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思潮走向文学思想史的研究

什么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真问题”与“大问题”？尝试回答时才发现个人的思考还是多少有些滞碍。汉语语境当中的“问题”一词可以指关键、要点，也可以指需要回答的题目或者需要解决的疑难。两者一个倾向于肯定的事实，一个倾向于有待解决的疑问。事实和疑问是两回事，但也并非泾渭分明，甚至还互相策应，学术前沿的确是要回答重大疑问，故而看到题目首先想到的是那些具有极强反思性，能够开拓研究视野和领域的话题，比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整体观”“重写文学史”“地方路径”“古今之变”等。这些提法带有鲜明的问题意识，曾引起过学界热议，对推动学科发展产生过重大作用。当前提什么是“真问题”与“大问题”，应该有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繁荣的追忆，也应该有相形之下对现状的反思，进而期望能够开拓一片研究蓝海。

然而就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学术研究也不可避免具有肉身性，即与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及功能密切相关。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立现代文学学科，全面反思过去并创新研究范式的历史语境不同，“主持人语”所说“个案研究”“各自为战”等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学术研究专业化、职业化带来的，而专业化、职业化本是全面反思和学科建设的成果。底层逻辑不同了，要在此基础上重现盛景恐怕不易。在失去“轰动效应”之后，现代文学研究当然还可以继续沿着此前“惯性”不断开掘，也的确取得了众多成就，但恐怕很难再形成对“真问题”和“大问题”相对统一的认识。至于“真问题”，它和“假问题”是一组概念，解答“真问题”“在技术上合理的办法是分析事实”，而“大问题”所指向的“重要性”（Importance）“作为一种清楚的思维，它与‘事实’概念有不可调和之处”，因为它和“兴趣”有关。另外，窃以为“事实”还涉及认识论领域。有鉴于此，不如先搁置“真问题”，仅就个人学习和工作略谈对“大问题”的粗浅认识。

在当前知识语境下指认什么是“大问题”，有必要先给一些基本限定。对“大问题”和“小问题”的判断往往极具主观性，何为“大”？何为“小”？不同人基于个人兴趣会产生不同判断，更何况“大”题目可以往“小”了去做，“小”题目更可以往“深”了去挖。再则，哪怕是一个通常看起来很小的偶然性事件、文本、个人和现象，也未必不具有改变历史走向之可能，何况“偶然性”本就是建构宏大叙述时的一大难题。为了避免陷入相对主义泥潭，我们需要在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常识”层面限制“大问题”的范畴。就学科本位角度来说，“大问题”应该是能够影响到对现代文学概念、性质、格局、历史脉络等基本看法的宏观性、整体性命题。

某些重要历史文献；研究范式，如唯物史观、社会史研究；学科知识和话语，如现代话语、后现代话语等；研究领域，如语言、形式等；研究视野和方法，如情感史研究、阅读史研究等，它们都能够影响对现代文学的基本判断，均应该被理解为亟待补充、更新或重新展开的“大问题”。不过笔者以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大问题”不限于如上所列文献、范式、领域、视野和方法等要素，还应该包括隐藏在诸要素背后的宏观性、整体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可以体现在文章写作和课题研究当中，但它和文章、选题、课题研究的打开方式也不完全一致。众所周知，随着学科建设规范化，学术研究专业化、职业化，论文、课题、获奖等已经被转换成了学科创新的参考指标，同时又由于学科分工细化、知识话语稳定化、述学文体规范化，更具可操作性的“小切口”或“大题小做”的选题往往更占优势。这种思维方式和文章写作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和思维习惯有关，和学术训练相关，它需要广阔的学术视野、深厚的学科素养以及宽广的格局与胸怀，继而对现代文学基本问题展开不断深入和切实的思考。

