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老师是一个很“真”很“实”的人

作者: 杜书灜 赵勇

杜书瀛,1938年7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曾长期任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文学评论》编委,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美学、中国古代美学,兼治李渔戏剧理论。有《文学原理——创作论》《文学是什么——文学原理简易读本》《价值美学》《新时期文艺学前沿扫描》《从“诗文评”到“文艺学”》《艺术哲学读本》《李渔美学思想研究》《李渔美学心解》《戏看人间——李渔传》《〈闲情偶寄〉评注》《忘不了的那些人和事》等著作出版,并多次获奖。

死亡不可怕,但童老师走得早了些

赵勇:杜老师好!您和童老师是交往、交情都比较深的老一辈学者,所以特别想跟您聊聊童老师,就从童老师去世的时候谈起吧。童老师是在2015年6月14日突然去世的,您在5天之后就写出了一篇怀念文章——《淡如秋水纯如赤金——悼念童庆炳教授》。您一开篇就说:“这大半年老天爷一次又一次地对我进行打击:7个月前带走了好友何西来,20天前带走了好友刘扬忠,前几日又带走了好友童庆炳。”当时是不是感到特别震惊和悲痛?

杜书瀛:童老师的去世,很突然,很惊愕,当然也很悲痛,因为他是真朋友。在当今世界,真挚的友情特别重要、特别可贵。交友,我不管地位、名誉,更不管贫富,甚至在一定意义上也不管性别,只认一个字:真。我与童老师,接触的时间和机会并不多,而且我们是君子之交、学者之交,我们没有互相请过一顿饭,也没有送过什么物质上的礼物,互相送的,只是各自的几本书而已。但,我们的交往很纯、很真、很诚。我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有的朋友,可能并非完美无缺,有时会说错话,也会做错事;但他必须为人处事很诚恳,做人很真实,不能总让人觉得有些“虚”。童老师,就是一个很“真”很“实”的人。我和童老师做朋友,实实在在,没有多少客套,我称他“老童”,他称我“老杜”。人应该真实。我崇敬的就是真实,我自己也努力做到真实。我的“好”我的“孬”都真实、明白。我曾在一首打油诗《自白——对后人说的话》中说:“有人说我好,我还那么孬;有人说我孬,我仍那么好。好坏任人评,对错凭人道;我自有底色,随意变不了。扪心无愧畏,坦然走大道。朋友遍天下,海空任逍遥;他年下九泉,安然仰面笑。”我不是一个好人,也不是一个坏人,我是个不好不坏的人——一个真实的人。

你说到怀念童老师文章中开头那几句话,残酷的现实的确让我感伤,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些年,我净写悼念文章了,甚至可以出一本小册子了。

经历多了,对生老病死有了更进一步的体认,这里我要特别谈谈关于生老病死的问题。在我这个年龄,对死亡已经不觉得可怕。生死由之,尊重规律,顺其自然而已。对于长寿,我有自己的看法:不要过于追求长寿。如果长寿到什么也不能做,还是不长寿的好,我早就告诉孩子,我病,如果明知是必死之病,救也无意义,就不要救,让我尽量不太痛苦地死去;我死,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一切从简,不要麻烦活着的人,让活着的人更好地活着。

讲个真实的笑话:邵燕祥告诉我,一次他和黄永玉、黄苗子等在一起说起死,说起追悼会之类,好像是黄永玉说,死了如果举行仪式,就把骨灰放在马桶里,当宣布仪式开始时,一拉水箱的绳,哗啦啦冲走完事。如果开追悼会,最好在当事人活着的时候开,他躲在幕后,听人们念悼词。

