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的爱与痛

关键词：1980 年代 现实主义 革命浪漫主义 爱与痛

我是带着好奇心打开这本《淡紫色的霞光》的。我曾经仔细读过童老师的学术著作，在课堂上、会场上不止一次聆听童老师侃侃而谈，很想知道一位严谨理性的学者写出来的小说是个什么样子。我还知道这本《淡紫色的霞光》是基于童老师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人物有原型，故事有自传色彩，也许通过这本小说可以管窥一位师长的私人生活场景。此外，我也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和儿子发生争执，书中涉及两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冲突，也正是我目前的困惑，我想看看童老师反思剖析自己做父亲心路历程的一本小说，能不能治愈我的“家长病”。同时，我也会不自觉地把这本小说放在20 世纪80 年代的精神版图上，从一本小说走进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试图去发现这部学者小说关于80 年代的书写，与我之前看到的那些寻根、伤痕文学作家的小说有何异同；我试图通过细读，透视这抹“淡紫色的霞光”是如何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爱与痛的。

总体而言，这部小说给我的阅读感觉还是相当有意思的，童先生的创思与文笔一点不输于专业作家。故事的基本框架是：京城大学教授丛益洲的儿子丛小华跟父母价值观不合，经常发生争吵，于是在大学毕业那个暑假，他一个人离家出走，想去内蒙古旅游，结果在边境小城被当作“私自越境”遭到抓捕，在收容所里被关了半个月，直到学校老师、父亲和女友赶来说明了情况，才把他解救出来。此次出行的遭遇使得高高在上的时代新青年丛小华受到生活的“毒打”和现实的震撼，经历了在看守所里十几天的生存斗争，他和扒火车犯老游击队员刘永生、被误抓的农村生意人闫建国等底层人民建立起了血肉联系。从内蒙古回京之后，他为了完成对收容所难友的承诺，先后去了陕西和河南的农村，了解了西部农村尤其是黄河岸边人民的真实生活。同时因为在学校受到日本同学民族主义话语的刺激，他从一个个人主义者变成一个国家主义者，主动放弃在国内外大城市考研读博之路，愿意和女友范小乔一起去扎根中国西部农村，从基层干起，为改变祖国西部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献出自己的光和热。

整个故事以丛小华走出G 城看守所为界，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基于生活的真实呈现了批判现实主义写作的深刻、丰富和细腻，后半部分发挥革命浪漫主义想象，充满了过于理想化的情节安排，故事发展逻辑比较牵强。小说呈现出批判现实主义手法与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内在割裂，整体故事走向的荒诞与生活细节的真实并存。

父与子的矛盾

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曾经是叛逆青年，但成年后则无一例外会遭到青年的叛逆。我曾经对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控诉父亲威严的小说《判决》a 印象很深，那是一声撕裂的叫喊，一声微弱的呻吟。我也看过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2023）反思“家长制”母爱的一篇文章，文章告诉我们那些在公共领域珍视自由的人，有可能不自觉地成为家庭中威严的“家长”。就像王蒙的《坚硬的稀粥》b 中的那位爷爷，他本心追求开明，然而几经波折，一家人关于吃饭自由的民主尝试却最终宣告失败，这种“家长病”，每个人都试图挣扎逃脱，却不自觉陷入其中。

在小说的第一部“血浓于水”中，童老师深入剖析自己与妻子，尤其是与儿子的相处方式，他在字里行间体现的那种深刻的自省精神让我由衷钦佩。这是经济条件尚可、夫妻事业稳定、关系和睦的一个城市学者家庭。男主人公丛益洲是人到中年的一位大学美学副教授，在家中处于核心位置，妻子郭一兰是她的大学同学，个性爽朗，漂亮能干，夫妻是一种夫唱妇随的相处模式。“他在家庭里出的主意，尽管有时郭一兰不同意，甚至坚决反对，但她不能不经过他的同意就随意采取行动。她凭着长期的共同生活，知道她的丈夫是一个讲实际的人，又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他的话往往是最能经得住时间的检验的，所以家庭内外的重大决策，还得听他的。” 儿子丛小华二十出头，是国立京华大学数学系的高才生，属于典型的80 年代青年，思想活跃，个性自由，向往探险和远方。这位就读于名校、善于独立思考的儿子，对父亲的观点总是充满质疑。他经常会指出父亲在哪里偷换概念。尽管丛益州在大学里是一位宽容和蔼的老师，对儿子的“挑衅”却不是总有雅量。“似乎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在一个小家庭里，意见是不可以有分歧的。不可以你那样看，我这样看。丛益州允许他的学生在课堂讨论中发表不同的意见，却不允许他的儿子在餐桌旁发表不同的意见。他受不了儿子这意外的挑战。”在这里，童老师对丛益洲这个以自己为原型的人物塑造充满了自省精神。他不能做到真正和儿子平等交流，而是像丛小华所说有点“以势压人”。这多少有些压抑窒息的家庭氛围，也许正是丛小华不辞而别、独自去内蒙古探险旅游的主要原因。

