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坐》章文本关节梳理

关键词：侍坐孔子子路冉有狂狷曾晳为国以礼暮春咏归图

鲜明的课感

《侍坐》是《论语·先进》（下文援引《论语》内各篇，只显示篇名）的末章，为《论语》中篇幅最长的一章，生动地记述了孔子（下文又称“夫子”）和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下文亦称“子华”）师生五人一起言志的情状，显现出人物的各自志趣和精神风貌，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春秋时期儒家的治政理念、职业设想及未来关怀，给人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

《侍坐》这一章因其复杂的思想性、教育性和文学性，又为后世提供了极为丰富的阐释空间和批评场域。仅以我个人来说，课堂上数次讲到《侍坐》这一文本，居然感受各异，而思索亦颇有不同。

比如从教化（所谓修习礼乐）角度，即从行文的后部开始，品评人物，谈论优劣，认识不足，以期教育之增删与更进，从中仍可以看见孔子对弟子们的引导与规诫，见出他的礼治思想与材教特性；亦可看出孔子与弟子之间的行谊、情感、生命与精神诸维度。在对待学生上，本章有孔子的谆谆告诫，有其加赞与叹赏，更有其所坚守的原则，及其异常激动的情绪。

又如，课堂一深入进去，会发现孔子也是动态的。他在这短短的三百多字里，居然有“三变”乃至“四变”，可见其融入之深。一个老师在课堂上临时改变教学的策略，似乎是现代人才恣玩的把戏，但2500年前的夫子，居然就做得那么不经意，又那么微妙。只有高明的师傅才会如此充裕地调动包含语言在内的表情与各种身态功能，将细微的信息传递给一个又一个的弟子。先是吹风设境，温婉、真诚；继之以含蓄的点示，半肯半否；再接着是猛然打破现场既有的规则和秩序，让内怯又有些偏执的那个人（指“曾晳”）清晰、饱满地表达出来。当然，“今天”似乎很特别，有一些非常优雅的词语比如“娴然”“超然”，可以用来描述这种改变。此人可贵的地方有两点：一是可以做到子路等人所做到的，但他权衡后放弃了；另一点，则是夫子的治政方略，子路等人想不到，只有他一人想到。可想而知，作为老师的孔子，其激动的程度当是何如了。

当然，课堂讲析，自然要涉及人物关系，还有各人简历的展示，并有反复性的主题（比如“仁”和“礼”）提示；同时就字词而言，还要做一些掂量与甄别（比如“毋吾以”“率尔”“哂”等）。而重点则在提引问题，注意细节和逻辑，和对文本进行不同层面的解读。

一张僵化的参考模板

尽管如此，对《侍坐》内涵的更新解读，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古今这方面的阐释虽已卷帙浩繁，解读仍然期待新的发掘与拓展。至少，还因为在课程研修和文本解读上，当下已经滑落到一个僵化的窠臼里，稍一不留神，就是十年、五十年不变。而作为语文课文里的保留篇目，《侍坐》这一课的内容讲析，现在也几乎被套路化和被程式化。

下面，就是一张通行于全国绝大多数课堂的解析模板：

开场是孔子平易近人，循循善诱，鼓励学生在老师跟前要敢于说话，从而营造出亲切、融洽的氛围，以利于交谈。这是问志。接着是诸弟子述志。先是子路，“心直口快”“抢先回答”，显得急躁鲁莽，旁若无人，言说可以强兵解困；其次是冉有，“见子路被哂笑，便更加小心”，比之子路谦虚，言说可以富民；再次是公西华，“本有志于礼乐，但因冉有刚说过‘如其礼乐，以俟君子’的话，他如果径直地说出自己的抱负，便有以君子自居之嫌”，于是更为委婉和谦虚，表达了在学习中做个小相的愿望；最后是曾晳，在孔子的鼓励下才开口言说，态度谦恭而洒脱，勾勒出一幅太平盛世的图景，显现出别一份傲然。结尾是孔子的评志部分，回答了曾晳的疑问，指出了子路的问题所在，同时对冉有和公西华也做了充分的肯定。

