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上见真章

李浴洋兄命我也来谈现代文学研究的“真问题”与“大问题”，这让我感到惶恐，因为自己既缺少成绩，也并无迫切要讲的话。他说：每个现代文学研究者，只要关心学科发展，都不妨直抒胸臆，尽一份责任。于是只好谈一点感想，以供批判。

余生也晚，没赶上现代文学的黄金时代。余生也早，加上反应迟钝，直到博士毕业也没感到为求职而发表的压力。于是在漫长的研究生阶段，整日里操心一些本来与我无关的问题。那时候，文科学生中最流行的先是民国史、思想史，后来则是政治哲学、社会理论。但是在中文系，现代文学仍有光环。研究生们不免暗暗期待，早晚要和这些学科较量一番，以突破性的工作，彰显现代文学的价值。

如今，学术界的整体趋势已经从不同学科的对话返回到学科内部的竞争。于是要找到相对开阔的空间，持续输出，这样一步步将资历垫起来，才能走上金光大道。

这样看起来繁荣，往往却是过去看不起的研究对象，也用旧套路深耕一番，或是以未经检验的新说重述前人已经完成的工作。结果是，竞争压力越大，学术产出越多，学科越失去读书界的敬意，研究者自己也越发挫败、虚无。那个自从进入现代文学专业以来就一直困扰我和朋友的问题，却日渐浮现出来：现代文学有什么用？

当然有用。我无意重复前辈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的旧说，只想追问在诸多人文学科之间，现代文学是否还有其独到价值。我想讲一个近来时常想起的故事：一次我从学校打车回家，司机师傅问我研究什么，我说鲁迅，随即照例客气说这没有什么用。没想到师傅很不开心，说你怎么能这么说鲁迅，他的贡献那么大。我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其中含有这样的意思：现代文学是否有用，并不取决于我们的研究传统，而是取决于研究对象本身是否还有价值。抛开学术体制内的发表空间不谈，只问学科在整体境界上是否还有突破的可能，那么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一、鲁迅开启的新文学传统对于今日中国是否还有价值？二、我们学科最出色的研究者在思想上是否已经达到甚至超越鲁迅及其后继一流作家的境界？如果研究对象至今仍有价值，且尚未被研究者超越，那么学科就还有空间。这个空间也许非常狭窄，却不等于没有。

如今，大家拼命论证自己做的新题目也是真问题。其实还应区分，究竟是搭上真问题的边，分有其“真”、消费其“真”，还是直面真问题本身，寻求最大（也许也是最后）释放学科的深度。因此，如果要我回答什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真问题”与“大问题”，那么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对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深入解读就是真问题，将对诸多作品的深入解读贯穿起来，整体上推进对新文学传统的把握就是大问题。此所谓以小见大，而步步为真。具体而言，还要在“小”与“大”之间加入“中”——我将其界定为：新文学写作传统，即新文学家如何将特定的写作意图与写作技艺前赴后继地传承下来，如何以具体的文学作品参与社会历史进程。这就要求在寻求向外发言的“大”以前，充分发掘新文学家之间的内在对话。这也可以补如今常见的以小见大之弊。以小见大，理所当然。可如果小和大之间关系太远，以空话连篇之小（讲故事）见缺乏论证之大（套陈说），那便既没有小也没有大，只有空空如也。

于是就要受到研究对象的制约。许寿裳这样介绍鲁迅对文学的定义：“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 鲁迅文学就是以哲思建构起来的象征世界，这也开启了新文学写作传统。我们如今反复阅读《狂人日记》《伤逝》《铸剑》等小说，以及《野草》诸篇，不仅因为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可以因时而异，还因为单纯从思想深度上，我们和鲁迅之间也还有很大距离。所以能感受到这一点，在于我们能大致感受到一些文本细节对文学家结构作品具有重要性，却又不能对其提出妥帖的解释：为什么在“辛苦展转”“辛苦麻木”以外，还有一个“辛苦恣睢”？（《故乡》）为什么要“摇身一变，化为泼皮，相骂相打”？（《通讯（二）》）为什么说“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铸剑》）甚至，为什么“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秋夜》）都值得继续追问下去。由文本解读进入作家的思想世界，越是深入细密，对于从文本进入社会历史就越有帮助。与其担心陷入文本出不来，不如警惕自我重复说空话。在能够平视研究对象以前，宁可述而不作，也不自我作古，这也许是一种美德。

在新文学写作传统的层面展开工作，黄子平老师的名篇《文学住院记》（这个题目也许比后来确定的《病的隐喻和文学生产》更好）堪称先驱。文章通过对丁玲小说《在医院中》的分析，彰显出新文学传统的决定性转折。完成这一工作的前提，在于丁玲自身就有这样的意图，小说第二节伊始对陆萍过往经历的概括，就意在将小说整体叙述建立在鲁迅“弃医从文”神话的延长线上。正是由此神话开始，新文学发展出了一条道尊于势、不卑不亢的光荣传统。而对鲁迅文学的解读，可以丸尾常喜先生《“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为典范。如此竭尽全力，方能达到如此深入的地步。即便引发争议的“阿Q= 阿鬼”说，也因其材料丰赡、论述精妙，而有独特的价值。近年来，李冬木老师关于《狂人日记》的系列论文则又别开生面。尤其《“狂人”的越境之旅——从周树人与“狂人”相遇到他的〈狂人日记〉》一篇，让人叹为观止。包括上述文章在内的皇皇一册《越境——“鲁迅”之诞生》极有力地证实了，若没有鲁迅留日时期持续经年的勤学苦读和对人类文明最新形态的充分吸收，也就不会诞生其归国以后的天才创作。这就对研究者的思想水准和阅读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要推进对文本的解读，在方法论上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当我们阅读一篇结构严整、内蕴丰富的作品，应该做到对文本中每一处细节都有妥帖的解释以后再下笔。如果还有很多细节不清楚，却能提炼出三至四个话题，将之化为文章的三至四节，那就大概率不会有什么推进。二者一线之间，读者难以辨明，其实天差地别。前者很可能是真问题，后者就未必是真问题。