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比较容易联想到又适合如前宽泛所指的是常说的文学思潮研究。文学思潮研究的是一个相对独立时期的文学的整体存在。对“文学思潮”概念的运用一直存在泛化的现象，不同著作、论文和教材对其内涵、范畴、属性、类型等认知差异较大，除了较为纯粹的史料、文本和形式研究，其他都可以被归到文学思潮这个“筐”当中。有从风格角度总结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也有从社会思潮角度去概括启蒙主义文学思潮、革命文学思潮、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还有将文学思潮分为先锋文学思潮、保守主义文学思潮的；当然还有其他虽不冠以“思潮”之名，但也符合其实的；等等。上述词汇很多时候还被不经分析地混用，正如席扬在其《文学思潮：理论、方法、视野》一书所指出的：“‘文学思潮’作为一种指称，与众多的有关文艺的指称概念一样，其内核和边界的清晰性几乎是不存在的。任何指称在不同的逻辑范畴和言说语境中，都可能或必然地使人对之产生不同的意会。

虽然对文学思潮概念的运用比较泛化，但回顾其基本概念和内在精神，我们可以寻找到其聚焦宏观性、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卢铁澎的《文学思潮论》梳理了“文学思潮”概念的来源，仔细辨析了对本概念的诸多误解，他认为人们对文学的看法是文学思想或者文学观念，而“文学思潮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学活动系统中受某种文学规范体系所支配的群体性思想趋向”。席扬则明确文学思潮的“观念”和“思想”，不能仅被理解为“有关文学”的思想，而且是“如何看待文学”的思想。由此可见，“文学思潮”必然要求宏观性、整体性地观察、认识和研究文学，也就是说它还是一种宏观的、群体的，非个例的、非孤立的文学史研究方式，席扬就提出了一种作为“方法”的“文学思潮”研究：“应当是指它的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和作为一种视野的基本原则及其策略选择。”同时，由于个人受自身经验阅历和知识结构等主观性因素的影响，不同研究者一定会对“某种规则”“群体性思想趋向”产生不同看法。文学思潮研究的这种开放、多元特点反而可以让大家在都有话可说的整体性、宏观性话题的基础上产生广泛交流和争鸣。

基于以上一些认识，文学思潮研究或许可成为回到公共性、共通性话题的一条“技术性路线”，庶几为一“大问题”。

文学思潮研究过去一直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早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文艺思想斗争史模式。1939年出版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是较早且对现代文学思潮研究影响较大的一部著作，李何林自谦地说该书“只能叫作文艺思想斗争史资料‘长编’”，但其定位是明确的。1957年翻译出版的《苏联文学思想斗争史1917—1932》当中的“内容说明”非常适合挪过来对文艺思想斗争史模式做问题和方法上的说明：“简要地讲述了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三二年，即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到苏联国内剥削阶级被消灭这一时期中文学生活里的重大事件和比较重要的作家和作品，以比较丰富的史料，叙述了党为提高苏联文学的思想性与形形色色的敌对集团和流派所进行的斗争，党对社会主义文学建设的领导。”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话语转换，文学本体性及其周边等研究凸显，以唯物史观把握特定时间范围内文学领域的思想斗争并指明文学思想发展必然规律的做法逐渐退隐，以风格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等文学思潮研究，以社会思潮为出发点的启蒙主义、民族主义等文学思潮研究，很快成为主流的研究范式。

现代文学思潮研究和“大问题”往往亦是桴鼓相应。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诸多的“大问题”，不论是“新文学整体观”“重写文学史”还是其他，都可以被看成是文学思潮研究领域变革的标志性话题。新世纪以来文学思潮研究却出现了新状况。典型的例子是，新编了大量现当代文学史教材，但其中对文学思潮部分的描述，大多却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并无太大区别。这并不是说文学思潮研究这么多年来一直停滞不前，今天盛行的以个案、地域、局部等为中心的研究一样能够和宏观整体相关联，“地方路径”“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情感史”“阅读史”等均可以被归入文学思潮研究，甚至可以认为新世纪文学思潮研究早已走出了以文艺思想斗争、文学风格、社会思潮等为核心的研究范式。总体来说，新的研究的确改变和动摇了过去对现代文学性质、格局和历史脉络的认识，但似乎还没打算或有意无意地拒绝完成对文学史的整体重构，暂时还没有进入文学史教材编撰。不管是因为缺乏对过去文艺思潮研究范式的自觉反省，还是没有来得及整理、整合现有研究成果，又或是受去中心化、反本质主义的影响，现有的文学思潮研究在思想和方法上对重构文学史叙述存在明显的犹疑，很少就宏观的、整体性的，也即是公共性、共通性的命题进行对话。就此而言，这么多年来文学史教材当中文学思潮的“不变”和学术领域的不通声气是有内在关联的。