一个人为什么能在公共领域思想开明，痛恨家长制，主张个性自由、多元包容，却在家庭中变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令人不快的家长？一些职业是教师的家长，可能有此通病。在课堂上能尊重学生的意见，下班回到家里，却不愿意用同样宽容的作风对待自己的孩子，他们总是相信自己的判断是对的，希望儿子认同自己的权威，听家长的话。昆德拉认为：“凡是权力把自己神化的地方，都会自动产生它自己的神学；凡是权力像上帝一样行事的地方，它就会唤醒对自身的宗教情感；这样一个世界可以用神学的术语来描述。” 家长观点不可被挑战质疑也是一种“自我神化”和“赋魅”（Enchantment），从心理学上说，这多少有些“自恋”人格。这种做“强势”家长的后果，轻则两代人争吵不断，重则孩子离家出走，亲子间形同陌路。我觉得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在长辈那里，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两代人认为“对”的东西开始大相径庭，而我们身边又没有一个稳固不变的价值标准。

怎样认识发展了的时代？怎样判断周围事物的是非对错？可能家长和孩子需要平等协商，同时接受自我反思和启蒙，在互相妥协中共同完成心智成长，这本《淡紫色的霞光》又名《有一种疼痛叫成长》 也许不是空穴来风。作者童老师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小说文本中呈现父与子的冲突时，才总是把话语权让给自己的儿子丛小华。孩子的思想复杂，不再听话，对家长来说意味着对自己权威的挑战，可能会令父辈感觉不舒服，可是对孩子来说，心智却正是在与前辈的激烈交锋对峙中成长起来的。童老师在对儿子叛逆形象的生动塑造中，对儿子言行及心理状态的描述中，常具有时代特点和典型性，透露出深深的父爱，和一个父亲内心的深刻自省意识。

个人与集体的冲突

我是带着治愈自己的阅读欲望打开这本书的，没想到在童老师亲切的叙述中，却迎面走进了那令人欢欣鼓舞、热血沸腾的80 年代。80 年代从社会的各方面来说都是充满青春气息的。那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年代，也是一个迎接市场经济和煦春风的时代。喇叭裤、蛤蟆镜、港台流行歌曲、电视剧，听着张帝港台腔的即兴演唱和迟志强的《铁窗泪》，看露天电影《许茂和他的女儿们》《405 号谋杀案》《牧马人》，那时的确是属于青少年的“阳光灿烂的日子”。80 年代的关键词是思想解放、个性自由，那时候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高扬人道主义的大旗，主张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童老师这本书中的儿子丛小华，让我想起了张承志的小说《北方的河》，觉得这个小华和张承志那本小说的主人公“他”很相像，都是北京名校的高才生，性格忧郁，敏感多思，有着激情澎湃的社会理想，内心向往乌托邦的远方。他们动不动就会在梦里把自己幻化成祖国的大雁塔、长城、山脉和河流，“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但那时我们也将为自己曾有的幼稚、错误和局限而后悔，更会感慨自己无法重新生活。这是一种深刻的悲观的基础。但是，对于一个幅员辽阔又历史悠久的国度来说，前途最终是光明的。因为这个母体里会有一种血统，一种水土，一种创造的力量使活泼健壮的新生婴儿降生于世，病态软弱的呻吟将在他们的欢声叫喊中被淹没。从这种观点看来，一切又应当是乐观的”。每一个80 年代青年身上都同时有一个“大我”，有一个“小我”。“大我”来自伤痕文学如张承志、张贤亮、肖复兴、王蒙等知青作家对自我的塑造，那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让他们执着、热烈、怪诞、张扬；“小我”来自港台小说、影视和流行歌曲，80 年代流行一首中国台湾的校园歌曲《橄榄树》，结尾那句余韵悠长、迷惘深情的“为什么流浪流浪”，曾经让多少80 年代青年魂牵梦萦。“小我”不知路在何方身处何处的零余感又让他们失落、脆弱、迷茫、纠结。丛小华就长成了80 年代青年典型的双重自我分裂的样子，在去留头发这件事情上可见一斑。