以上的陈述，很难说是一个精准的判断系列。

这里，子路是草率和鲁莽吗？冉有和公西华都显现出谦虚吗？至少，冉有、公西华如果都知道孔子之“哂”的含义而变得一个比一个谦虚，那么，在同一现场环境内，曾晳何以不能懂而还要追问？“夫子何哂由也？”岂非明知故问？抑或曾晳的智商，在“中人以下”？在有关的史书和儒家典籍里，并未有任何文字涉及这一点。所以，关于是否“谦虚”的说法，关于“哂”字是否为“嘲笑”之义，就有必要重新审视。

还有，孔子是循循善诱吗？“毋吾以”之“以”，不作“因”而作“用”解，那么，夫子的开场白，是否含有他行铎天下仍无法找到可以实现理想的新路而增添岁月的感慨？还有，是否含有关乎他对现实命运的默认且又不甘于命运安排的抗争？

问题一：冉有、子华谦虚吗

从《论语》开篇“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对为人之道的觉悟”，“真正的君子不会由于不为人知而懊恼、怨恨，因为觉悟和践行为人之道，原只是一种切己的自得”b。但是，到现在仍然面临“毋吾以”，一直不被人理解、不被人接受，必有难济圣志的深慨，但仍有一股弘毅任重在肩，即使常为人所讥贬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不放弃与执着。这是一个悖论。

现在，从孔子“如或知尔，则何以哉？”的话里，可见其稍变初志，仍希望弟子们继其初志。假如有了机遇，一定要牢牢把握，而勿再迁延岁月，贻误使命。

其实，孔子的这种转变，早就发生了。

在《论语》里，子路等弟子数人一起向孔子请教或与孔子交谈，是常有之事。比如《公冶长》第26章，颜渊、子路陪侍老师谈志向；《述而》第11章，孔子又与颜渊、子路谈为人处世；《先进》第13章，写了闵子、子路、冉有、子贡等人侧侍孔子时的情态。而《先进》第22章，出现了子路、冉有同问“闻斯行诸”，孔子给出了不同答案，公西华疑惑而请教的情形。

在《侍坐》章中，出现了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等高徒一起与孔子交谈的情景，自然也在意料之中。当然，与他章比较来看，《侍坐》章更像是有人预先向孔子咨询特定弟子而孔子遂有意召集的一次会谈。

而似乎经过像《侍坐》章等一些集会，除了师者的独自判断外，孔子还是深入了解了一些弟子的动态与特性，从而可以更为客观如实地向相关人转述有关弟子们的言行性状。比如《先进》第7章，季康子询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摸了一遍底之后，告诉对方当下好学的弟子没有人选。又如《雍也》第8章，季康子问仲由、子贡、冉有“可使从政也与？”孔子告诉来人，所问诸弟子各有优势，从政都能胜任。又如《先进》第24章，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经过集会对谈，孔子认为这二人还需要历练，尚不达“以道事君”的层次。

最为典型的，是《公冶长》第8章：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这一章可以说是《侍坐》的续章。对照一下，即可明了：孔子几乎是转述了子路等弟子在《侍坐》章的表述，并以“治其赋”“为之宰”“与宾客言”等，准确概括了三人的职业能耐，以及尚不能及达的思想层次（所谓“仁者”境界）。而及达这一层次的，诸弟子中除了颜渊，就是冉雍。《公冶长》第6章，当有人对孔子说“雍也仁而不佞”时，夫子则回怼以“焉用佞？”在《雍也》第1章，孔子就以“雍也可使南面”来称说这位高徒。而在《公冶长》第16章，孔子不吝盛称同时代的子产“恭敬惠义”，自然是对“仁”的又一解读。对冉雍、子产的认可，认为他们都有治世之德，可以做卿、大夫乃至诸侯之事，无非是说，他们的德行可以载负起更大的政治使命。

由此可知，孔子这里的转告，也侧证了《侍坐》章冉有、子华等人并不存在什么谦虚。而当下教学界所谓“谦虚”云云，大概出于误读。

问题二：冉有、子华是被批评还是受赞扬

事实上，冉有等人所作的“如其礼乐，以俟君子”等陈述，大抵是实话实说。诚如《雍也》第10章冉有对孔子所说的“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力不足”当然是借口，“不欲为”才是真正的心态。显然，孔子对这种“坦诚”很不满意：“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汝画。”又如，在《先进》第17章，“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冉有的所作所为，甚至激怒了孔子：“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这当然是后来发生的事。