从最严格的标准看，从文本出发提炼问题以进入历史的就是文学研究；从历史出发把文本镶嵌进去，无论密度多大，也还是历史研究。文学研究者应该首先读透作品，从中感受到现有历史叙述之不足，然后给作家主观意识中的社会历史以秩序井然的排比。而不是反过来，借助特定历史叙述打开文本的局部。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是在忽视文学研究、专注历史研究的同时，却又不断感慨文学研究无法深入。不必要求研究者只做文本解读的工作，不过若是有文本解读的才能，心里装着耐人寻味的作品，其历史研究也会呈现出不同的质感。这一点从张洁宇老师的鲁迅研究中可以看得分明。

我时常怀疑，在我们这个本来空间狭窄的学科，论题的空间越开阔，研究的价值也就越稀薄。好比过去大家都从正面爬山，越接近顶峰越陡峭，爬不动的人决定下山，在背面从头爬起。而且对不愿下山的朋友说，看你爬得多慢，背面的山脚下不仅可以爬得更快，还有很多人一起相互鼓励。考核机制当然可以看谁爬得快，并且认定人越多的地方越重要。然而归根结底，对于研究者来说，登顶才是目的。前研究最深厚的所在，看上去没有空间，突破的可能性却更大。

现代文学研究曾经深刻地参与社会历史进程，也一直在推进文本解读的突围。今天还有空间的也许主要是后者。王瑶先生在《念闻一多先生》中写道：“以前的清华文科似乎有一种大家默契的学风，就是要求对古代文化现象做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这是区别于清代学者的“信古”和“五四”时期的“疑古”的“释古”工作。 历史大变局之下，解释的工作往往振聋发聩。百年过后，解释的空间或许已经很小了。这也正是一代代研究者辛勤劳作、学有所成的证明。如今，熟极而流的解释太多，回到解读已经成为一种必然。事实上，正如解释要以解读为支撑，强调解读也不是推崇个人妙悟，而是要凭借百年来的学科积累，结合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来冲击经典作品的堡垒。过去是气势雄浑，现在是精益求精。若以现代为纲，另找空地，自搭台子唱戏，纵然便于施展，可是和新文学传统相比，力量恐怕还是有所不及。站在文本外面看历史，本就容易看腻。不如直入塔中，上寻相轮，还原经典作家写作时的内在视域。解读作品天然就是跨学科的工作，透彻的解读要以对其他学科的吸收为前提。吸收的重点、水平，取决于文本解读工作中实际遇到的困难，而非研究者个人的趣味。若是在自己的学科内无力深入，那么即便跨越学科，也不过学一点皮毛。或可将跨学科比拟为鲁迅所谓“联合战线”，则正如鲁迅所言：“要成联合战线，还在将来。”

过去大家都研究相近的问题，水平有高下之分，但是那些水平最高的会留下来。现在大家都研究不一样的问题，讲的却都是类似的话，于是学科也日渐浮肿起来。究竟是救出自己，还是救出新文学传统？其实救出新文学传统，最终也就救出了自己。

何以如此？在于深入的文本分析能够对研究者自身的思想世界提供一种修正的可能。阿瑟·丹托在《作为哲学家的尼采》中写道：“一个哲学家最为自觉的思想被他隐藏的本能引导，并被迫进入预定的道路之上。”……事实上，“迄今一切伟大的哲学都是……其始创者的自我告白，一种无心为之且未被察觉的回忆录。”哲学家可以如此，学者需要的却是抗拒进入预定的道路。现代文学研究者如何避免自我重复、自我感动，也许就依赖于对困难作品的解读。面对无法解释的细节，若不想轻易放过，就只好逼迫自己加深思考。同时，长期面对读不懂的文本细节，而不是沉浸于习惯互相鼓励的学界，将视线从同行那里转移到研究对象身上，也许可以多一点谦卑之心。

若想在如此狭窄的空间有所收获，或许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研究者的精神气质不应离研究对象太远。譬如鲁迅向来追求思想与生活的合一，作为鲁迅研究者，就尽量不要做显然会被鲁迅看不起的事，也不要为个人生活而曲解鲁迅的本意。有时听同行说：鲁迅说一要生存，所以为了物质需求，只好降低学术标准。这也许是忘记了后面还有二要温饱，则这里所谓生存本来就只是活着而已。自己有需求，和鲁迅无关。而三要发展，当然也不是指在学术体制内层层晋升。此外，一个合格的鲁迅研究者，不会想要将自己树立为偶像。

二、主动追求突破，才会迎来突破。相比在成长的每一阶段向外寻求认可，在整个青年时代最大限度地运用自己的头脑，扩大视野、形成品味，也许更有可能完成出色的工作。学问的突破和热闹的声势往往背道而驰，现代文学要想迎来突破，只有在过去以为题无剩义处求索。对于核心作品的解读，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而功夫在诗外。学科空间越狭窄，研究者也就越当慢慢思考，慢慢写作，多一点思想和文字的洁癖是必要的。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现代文学的困境，不是来自研究对象，而是来自作为研究者的我们自己。整日忙碌于反思，也许不如扎扎实实读透一篇小说，从中获得学科新的生长点。学科整体发展的趋势和学者个人突围的方向，也许并不一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相比苦苦等待新问题的涌现，不如对那些被我们轻易放弃的真问题更多一点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