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档案”：重绘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图景

据史料记载，殷商时期官方已经注意到保存档案，周朝开始设立用于保管档案的专门机构。西汉以金匾石室作为收藏档案的场所，东汉的兰台、宋元的架阁库、明清的内阁大库，都是朝廷集中保管档案的地方。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档案似乎一直跟学术研究没有产生太多关联。直到1925年7月27日，王国维在清华学校工字厅为学生消夏团演讲《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时，才提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这一著名论断，提醒学界注意利用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的档案的重要性，并将档案与殷商考古发掘、敦煌文献并列，作为新发见的学问。这可以视作档案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起点。当然，王国维在这里提倡档案的重要性，看重的是其对于历史研究所起的作用，其实档案文献对文学研究来说也是有意义的。比如明清内阁档案中保留的解缙、纪昀、尹继善等人文书及部分诗文，可以让我们看到他们作为“文人政客”的一面。具体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樊骏在他的代表性论文《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整体考察》中就认为，档案作为历史文献，“包含更多真实生动的细节和更为具体细致的历史特征，往往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和参考价值”。沈卫威则在文章中提出“文学档案”研究的特殊性：“档案文献中的文学呈现，不仅仅是发现文学史料的问题，而且档案学的特殊专业属性，为文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感知与理性思考，开出不同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鉴赏（评论）、文学史所对应的义理、词章、考据的别样门径，更有别于传统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及谱牒的古典学法则。”

档案文献的价值不容忽视，其作为第一手参考材料，是人文社科研究者进行创造性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资料。档案在文学研究中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在笔者看来，档案文献的发掘与整理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下一个生长点，新档案的出现有时候能对作家研究和文学史的相关论述产生关键性的影响，进而为重绘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图景带来重要契机。但是在实际当中，现代文学研究界对档案的使用却并不尽如人意。一方面是档案馆方面的问题，目前国内的档案管理制度尚不完善，哪些档案可以看，哪些档案不可以看，研究者并没有自主权。有论者就曾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我国已建立了3千多个档案馆，收藏1亿多卷档案资料，整个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不短的时期里，没有迅速扩大服务范围，增加工作任务，注意为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提供资料；对于档案保密的等级，公开借阅的类别、数量和开放程度，以及查阅者的身份级别等，都有较多的限制，说明这个工作的基本机制和格局未能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把向社会开放提上日程，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另一方面，研究者也没能迈出走向档案馆的步伐，换言之，现代文学从业者缺乏“档案意识”，有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可以从档案馆看到别处无法提供的大量有价值的文献，另一部分人则出于时间精力的考虑，不太愿意前往档案馆辛苦查档。笔者判断，尚有大量重要的现代文学文献静静地躺在大大小小的档案馆当中，等着我们去发现和研究。基于此，我在这里从作家作品辑佚、作家传记书写，以及文学组织、文学制度研究等方面略微阐发档案文献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价值，权当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界对文学档案的重视，进而有更多人坐上开往档案馆的文学列车。

一般来说，中国现代文学辑佚的对象是指散佚在作家文集或全集之外的“集外”文章，其寻找方向主要是报刊、未刊稿、遗文等。虽然现代文学辑佚工作起步较晚，但在数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厚的成绩。在一些学者的呼吁和实践下，地方性、边缘性乃至综合性报刊成了作家佚文发掘的重要渠道；随着孔夫子旧书网等拍卖平台的兴盛，作家遗札、遗文也逐渐受到更多的关注。但不得不说的是，档案馆里隐藏的作家佚文佚作得到的关注还远远不够，从现代文学辑佚角度来看，档案文献是一座富矿，或许也是“现代文学文献产生重磅发现的最后一个园地”，它的发掘空间颇为巨大。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史馆”）为例，该馆藏民国教育部、宣传部、军委会政治部、国史馆、中央研究院等部门档案里数万件现代作家和学者的信札、手稿、电文等，包括鲁迅、胡适、郭沫若、老舍、朱自清、俞平伯、朱光潜、蔡元培、陈寅恪、顾颉刚、余上沅、赵清阁、洪深、陈铨、宗白华、钱穆、熊十力、汤用彤等。这批材料的集中发掘和整理将成为现代文学辑佚工作的一个显著成果。目前围绕“二史馆”进行的现代文学辑佚工作主要集中在作家书信，这也是最为重要的突破口。“二史馆”藏现代作家书信的发掘将为相关作家研究提供新的材料和视角，已有部分学者围绕“二史馆”进行作家书信的辑佚工作。