《左传》记载，哀公十一年（前482年），季氏在鲁国任用冉有准备按田亩增加田赋，尽管孔子还特意暗示冉有：“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妨焉？”但对冉有来说，夫子之论迂阔不实，他根本听不进去。

而在《侍坐》章，孔子以其高度的政治敏锐性，还是预先嗅到了一股浓烈的、刺鼻的气味——所谓话外之音。所以特地在《侍坐》章结尾，借着曾晳的发问，将此次诸弟子的述志上升到“为国以礼”的高度，在借着批评子路的同时，一并对冉有和公西华进行了批评：

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当然，作为言说大师的孔子，在批评弟子时还是留了情面。话到嘴中，只说了一半，而让批评貌似一种称扬。但切不可就以为是肯定，是称扬。

此所谓“非不能也，其不为也”。冉有不能说一点谦虚的成分都没有，与子路治理复杂环境下的“千乘之国”相较，只愿治理“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的小地方，足见其“谦”。但孔子洞若观火，明察秋毫，指出其问题与实质所在。在孔子看来，治理的地方再小，也是关乎邦国之事，既如此，仍然需要“为国以礼”。而冉求在所谓谦逊的词藉之表，行妥妥推脱于他人之实——“如其礼乐，以俟君子”，所以很令夫子不爽。与子路比较起来，远非所谓“其言不让”，而是性质上大有问题了。

就像后来在《季氏》第1章里所显示的，冉求暴露得更令人不爽。季氏将伐颛臾，子路、冉有两人同来见孔子，而孔子只责备冉有，说：“求，无乃尔是过与？”对此，明人李贽点评说：“知子路之来，亦冉求使之也。盖子路是个直人，不知其中关戾子。夫子则知之矣。及冉有曰‘吾二臣’，有分罪于子路意。夫子到底只是说求，求躲闪不得，无可奈何，只得直陈供状曰：‘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

对于冉有，孔子知道他聪明，多才多艺，治理政事没有任何问题（《雍也》第6章），但他不知伸张仁政（所谓“不知其仁也”），甚至其行事还曲意阿附。在《雍也》第4章（即《子华使于齐》），记子华出差，有冉有替其母亲申请粮食之事。冉有多要，竟然增至常规份额的125倍，结果与孔子“君子周急不济富”的价值观相违，惹得孔子非常生气。而在辅佐权臣季氏时，冉有并没有尽到“相”的匡正之责，反而助长其胡作非为，并公然违背师训。在《八佾》第6章，季氏僭越祭祀泰山，孔子希望冉有按礼阻止，没想到冉有断然做了否决。这个最能干的弟子，却成了季氏的帮凶，让孔子光火并感慨不已。在李零先生看来，“冉有长于理财……主要是劫贫济富……人是人才，太势利眼。……当季氏宰时间最长，孔子死后继续当，在官场陷得最深。孔子死后，似与师门无来往，谁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以上数例，亦可以说明冉有的行迹，是其为人禀赋的自然延伸。与其所受的“批评”之间，并不存在什么悖谬。

至于公西华，可谓“知礼”。孔子曾说：“礼经三百可勉能也，威仪三千则难也。”而在公西华看来，三千威严的礼仪细节，并不难掌握；他还能根据不同的礼节来致辞。《孔子家语》借子贡之口，评价公西华作为两国间的傧相“笃雅有节”（即“忠诚雅正而有节制”）。所以，说及公西华，孔子对人说：“当宾客之事，则达矣。”又对门人说：“二三子之欲学宾客之礼者，其于赤也。”其意是，接待宾客之事，公西华已经做得很好；欲学接待宾客的礼仪，就向他学习吧。

孔子当然知道公西华此次述志的问题所在。“宗庙会同”明明是涉及诸侯的大事，更是礼制的需要与体现，如果主动放弃积极用世的责任意识而“为之小”（即做地位较低的司仪），那么，对于一身才华的子华来说，是浪费还是自弃呢？所以孔子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

问题三：子路挨批评还是得肯定

当然说及子路，孔子并不讳言其问题之所在，所谓“为国以礼，其言不让”。但它并不针对“率尔而对”，问题出在子路所言“可使有勇，且知方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