提倡文学思潮研究，并将其作为重建宏观性、整体性的技术性路线，还需要回到其文学思想潮流的本义，即文学思想潮流，它归根结底属于文学思想史的范畴。近些年来学界对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已有比较坚实的基础和理论自觉。文艺思想斗争模式是现代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早期阶段，本阶段更关注从唯物史观审视和分辨敌我。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引入了启蒙、现代性等不同话语，给文学思想史研究提供了多元化的知识结构。明确为思想史研究的则相对较晚，杨春时《百年文心——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2000年）、刘忠《思想史视野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2006年）和胡传吉《未完成的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论》（2019年）等著作是其中代表作。王本朝2019年立项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则是该领域的代表性课题。王本朝深入探讨了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对象、范畴、理念和方法：“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的历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作家作品和文学理论批评所蕴含的文学思想历史，包括文学制度、观念认知、生命体验、语言文本和理论批评等多重内涵。如果做一个区分的话，社会思想和文学理论批评属于文学思想史的外部结构，作家观念、创作心态、文本内容和语言形式属于文学思想史的内部问题。”除此之外，王本朝勾勒了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史的总体特征和历史嬗变。

现有的研究奠定了现代文学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基础，不过文学思潮作为社会思潮的一个特殊领域，还可以借鉴社会思想史研究的理念和方法，进一步打开现代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空间。重提文学思想史研究，很容易被误解为对文学进行思想鉴定，故而有必要对“思想”给予必要解释。王汎森将“思想”翻译为intellection，其意思是“指所有社会行动中有一个意义的层面，包括感知（perceiving）、辨识（discerning）、认识（discernment）、理解（understanding）、意义（meaning）、感觉（sense）、表示（signification）等”。斯蒂芬·柯林尼亦曾提出：“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思想史的功能在于理解那些共同构成以往社会思想或反思生活的观念、思想、主张、信仰、预设、立场以及成见。”他们的话指明了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和范畴，亦适用于更为广阔意义上的文学思想史研究。实际上理论家普遍认为文学思潮研究是一种思想研究，如韦勒克在论述文学史上象征主义的概念时曾将文学思潮理解为“包含某种规则的概念”（regulativeidea）；再如竹内敏雄，或许是受德国古典美学影响，他认为“所谓的文艺思潮也就是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领域的精神潮流”。其实刘青峰等思想史学者对近现代知识观念等的研究，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知识、概念和话语等研究的重要理论来源。王汎森和葛兆光等学者回顾并反思过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历史、理论和方法等，相应地提出了许多具有启示性的命题，如王汎森提出“思想的生活性，生活的思想性”，可以启发我们对文学生活、文学生产、文学传播与接受等的思考。当然，即便是思想史研究也会有不同的理路，而不同的理路应该都可以为“我”所用，恰如斯蒂芬·柯林尼所说思想史研究的开放性，“与一切历史学家一样，思想史家是‘方法’的‘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也正因为如此，虽说其中还有许多未曾辨明的话题需要深入讨论，笔者不打算更不能在此规划一个宏伟蓝图，只是希望以此逼近自身关切，以为或许能成为“大问题”之一，但就像前引怀特海所说，自以为的“大问题”通常是和个人“兴趣”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