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与新声的徘徊

关键词：《文心雕龙》研究对话意识文化诗学

《〈文心雕龙〉三十说》是十卷本《童庆炳文集》中的第七卷，童庆炳先生自己将此书定位为“《文心雕龙》教学这门课程的学术总结”。作为一门博士生研讨课，从1994年秋季他为自己的博士新生开讲，一直到2007年最后一次为博士生讲，历时十四年之久，一共讲授了12遍；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对象，从1993年到2011年，在文艺学学科核心期刊上累积发表《文心雕龙》研究论文21篇。中华文论经典文本众多，童庆炳先生为什么对《文心雕龙》的教学与学术研究如此看重？本文将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尝试解答。

《文心雕龙》研究的历史语境

（一）学术研究取向

一般而言，学者的研究成果与时代语境息息相关。它是在大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展开的具体研究，与个人学术积累有关，但与个人学术取向关系不大。

童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却是特例。《文心雕龙》研究既与他个人学术积累相关，又代表着他在某个历史阶段的学术趣味和学术追求。研究者个人的学术积累是研究过程中的前提要素，通过成果追踪即可明了，因此具有显性作用。个人的学术积累，决定着研究起点、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引导产生研究结论。但是个人的学术取向，很少会被研究者在期刊成果中提到，当学者有机会出版一部（或者一套）自己认可的代表性专著成果时，才会被作者自己提及，比如研究春秋学史的赵伯雄先生在其十年磨一剑的《春秋学史》的自序讲道：“大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就发愿要写一部基于现代人立场的、对传统学术进行重新审视的《中国经学史》……于今之计，还须从根本做起，于是我选择了先作一部《春秋学史》……这部《春秋学史》是我十余年苦攻力学的结果。”个人的学术取向包含着研究者的研究视角、研究使命、研究心态与心力等其他可主导研究历程、研究走向的因素，属于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隐形角色，甚至可以认为，学者的研究趣味、学术使命决定着其研究生命周期。

童先生在《童庆炳文集》中自述：

文艺学是研究文学理论问题，新时期三十余年来，我一直把文艺学当作一个学科来建设，文学理论的问题就是与学科建设和发展息息相关的问题。

1994年他开始向《文心雕龙》研究发起挑战之前，已经是国内文学理论思想的学术大家之一，数十年来，他在审美诗学、心理诗学、文体诗学、比较诗学、中国文学理论教材建设和中国语文教育改革领域中，著述等身，自成一派；而且还培养出了数百名硕士生，包括著名作家莫言、余华、迟子建、毕淑敏、刘震云等，培养出的博士生，大多已成为各高校、科研院所的学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面对这样丰厚的教研成果，还有必要继续开拓新的研究方向吗？也许能从那副启功先生题赠的对联中，窥见他的心态：

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

当他1991年辞去北师大研究生院副院长一职，回到中文系，作为文学理论研究室带头人，准备成就一番建树，却落选博导评选，愤怒、失望自不必说，沮丧与徘徊让他个人和整个教研室也陷入低潮。启功先生为鼓励他，题赠此联，其意为：无论外界如何喧嚣，学者总须静下心来，做好学问。这也是童先生书房“消永日斋”的得名来源。

作为学者，于外界的贡献是“学术思想”的闪光和学术研究的薪火相传，所以童先生喜欢不倦地耕耘在文学理论这方土地上。当然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决定了童先生一定以学科建设和发展、文学基础理论研究建设和发展作为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也意味着童先生从未将《文心雕龙》当成普通的古代文论著作，而视其为给现代文学理论研究带来突破和创新的重要契机。

（二）古典文论的学术积累

1958年童先生在北师大中文系提前毕业，留在文学理论教研室任教。作为年轻教师，他缺乏上课经验，不久就被“调到”学校社科处工作。这次受挫的经历，让他反思如何才能提高学术水平，然后重返中文系。1961到1962年他痴迷钻研《红楼梦》，一百二十回的章目他全能背诵，一些经典性和概括性的情节他也能脱口而出，1962年底他写出了近两万字的《高鹗续〈红龙梦〉功过》，经中文系五位教授鉴定，同意发表在1963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红楼梦研究专刊”。这篇论文发表后，很快受到学界和学校的重视，也显示出童先生的科研潜力，很快他就从社科处调回中文系文学理论教研室。