我之所以还不愿意现在死,是因为我还能工作、能学习、能思考、能写文章,这是我最大的愉快。每天下来,哪怕我读到(在纸质文本或网上)一篇自己觉得有价值的文章,对我有启发,增加了知识,或认识上有提高,我就觉得这一天没有白过;如果一天写了几百字几千字的文章,自己觉得还有点儿意思,就很高兴;如果想清楚了一件事、一个问题,就觉得满足。有时夜里躺着,忽然觉得一句话、一个词、一个字如此这般说更好,譬如一首诗中一个恰当的句子,甚至一个恰当的字要这样修改才妥帖,我要起身简单记下,然后才能安然入睡。还有,必须不断学习,天天学习,时时学习,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有太多太多的东西需要学习,一个人再有精力,他只是知道这个世界很少很少的一点事情,没有任何人无所不知,你在这个专业上可能懂一点,但那个专业你可能就是“文盲”。我懂得一点儿文学,但在音乐界、绘画界,我是乐盲、画盲。所以你随时都要学,向年老的、年轻的、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学,只要他有一点(无论是知识方面的还是思想道德方面的)值得学,就学,有时我的学生就是我的老师。学习是终身的。学了一点你未知的东西,就是收获,就感到愉快。如果一天下来一无所获,就觉得缺了点儿什么,所谓若有所失。不能思考,不能写文章,将是我最大的痛苦。我有一位朋友,1966年前在文学研究所,曾经是我的同事,还住过一个宿舍,1976年后他去南京大学,当了中文系主任,退休后,过了十来年(或更长),自杀,死了,死前一两个月,一天夜里给我打电话,问我们在安徽寿县“四清”时一位支部书记的名字——他在写回忆录;一两个月后突然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据接近他的人说,他觉得该做的事都做完了,无事可做了。最近在网上看到世界最长寿的人——一位南非的老太太,128岁,去世了,人们羡慕她如此长寿;但是据说,她自己却觉得活着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

追求长寿只是在医学上有意义。前些年我应邀到江苏如皋市参加一个关于长寿的会(如皋是有名的长寿之乡),海峡两岸的学者参加,是由民主党派和中华文化促进会组织主办(我因为写《李渔传》到李渔出生地如皋住了几天,被如皋宣传部邀请与会),我在会上唱了反调(或者,准确说是不太合群的调子),说了“单纯追求长寿只在医学上有意义”之类的话,居然有人发言赞同。

当然我也绝不认为“老而不死是为贼”——这是物质非常匮乏的远古时代的观念。将要走到生命尽头而还没有死的老人,有尊严,他应该体面地活、体面地死,应该受到尊重、尊敬。好像王朔有一篇文章(是悼念某人的),用他一贯的“异类”语言写到:他“光荣”地死了,而我(我们)还“无耻”地活着。其实,能活着为社会做点儿有益的事,并不会“无耻”。

关于童老师的死,我觉得可惜,因为他还正在做许多有意义的事。他不应该死,社会需要他,学界需要他,学生需要他,朋友们也需要他。他的生命还有重要价值。

赵勇:我想顺便问您一下何西来老师的情况。何老师好像是在2014年去世的,应该是比童老师早半年多一点。我想起一件事情,莫言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北师大成立了一个国际写作中心。后来开成立大会,《南方文坛》的主编张燕玲过来了,她一看到童老师、莫言,就把我喊住,说,她觉得可以做一个选题,以童老师为中心,组一组文章。比如说,请一个童老师的同辈人,请一个学生辈的作家,各写一篇,然后再组上其他两篇。我答应了,就问童老师怎么弄。

童老师说同辈人的话可以找王蒙,然后说作家这边,莫言忙得一塌糊涂,可能不行,那就看看能否找余华,然后他让我写一篇,再让社科院的吴子林(也是童老师的学生)写一篇。但是,张燕玲找不到王蒙,就让我再问问童老师怎么办,童老师就想起了何西来。童老师有个70岁诞辰的纪念活动,我记得您也参加了。

他说何西来当时有一个发言,找不到王蒙,那就用何西来的那个发言。但是这个发言是一个录音记录稿,说是不是可以请他再修改一下,我说可以。把录音稿打印出来,我一跟何老师联系才知道他生病了,那是2013年10月。何老师平时身体很好。

杜书瀛:是,就像坦克车一样。

赵勇:嗓门也大,那次我一打电话,听何老师说话,中气却明显不足了。我说到了这件事情,何老师说,我最近生病了,但你可以寄过来,我看看能不能够改一改。一个多月后我问何老师,他说我改好了。我说,那这样,您就别费心寄了,我派一个学生去您那里取。取回来后看,稿子上有一些勾勾画画的批注。因为原来是发言稿,没有题目,他自己就拟了一个,叫作《最重要的是学术人格》。

杜书瀛:何西来很聪明,记忆力也好。很可惜,他怎么就死在了2014年,他年龄也不大,他和我同岁吧,是1938年4月出生的。

赵勇:他是什么病?