头发看上去是一个小事情，其实远非如此，头发属于个人身体，属于身体政治的范畴，发型自主权可以被看作基本人权，正如福柯所言，“纪律的触角应抵达事物的所有细枝末节之处”，从过去到现在，头发一直处在社会转型思想变化的前沿地带。回想费翔、崔健、窦唯当年的神采，80 年代男青年留长头发是一种个性的表示，他们反感过于单一化、标准化、模式化的着装，80 年代青年如果遵从社会主流模式塑造自己的形象，会被看成是中规中矩、精神平庸、沉闷乏味的。所以丛益洲夫妇对儿子头发的干涉看上去是小事一桩，却正戳中了时代痛点，触犯到了儿子。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父母相应似乎也该有对孩子头发的生杀大权，丛益洲夫妇大概就是这么想的，因为几次三番劝说小华剪掉长头发而不成，他们甚至费尽心思“以化名的方式给小华他们学校党委写了一封词意恳切的信，全面论证了学生蓄长发不利于身心健康发展，不利于学校和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希望学校党委像清华大学那样，明文规定不许学生蓄长发”。文中的京大，其现实原型乃北京大学，该校之所以没有明令禁止男生蓄发，恰恰说明北大的精神氛围相当开明，而这对50 年代的家长，却用他们最熟悉的也是年轻人最反感的方式，解决他们和儿子之间的发型问题纠纷。

童老师小说中这一段描写举重若轻，非常具有那个年代的现实感，还有一丝黑色幽默的喜感。“时间一长，其实小华的头发并没有理短”，他们夫妻俩也已经慢慢习惯。可见社会在不断向前发展，每个人的审美趣味也随时发生变化，对于有从众心理的社会人群来说，当染头发的人越来越多，超过黑头发的人数时，他们自然认为有色头发也没有那么难看了。书中的“头发事件”也是丛小华离家出走独自远游内蒙古的导火索之一。丛小华先是在父母的激烈反对下拒绝把头发理短，后来又在父母几乎已经对他的长发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时候，别出心裁地把长发理成了光头。范小乔作为她的铁杆粉丝和准女友，也把自己流瀑般的一头长发剪成了男孩一样的短发。他们用另一种走极端的方式，个性鲜明地并排站在一起，坚决反对父辈对自己身体的“规训”。

小说中的丛益洲作为50 年代青年，很难理解80 年代青年对远方的渴望、对自由的向往和对个性的追求。两代人的主要分歧在于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的不同侧重。不仅在私人领域，父与子体现出喜欢从众和追求个性的差异，在对公共事物的理解和评价上，他们也常常发生龃龉。比如丛小华认为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中梁大娘和韩玉秀不该在领取抚恤金时表现得那么谦卑。“自己的儿子和丈夫为国牺牲了，不但不去索取应有的补偿，反而把那少的可怜的抚恤金和几十元的卖猪的钱也垫上了。”

作者正是认识到了丛小华思路中的片面真理，才借主人公的口，如实向我们展示了那个社会转型期父与子两代人之间激烈的思想交锋。作者借助家庭这一扇小小的窗口，打开了我们对一个时代的认知。小说恰当捕捉和如实记录父子之间的思想碰撞和心灵对话，再现了时代的思想巨变在个人心中激起的波澜起伏。童老师的再现真实自然，娓娓道来，态度真诚。我们由此走进80 年代的历史现场，作为“旁观者”看到当时思想的启蒙带来的一代青年精神面貌的转变，看清楚历史的沉疴、思想的痼疾是如何让青年人感到压抑和沉闷的，他们想大声呐喊，他们想奔向远方，他们想寻找不一样的生活，这样看起来，他们的不辞而别、离家出走也不是那么难以理解了。

理想与现实的距离

小说第二部分“草原之行”中，丛小华受不了家庭生活的压抑，希望奔向自己理想的远方，于是他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义无反顾地出发了。这个不堪忍受家庭沉闷的新时代青年，流落到社会上，终于遭到了现实的毒打。他简装上路，明显对旅途只抱有简单的期待，他不过是想散散心，四处看看，开阔一下心胸，然而再回来。就是这样简单的旅程到了边境却被冠以“私自越境”的罪名。事实证明，远方确实有超出他意料之外的美好和感动，有蓝天、白云、绿草，有朴实的草原姑娘、热情善良的牧民，还可以骑在牧马上放声歌唱，他还在草原上那个激动人心的暴风雨之夜见证了自己的知识就是力量，他通过人工呼吸法救活了刚刚认识的美丽草原姑娘琪琪格，然后还像童话中的王子一般受到当地人的礼遇，被奉若神明再依依惜别，这真是传奇一样的经历。不过远方还有更加超出他意料之外的离奇遭遇，给这个从小在父母亲人之爱的蜜罐里长大的青年，带来超乎寻常的痛苦，草原上有像傅宝贵这种弄权的小人，有莫名其妙的抓捕、收容所阴暗的囚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