调的复古，多数时候是隐性地相伴于革新的，构成一种在气势上并不对称的参照。虽然整体上呈现变革主潮，但复古变调也会在某个时段呈现出整体性的时代潮流趋向。

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第一次整体性呈现复古趋势大致要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也就是抗战期间。外敌的入侵、民族的危机，激发出国人汲取传统文化资源以重铸民族文化信念的迫切愿望。当是时，文学创作的取材、主题等方面都呈现出对传统的重视。重述传统成为普遍趋势。小说中历史题材创作的勃兴，话剧中历史剧创作的高潮，无一不是这种趋势的反映。而在文学研究中，“民族形式”的大讨论、易代之际文学的研究热等，也是这种复古潮流中的一面。尤其是“民族形式”讨论，席卷整个中国的文艺和学术界，成为民国时期自科玄论战之后能够引起各个领域学者关切和参与的最大、最突出的学术讨论热潮，堪称现象级。

事实上，在当时，文学的复古潮流是整个抗战时代学术文化转向的一部分。期间，在“五四”时期曾相对冷落的现代新儒家走上了潮流的前沿，可谓时也势也。马一浮、熊十力在复性书院的合分，梁漱溟以及稍晚一代的钱穆、牟宗三的活跃，另如费孝通等乡土中国的研究、晏阳初等乡村建设的实践，都构成了一时的文化和学术景观。整体上说，这次复古时代的形成主要源于外在危机的压迫，激活了人们从传统中汲取民族新生力量和资源的热望。冯友兰的那段话，或许最具代表性：“一国可有一国的国风，中国自商周以来，有一贯底一种国风。此种国风是：在中国社会里，道德底价值，高于一切。……靠这种国风，中国民族成为世界上最大底民族，而且除了几个短时期外，永久是光荣地生存着。在这些方面，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望及中国的项背。在眼前这个不平等底战争中，我们还靠这种国风支持下去。我们可以说，在过去我们在这种国风里生存，在将来我们还要在这种国风里得救。”（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62—163页。）

抗战胜利后，外在的民族危亡之焦虑缓解以至消除，抗战期间这独特和纷繁的“复古时代”也最终落幕，文学与文化主潮复归于革新、革命。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时，新的变化发生，另一个“复古时代”悄然发生。

二

这种变化，不仅仅是置身于其中的每位作家学者的直观感受，也有着直接明确的数据支撑。笔者和丁帆先生曾经发表过《历史的轨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七十年的实证分析——以论题词词频的统计为中心》（载《文艺研究》2019年第9期），该文从1949至2018年发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文章（共计76658篇）中提取具有较高频率的论题词进行统计，得出其出现的频次，由此考察某一阶段的文学研究热点。这是观测和衡量某一时代文学研究的实证方法。我们将其中新时期四十年的文学研究分成1979—1989年、1990—1999年、2000—2009年、2010—2018年四个阶段，论题词出现的频率呈阶段性变化，具体如下。

从图1可见，“西方”论题词的频次最高，说明这一时期学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域外文学文化关系的思考研究有较高的自觉意识，并且体现出一定的持续性和普遍性。关涉西方、世界、域外等话题的文献几乎可以说呈井喷式的状态。

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热点论题词的频率又出现了新的升降变化：

从图2可见，除“思潮流派”词频上升为第一位外，其他论题词词频的排序也有所变动。尤其是，“传统”的频次开始首次超过“西方”论题词，跃居第二。这当然与思想淡出、学问凸显的时代风习相关，也与90年代的文化思潮有关。

至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情况又有不同：

在图3中，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传统”依然居高不下，从频次的绝对值来说，比八九十年代有了更大的提升，似乎可以说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复归传统的思路进一步凸显。“西方”一词在比例上的下降最为明显，从所占比例由80年代的7.29%降至0.78%，这与“传统”一词形成了鲜明对照。

到了2010年之后，论题词频率情况如下：

在上述图4中，论题词“现代性”继续领跑，而“传统”则依然居第二。这当然反映了“现代性”词频的优势地位，但图像化呈现的时候会把具体的文献关系夸大，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与“现代性”和“传统”两个论题词有关的文献的绝对数量的差距显著缩小（前者为1598篇，后者为1582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关于现代性问题的1598篇文献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反思现代性，甚至少数还隐含着反现代性的倾向，所以，如果将反思现代性的文献考虑进来，其实有关“传统”的论题词的占比会远超过有关“现代性”的。

三

综合上述四个词云图不难发现，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和指向，“传统”是关注度最高的，尤其是近十多年来这种趋势更加突出。由此我们可以说，继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次“复古时代”之后，中国现当代文学已然进入了“新复古时代”。

与此前的那次由于外部民族危亡压力而导向关注传统不同，“新复古时代”在产生原因、发生机制、表现方式等方面均有所不同。

从发生而言，一是“新复古时代”基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走过百年喧嚣，沉淀已久，学界和文坛更容易以一种客观冷静和理性的心态反观传统。二是探寻一种符合中国文化特质与规律的现代化路径，也成为主导力量的一种共识和必然选择。三是在于民间的传统文化思维惯性。一旦默许和首肯之后，民间对传统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自然如草木蔓发。于是最近一二十年来官方、学界、文坛、民间共同形成了溯源传统的潮流，合力产生了向传统回望和溯源的壮观文化景象，并在此路径上迅速推进。

就表现方式而言，近二十年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来，在文化上回溯传统的同时，科技在迅速发展，如人工智能的崛起就是典型代表，科技以一种不可逆的方式急速奔跑着。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奇异景观，即文化观念的后撤与科学技术的急进同时并存。