1963年9月到1965年7月，他被学校派遣到越南国立师范大学任教，主要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及作品选读、古代汉语等课程，一周24节课，讲李白、杜甫、陶渊明、《诗经》《楚辞》《汉乐府》等。在讲授《离骚》的时候，他不满意郭沫若对《离骚》的翻译，就自己重新注释了一遍，受益匪浅。这可能也为他深入阐释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打下了基础。

在越南的三年中，他系统钻研中国文学史，为学生编写了深入浅出的讲义——《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简史》，后由河内师范大学出版社油印出版。作为一部分备课内容，他还积累了近百万字的古代文学作品注释。

1967年9月到1970年7月，童先生又被教育部派往阿尔巴尼亚的国立地拉那大学历史语言系任教，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汉语等课程。来到阿尔巴尼亚之后，在阿中大使馆一位好心的文化参赞的帮助下，童先生在大使馆地下室内找到了一大批古今中外的历史名作，首先发现的是1946年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纂出版的红布皮的《鲁迅全集》16卷，在这个地下室中，又发现《诗经》《楚辞》《左传》《史记》以及王维、李白、李商隐、杜牧等人的诗选集，还有歌德、席勒、海涅、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梅里美、巴克扎克、雨果等作家的经典作品。他还能通过在图书馆做中文书编目义工的机会，看到“十三经”“二十四史”和一些中外著名作家的文集，在阿尔巴尼亚，他畅游在书海中，写读书笔记、记卡片，一点一滴积累知识，形成早期的学术资源积累，也成为他敢于向《文心雕龙》发起挑战的底气。

我觉得自己阅读古文、注释古文的能力在越南和阿尔巴尼亚讲课期间，通过自己动手注释一遍古典作品，而有了明显提高。1990年后，我觉得自己有信心去打开中华古代文论这座宝库，《文心雕龙》被我看成是打开这座宝库的一个关键。

教学相长：《文心雕龙》的研究过程

在1990年，童先生关于文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教学与研究，发生了一次转向。

我开始对中国古代文论发生了兴趣，开始撰写关于古代文论的短文，我自己似乎发现了一个新天地，这个新天地如此靓丽，如此精彩，充满了诗情画意，这和此前读到的黑格尔是完全不同的。黑格尔给我们的是概念和逻辑——枯燥的概念和严密的逻辑，但中国古代文论给我们的常常是点到即止的评点，短短的评点，往往包含了真知灼见和诗情画意。我沉浸在这个新天地中，我把我的想法与我的学生共享。于是我决定开设《文心雕龙》研究课。

研究课如何开设，童先生自己有独到的实践体会。他认为，对研究生而言，自己读书、研究是最重要的，如果不能形成独立的研究能力，撰写论文也就成了问题。经过前期指导研究生的经历，指导他们精读了苏珊·朗格的《艺术问题》、斯托洛维奇的《审美的本质》、杜·舒尔茨的《现代心理学史》之后，他将这种指导开成了一门课程。每次指定学生读其中一章，并请他们详细讲解，然后是师生之间展开热烈讨论，其结果“是对于所读之书做到了真正的理解与消化”。学生不但能够引用原著中的句子，还能将其化为自己的语言，如同血肉一般，熔铸于自己的研究、写作中。经过这样一番锤炼，学生自然明白如何把其他著作读透、如何开展独立研究。

《文心雕龙》进入大学讲堂，始于国学大师刘师培和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黄侃先生的讲课方式是学生先读，学生读完了，他再抽出一些重点词语来讲。但我这么讲就不行了。如果我不讲课文本身意思的话，学生就不知道课文讲的是什么。后来我就指定，一个学生讲一篇，别的学生都要预习，然后给他挑毛病。这样子课才上下来。”据童夫人回忆，童先生在已经讲过四五遍的基础上，每讲一次《文心雕龙》，还是要花一两天的功夫，在电脑上删节或补充，甚至重写。凡是让学生讨论的课，他一定要用更多力气去准备：要估计可能出现什么争论？不同观点可能拿出什么证据？学生可能掌握了哪些资料？作为老师要掌握什么资料？自己的观点站不站得住脚？……准备得细而又细。他备课时需要绝对安静的环境，有时连电话都关了。