辑佚之外，作为第一手材料的档案文献的发掘对于现代作家的传记撰写及其本事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有时候一则新的档案材料的出现将为作家研究提供新的线索，或补充其身份特征，或厘清该作家研究中的重要疑点，甚至改变学界之前已对他形成的定论。李金发即是一例，他作为中国现代象征派诗歌的开山鼻祖，以诗人身份为人所熟知。李金发惯用新奇晦涩的意象和格调表现对人生命运的感叹，追求虚幻美，被称为“诗怪”。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经历了青年时期的创作高峰和抗战时期的风格突破后，诗歌生涯陡然收束，转而投向了外交界。然而关于李金发的这段外交生涯，相关研究者往往语焉不详，一手文献的缺失是主要原因。笔者在“国史馆”找到了作为中国驻伊朗大使馆一等秘书李金发的数份档案，借以从中管窥作为外交官的李金发形象，深入认识另一个李金发。又如熊佛西1949年后在上海戏剧学院的位置和处境问题。彼时熊佛西是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按理说应该大权在握，但作为党外人士，在很多事情上他并没有话语权和决策权。上海市档案馆中的一份1957年上海戏剧学院写给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的文件为这一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毛泽东对上海的整风格外重视。上海戏剧学院积极响应号召，先是成立了由苏堃、肖洒、江俊峰等五人组成的整风领导小组，时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熊佛西不在其中；后又成立十三人组成的整风委员会，苏堃任主任，肖洒、谭思文任副主任，熊佛西被特意标注为在问题未确定前参加为委员。熊佛西在1949年前因戏剧事业的需要，并没有很明确地与国民党划清界限，甚至担任过国民政府系统的四川省立戏剧实验学校校长和中央青年剧社社长等职，这是熊氏1949年后处境尴尬的根源。

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对于作家和作品的研究相对更为成熟，而对文学组织和文学制度的研究由于文献限制仍有不少可供拓展的空间。档案馆保存了较多有关文学组织和文学制度的文献，这些文献的发掘对于我们研究文学背后的组织及制度性因素都将大有裨益，而对于文学组织和文学制度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展开，让我们看到文学文本背后的“故事”。近年来不断有学者提倡“大文学”，认为大文学研究“可以更宽阔地揭示现代中国文学的生态景观，可以更深入地挖掘现代中国作家精神中的现实与历史基因，可以为阐释现代中国文学寻找更多的视角和向度，可以进一步反思、总结和提升中国文学的学术方式”。档案文献的发掘则为还原“大文学”图景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支撑，让我们能够回到当时场域，还原彼时丰富驳杂的现代文学图景。

抗战时期出现了不少与文学（文化）有关的组织，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孩子剧团、“中国万岁”剧团、电影放映队、抗敌演剧队、抗战歌咏队、青年写作指导会、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新安旅行团等，这些组织此前因为文献的限制尚未得到较为彻底的研究。随着现代文学研究界对“二史馆”藏档案的关注，对于这些文学组织的研究将有新的进展。如青年写作指导会，此前仅见孙玉石在《冯雪峰的珍贵佚诗〈呼唤〉及〈文学修养〉杂志》里这样说道：“‘青年写作指导会’，于1942年元旦成立后，为了‘指导青年写作，选拔青年作家’，曾经向全国公开征稿，并在此基础上，创办了《文学修养》这份小刊物。……它是否为‘文协’下属机构或别立名义所编的刊物，现在还无法找到充分的资料证明。”通过档案可知，青年写作指导会隶属于国民政府宣传部文化运动委员会，由国民政府文化运动委员会、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教育部、政治部、三民主义青年团共同筹备组织并提供经费，与“文协”无直接关联。青年写作指导会的阵容不容小觑，老舍、卢前、姚蓬子、常任侠、易君左、顾一樵、王进珊、梅林等知名作家都在其中。它通过举办文艺讲座、举办青年作家座谈会、组织名家修改青年文艺作品、介绍发表青年作家优秀作品等形式，激发了抗战时期重庆乃至更大范围内文学青年的写作热情，“客观上起到了培养新进作家和充实抗战文艺的作用”。又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此前学界对“文协”的一般认知是国共作家联盟和作为文艺界中间力量的存在，国民政府对于它的工作的展开还是比较支持的。殊不知，国民政府社会部早就密谋控制该会。老舍作为“文协”总务部主任也受到监控。1939年6月28日，老舍作为“文协”代表参加了全国慰劳总会组织的北路战地慰问团，相继前往成都、西安、洛阳、延安、兰州、西宁等地对当地驻军进行慰问，并在多个地方举办抗战文艺宣传讲座，大受欢迎，后于12月9日回到重庆。五个多月的长途跋涉、风餐露宿，两万多里的行程，此次慰劳之旅无论对于老舍个人还是“文协”都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国民党官方却并不这样看，中统局在向军委会政治部所做的报告中指出：“查中国文艺协会重要分子舒舍予（老舍），宋之的、陈纪滢、罗荪、赵清阁均为著名左翼作家，最近老舍等数十人组织文艺协会慰劳团已赴北战场劳军，彼辈此行恐与延安中共中央发生其他作用。”当作为“文协”负责人的老舍在为抗战宣传尽心尽力的时候，特务的眼睛却在盯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