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古亦今之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真问题”与“大问题”，因时代而异。王国维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同样可以表述为“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问题意识”。在不同时代，问题的“真”与“伪”“大”与“小”会相对调整，甚至相互置换。研究者可以跨越时代、超越时代，但无法彻底摆脱自身所处的时代，至少会保留着自身所处时代的思想印痕。因此，本文只能略微讨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真问题”与“大问题”。我认为，探讨何谓“真问题”与“大问题”，取决于研究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定位。

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不是自然生成的学术领域。它的形成与确立，特别是与同属于二级学科的中国古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相并置，实有赖于学科建制背后的历史和政治因素。虽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作为二级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但倘无这一学科设置，中国现代文学能否与中国古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相提并论，尚存疑问。从时间上看，如果以1917年兴起的“文学革命”为起点，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终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只有短短的30余年。30余年的文学现象、思潮、流派、作家和作品，如何能与漫长且丰厚的中国古代文学以及广阔而浩瀚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相提并论？可见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体量的狭小，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然而，由于处在二级学科的位置，必然要配备相应的学科团队和教研机构，在建制上与中国古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相同。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从业者的人数可能略少于中国古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但仍极为可观。学科体量狭小，从业者众多，中国现代文学成为“拥挤的学科”，概源于此。

同时，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成立之初，具有鲜明的政治正确性。公认的三大奠基人：王瑶先生原为中国古代文学学人，唐弢先生是作家，李何林先生是教师兼革命者。但三位前辈实有共同的身份——曾经的左翼青年。事实上，正是这一身份使他们成为开创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恰当人选，既符合学科设立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意图，又进一步强化了学科的基本属性——新民主主义背景下的革命的进步的文学。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以对中国现实的深度参与，一时蔚为显学。那段激情岁月，至今仍令人追念不已。但学科的辉煌，未必是学术研究的常态。曾经的显学地位也无法掩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时间、空间、研究对象和学术含量上的有限性。几度辉煌过后，狭窄、拥挤、空疏，不断引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危机意识和焦虑感。于是，有人跨越，有人逃离，当然也有人选择继续坚守。有人呼唤学科的“古典化”与“平常心”，坚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底线；有人则强调“现实感”与“行动力”，提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上限。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学科边界的拓展和学科内部的深耕，源于危机，也体现生机，不无挣扎，但彰显活力。

如果从整体上观照从古至今的中国文学史，就会发现上承古代下接当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处于亦古亦今的独特位置，这可能是一种夹缝中的尴尬处境，但学科独具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品格也蕴含其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进退失据，还是左右逢源，实有赖于对亦古亦今这一定位的理解。

从中国古代到现代，表面上符合时序，似乎顺理成章。但对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之关联而言，强调现代是古代的延续，未免以果为因。古代在时间维度上固然先于现代，但中国古代文学的概念及其评价标准与尺度，均为现代的产物。也就是说，现代人从自身的思想文化立场出发，定义了何谓文学，并从自身所处的时代（现代）出发，定义了何谓古代。古代是现代的发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源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与文学的现实需求，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试图发现并解决的，实为中国现代文学面临的种种问题。这样，古代与现代之间不再呈现为纵向的时间次序，而是先现代而后古代，现代不是古代的必然延续，古代却借助现代而“借尸还魂”，成为现代的发明。因此，中国现代作家与学人的古代文学研究，应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这不仅可以拓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还有助于对一些文学史和学术史现象的再问题化。

以20世纪初的《诗经》研究为例。以周作人、刘半农、胡适、顾颉刚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学人从事歌谣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意在启蒙，并以此为视角观察遥远的中国古代，具体表现在对《诗经》的重新理解和阐释。《诗经》作为“五经”（“六经”“十三经”）之首，承载着儒家的思想道德与文化理想。但以上学人面对《诗经》却采取了民间文学的研究视角，赋予《诗经》中绝大多数篇章以民歌的身份，使之由经入史，由史入文。在胡适等人的论述中，《关雎》是求爱诗，《野有死麇》也同样是男子勾引女子的诗，《芣苜》是一首民歌。这打破了汉代以来经学阐释的权威性，对《诗经》进行了民俗学、社会学、史学和文学的考察，力图还原其歌谣之本色。上述结论在学理层面尽管不无可议之处，但具有突出的现实感与示范性，即推翻中国古代《诗经》研究的经学立场，借助史学和文学的方法，将《诗经》“还原”为歌谣。《诗经》的文学性得以发明，价值得以重塑，从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再以20世纪蔚为显学的中国小说史学为例。中国小说史学的兴起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一个突出的现象，甚至可以作为一个文化事件来解读。小说的价值提升，是新文化倡导者实现其理想的需要。他们激扬民间文化的生命活力，作为颠覆正统的思想资源，力图借此建立新的文化与文学秩序。小说在中国古代文学体系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民间性至为突出，由此成为实现上述文化主张的有效工具。小说逐渐由边缘走向中心，影响并重构了中国人对“文学”的理解与想象的图景，改变了既有的“文学常识”。可见，中国小说史学虽然以古代小说为研究对象，却是新文化的产物。中国小说史学契合了新文化倡导者对白话文学、平民趣味和边缘处境的想象和追求，因缘际会，成为顺应时代潮流、引领思想风尚的“恰当学术”。对中国小说史学的研究，一般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出发，作为学术史和学科史的组成部分。如果超越这一视角，从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层面立论，其超越学科的价值会得以凸显。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诗歌、小说、散文、戏曲，以及文学批评史研究，均为现代学人所建构。以鲁迅、胡适、闻一多、朱自清、钱锺书等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具有作家与学人的双重身份，既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亲历者，又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参与者，其成就与贡献不在于学术观点的确凿不移，而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在场性与现实感。对现代学人而言，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不是过去的、封闭的、仅供玩赏的对象，而是与现实密切关联的、开放的、指向未来的文化事业。可以说，他们关注古代，不是为了回到古代，其锋芒所向，在于中国的现实和未来。中国现代作家与学人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现与发明，可以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畴之中。而亦古亦今，既是学科定位，又彰显出中国现代作家与学人的文化立场。

综上可知，所谓亦古亦今，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相当数量的中国现代作家，兼具学人身份，他们是以主动的姿态，面对古代，建构古代，借此认识自己，塑造自己，完成自己。中国现代作家与学人面对古代的姿态与方式，是属于他们的时代的“真问题”与“大问题”，而对中国现代作家与学人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研究，也应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真问题”与“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