《文心雕龙》开课前的准备资料，既有对文言字、词的理解与点校，也必须时刻关注《文心雕龙》的前沿研究。当时最能代表《文心雕龙》成就的研究成果有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新书》，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张光年、陆侃如、郭晋稀、周振甫等人《文心雕龙》译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牟世金的《文心雕龙研究》；此外，中国香港20世纪80年代饶宗颖的《文心雕龙》研究，中国台湾地区50—60年代徐复观的《文心雕龙》研究，以及日本、韩国、欧洲、美国等地相关学者的研究，均被童先生置于案头，反复研读。

经过前期的精心准备，《文心雕龙》研讨课正式开始。童先生先逐字逐句串讲《文心雕龙》的前四篇，再讲自己的研究心得，之后让听课的博士生们给讲义提问题，进行自由讨论，最后再由童先生做总结。他讲过若干篇后，就让每位同学讲一篇，讲法与老师相同。由于每位同学都需要系统讲授一篇，所以准备得格外认真，因为讨论的都是自己的研究心得，所以讨论气氛空前热烈，师生间相互启发很多。经过这样一番训练，期末时每位学生撰写一篇5000—10000字的《文心雕龙》研究论文，基本达到发表水平。事实上，多数作业成为学生的论文处女作，在刊物上发表出来，成为“龙学”新的篇章。

童先生本人在教学研讨中，也有获益。随着教学的进展，他的《文心雕龙》研究也在推进。1993年—2011年，童先生先后在文艺学学科核心期刊上发表了21篇《文心雕龙》研究论文，还有数篇待加工的论文。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受到国内“龙学”界的关注。童先生为此特地转述张少康教授的评价：“童先生近年来，发表了多篇《文心雕龙》研究论文，其中如《〈文心雕龙〉‘奇正华实’说》（《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文心雕龙〉‘风清骨峻’说〉》（《文艺研究》1999年第6期）等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文心雕龙〉‘奇正华实’说》一文，是作为对《辨骚》篇的研究，认为该篇的理论意义在于刘勰在肯定楚辞推进了新变的前提下，借用兵家‘奇正’观念，具体论述了文学创作变化中的艺术控制和调节问题，‘酌奇而不失其贞（正），玩华而不堕其实’，是《辨骚》篇的点睛之笔，准确揭示了楚辞的特色，要求创作在奇与正、华与实之间保持平衡，取得一个理想的折衷点，使作品产生一种微妙的艺术张力。

我的理想是完成一部题为《〈文心雕龙〉三十说》的著作，作为我教学《文心雕龙》的学术总结

《〈文心雕龙〉三十说》的前身，是河南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11月出版的《童庆炳谈〈文心雕龙〉》，该书收录了“道心神理”说、“奇正华实”说、“会通适变”说、“因内符外”说、“徇体成势”说、“感物吟志”说、“神与物游”说、“风清骨峻”说、“情经辞采”说、“杂而不越”说、“比显兴隐”说和“言外重旨说”这12篇文章，按“刘勰论文原、文变”“刘勰论文体、风格”“刘勰论文学创作”“刘勰论作品构成”四个部分编排。但童先生不满足这样的体量，或者认为它还不足以展现他对《文心雕龙》诗学研究的全貌。

于是在上述十二讲之外，他要增加篇幅，以筹备出版《〈文心雕龙〉三十说》。增加的“新说”分别是：“道心神理”说新论、“体有六义”“文体四层面”说、“胸中意象”说、“镕意裁辞”说、“声得盐梅”说、“章明句局”说、“问外重旨”说、“质文代变”说、“披文入情”说、“繁略殊形”说、“丽辞雅义”说、“自然成对”说、“论人与自然的诗意关系”（心物宛转说）、“阴阳惨舒”说、“物以情观”说、“邵难郑易”说、“君子藏器”说。

与旧论相比，“情经辞采”说更替为“情经辞纬”说、“言外重旨”说变化为“文外重旨”说；探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的“心物宛转”，并未以“心物宛转”直接命名，而用“人与自然的诗意关系”，借“心物宛转”说回顾中西方人与自然诗意关系思想的不同发展轨迹，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新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