面对“新复古时代”，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自然面临调适和回应的必要。前述的词云图所示，即可见出，整体上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也正在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做出相应调整，以回应和加入了这个“新复古时代”当中。换言之，作为时代触角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也已经早早地进入了“新复古时代”。

那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复古时代”，出现了什么样的趋势呢？总体而言，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种：一是史料整理热的出现，或者说中国现当代文学考据学的勃兴；一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联研究的凸显。

四

先说第一种，新考据学的兴起。虽然说与新文学发生同步开始的新文学研究并不缺乏对史料考据的关注和实践，目录文献、辑佚考辨从不缺乏，但是文化主题研究、审美研究和理论批评等一直是主调，而这种趋势在近些年来发生了大的转变。挖掘史料和整理史料则开始为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几乎形成热潮。这从前些年各级项目的选题可以看出。而更具体的，则体现在近年来出版的专著、发表的论文，以及整理的全集、文集、选本、史料集。比如年谱等谱牒学和编年史式的研究的不断推出，即是明证。除了一些学者的轶文考辨类著述外，更有大型的史料整理套书、丛书的涌现。还有关于史料研究理论方法的讨论和深化，以及关于当代文学历史化问题的研究。最近几年，除了原来的《新文学史料》外，还新办了数种专门的史料集刊。这些都说明了史料研究景象。还有，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现代文学史料更受重视，当代文学史料挖掘研究近年来也开始成为关注的重点之一。另外，现当代作家的本事研究这种大致可归为索隐研究的方式，同样也可视为史料研究的一种体现。在这个趋势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各自领域运用不同方式做出了重要推进。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只能待另外专文彰显前贤时彦的贡献。

史料工作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理应充分重视肯定和尊重，同时，笔者主要想补充强调一种以史料为方法的研究，以史料为方法，既包括处理的“史料”，更包括史料的“处理”。换言之，除了对淹没于历史尘埃中的史料的发掘，及对既有史料进行分门别类的择取整理之外，“新复古时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更为迫切、更为重要的工作，我以为是推进现当代文学史料的大数据建设。为此后的史料运用、文学史研究等方面的“深加工”提供完整全面的数据材料。

在文献数字化、数据库建设等数字人文研究的运用方面，与古代文学研究相比，更新和更具现实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反而落后于前者。当然其中原因之一在于古代文学史料可以穷尽，而海量的现代当代文学史料几乎无法穷尽。此外，也有其他多种因素。事实上，历史越近，并不见的越清晰，有时候反而更为扑朔迷离。笔者和丁帆教授在进行《历史的轨迹》等计量研究论文的写作时，尤感现当代文学研究史料数字化做得远远不够，太多的纸质报纸、刊物、书籍，没有数据库。所以，在史料研究热潮中，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史料进行全面系统的数字化和数据库建设（这种为以后更深层的加工、研究做奠基性的工作），更为关键、必要和迫切。

五

说完第一种趋势，再说第二种，亦即中国新文学与传统文学文化资源的关联研究。这一研究方向已经体现在诸多项目的选题，及大量文章著作的立意中。前述词云图也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在这方面，诸多学者从各个角度、领域和方向上挖掘中国新文学与传统文学文化的关联，溯源传统在新文学中的延续、转型和新变，试图弥合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裂痕。诸种研究中，有从文体形式方面考察的，有从文学观念辨析的，也有从更宏观的文化精神等方面挖掘的。比如，对“文学”概念做古今演变的考古学式梳理，对文章学传统与新文学关系进行研究等，不一而足。“五四”时期亦不乏对传统的追溯，比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及对墨家、名家思想的重释。目前的这种研究，在主要倾向上不同于“五四”时期的传统溯源。“五四”时期更多是将传统文学中边缘的和被压抑的部分重启和激活，笔者在《在永恒的过程中：“五四”新文学变革的文化模式》（《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中将“五四”时期这种古今关联和比较的研究称为“弱者同情”。而近来中国现当代文学“新复古时代”的研究，更多是对传统文学中主流的存在进行重新阐释。

与以往普遍存在的新文学研究理路相比，近年来的这种研究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新文学从一开始即是在与传统的主动切割和断裂中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这是一种剪断脐带而获得自我的方式。所以，对传统的审视和一定程度的批判性指认，才是整个二十世纪的主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最近这些年的转变，力度和程度不可谓不大。应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学革命已经过去百余年了，对传统文化应该有更为理性和客观的认识，所以研究传统与新文学的关联是必然的过程。事实上，近二十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在深度和角度等方面都有了很多的新收获，这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毋庸讳言，目前的某些研究也难免存在跟风的偏失和嫌疑。

如果说百年来的现代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全面极端反传统是“钟摆”的一极，那毫无辨析和审视地全盘接受则是另一极。如何摆脱和走出两极化的“钟摆”问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进入新复古时代之后需要警惕的问题。这种极端化的思维，貌似相反，其实质则一。如果说面对传统，曾经有过将孩子和洗澡水全部扔掉的举动，同样，我们也要警惕将洗澡水和孩子不加区分地一起全盘接受的倾向。如果无法走出两极“钟摆”，传统依然会背锅。以反思传统为发端、以“五四”启蒙精神为核心的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合法性和价值维度不无危机。中国现当代文学步入“新复古时代”，那么如何调适新旧、古今、中西，依然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面对这个问题，取精华、弃糟粕才是正确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