杜书瀛:淋巴癌。后来他告诉我说,从国外弄到一种药,一粒一万多块钱,吃了还真管用。结果他吃了以后就算是恢复了,头发原来因为化疗,都没有了,后来头发长出来了。我写《李渔传》,他是“百名历史名人传记”这项工程的学术组负责人,在作协会上还专门为我的《李渔传》讲了几句话,嗓门还是那么大。我说这已经恢复了,很好。我认为他从此就好下去了,没想到过了一两个月,突然间肝坏死。肝坏死和淋巴癌是两回事,据说可能是这个药虽然对淋巴癌有作用,但是伤了肝,最后走的时候瘦得不得了了。

赵勇:我看您和童老师都去参加了他的告别仪式。

杜书瀛:参加了。真是太可惜了,他是很有才华的,记忆力也好。他在文学所是屈才了,我认为他应该去办报、办刊物,他是一个办报、办刊物的大才。他要是办一份报纸或者杂志,可能会发掘出好多好的想法、好的作者,但是时代不允许。他1963年在人大研究班毕业以后,就到了文学研究所,和我到文学所的时间差不多。他原来是在现代文学室,1976年后就转到理论室。他的二女儿有精神病,很不幸,他就想:他们老两口没了以后,女儿怎么办?所以他到处去讲课,为女儿挣点钱,将来给女儿留点钱。他到处去讲,到哪里讲都很受欢迎。他口才好,记忆力也好,他就因为这个,有些国家项目没完成,所以他的博导始终也没评上。因为评委会一看,你的国家项目都完不成,怎么能当博导?我当时是评委会的,我给他说话也不管用,其实他是完全可以带博士生的。

赵勇:这么说他没带过博士生?

杜书瀛:没有,我们这里带博士生也是要批准的,他始终没有,他不是博士生导师,不能带博士生。我们两个一起带硕士,最早招5个硕士生,我们两个合着带,后来带博士生,他没批准,始终就这样。

赵勇:在老一辈学者中,您可能是见到童老师生命最后时光的人之一。因为5月30日您参加了他的两位博士生的论文答辩,半个月后他就去世了。我看您文章中说他那天兴致很高,晚上聚餐时说了好多话,讲了许多事情,您能否再描述一下当时的情景?

杜书瀛:对。那天晚上他兴致的确很高。我参加过不少他的学生答辩后的聚餐,但从来没有见他像这次晚餐中讲那么多话,虽然语速不算快,但几乎是滔滔不绝。关于那天的情形,我在《淡如秋水纯如赤金——悼念童庆炳教授》中这样说:“他得心脏病抢救过来之后这两年,我们见面时,总觉他脸有些浮肿,精力也不济,去年学生答辩时,他靠在椅背上睡着了。半年前我去八宝山参加何西来遗体告别,童先生也挣扎着去了,总觉他体力有些不支,显得很疲惫,我在长椅上找个空位子让他坐下歇息片刻。两个月前那次清华开会,虽然他兴致勃勃‘痛说’愿景,但他的脸明显浮肿得厉害,心中暗暗为他的身体担心。然而5月30日这次学生答辩,忽然见他似乎恢复了几年前没病时的老样子,脸不肿了,说话语速快了许多,腿脚好像也有力气了。晚饭时,他话很多,讲了许多有趣的事:从数年前在新加坡讲学、在韩国讲学的经历,到他的老师刘盼遂的学术功力;从指导莫言写毕业论文,到今后的学术活动打算……语速虽不是那么快,但也算得上滔滔不绝。直到晚上八点,才散席。他拉着我的手一起出饭店,并且亲自送我上了出租车。”现在我想强调两点印象深刻的地方:一是童老师讲到他自己的老师刘盼遂教授学术功力非常深厚,充满崇敬;一是非常深情地讲到他的学生,充满热爱。我记得他给每个毕业生都写一幅字,是用他对学生的爱写出来的。可以看出童老师是性情中人,对老师、对学生,都是真性情。平时看起来,童老师表面不温不火,但他是属“热水瓶”的——热在里面,而且是炙热。2015年5月30日那天餐后临别,他一定要送我,路上特别把明年将要毕业的一位博士生答辩的事托付于我,说你一定要主持他的答辩。他对这个学生很满意,说:我已经同学校有关同志沟通,要留下这个学生。没有想到这是我俩最后一次相聚。我不迷信,但那次,现在想来好像有些神秘的东西隐藏在里面:一是童老师那天晚上对我依依不舍,他从未像那天那样非要单独送我,而且真的是依依不舍,送我到大门口帮我打的。这是同我作临终告别吗?二是童老师为一个学生专门对我嘱托,其实这个学生明年才毕业、才答辩呀,为什么提前一年就殷殷嘱托呢?难道他预感自己生命快要结束了吗?三是童老师在晚餐聚会时兴致勃勃讲那么多话,是对朋友们做告别演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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