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与“刺猬”

关键词：狐狸刺猬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

小引：“狐狸洞”与“我想做刺猬”

中国古代识文风雅之士往往为其书斋取一名号，如归有光有“项脊轩”，蒲松龄有“聊斋”，现代梁启超有“饮冰室”，周作人有“苦雨斋”。李欧梵也循此径，但其“斋号”却十分特别，名曰“狐狸洞”。李欧梵以狐狸自称，源于以赛亚·伯林论托尔斯泰的《刺猬与狐狸》一文。在文中，伯林化用希腊诗人阿基洛科斯（Archilochus）“狐狸多知，刺猬大知”的残句，来说明作家或思想家，甚至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一种人将所有事物都与单一的、普遍的观点或系统联系在一起，并以此理解、思考与感受；另一种人则追求多种并不相互关联甚至有可能相互矛盾的目标，他们的思想离散于各种层面或经验之间，并不试图将他们融入或排除于单一的系统。基于这样的划分，李欧梵称自己是狐狸，“我觉得我自己绝对不是刺猬型的，只能够是狐狸”，并意在以“狐狸的办法来批评这种大而无当的刺猬型的人”

李欧梵是否真如他自述是狐狸型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还需联系李欧梵自己对狐狸的理解。与伯林“是否用单一系统评判外界”的标准不尽相同，李欧梵将狐狸型人的特点之一概括为“可以扮演几个不同角色”，这种说法用于概括李欧梵的学术特点与自我认同是更为恰当的，这意味着狐狸也可以扮演刺猬的角色，他也曾有过“想做刺猬，想写一本大书”的想法。无论是从主观意愿还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李欧梵都有刺猬的一面。

与狐狸和刺猬的问题相关的，是“跨”与“根”的问题。具体而言，所谓“跨”，即指李欧梵在书中所呈现的跨学科、跨媒介、跨中西等经历、兴趣与实践，这些可以视作其作为狐狸型学者扮演不同角色的具体表现；而“根”，则出自乐黛云以李欧梵跨媒介学术研究特点为主题的一次研讨会上，她认为如果要“跨”——进行跨学科等研究，总要先有“根”，“如果没有‘根’，就跨不了了”，对此李欧梵也回应“先要有根”。这里“根”，与刺猬有赖于某种有稳定结构的系统而做出判断的特性略有相似。

本文即以王德威为李欧梵所编《现代性的追求》一书为中心，以求用这本颇能代表李欧梵研究内容与治学志趣的论文集，一窥其暂且可以用刺猬和狐狸划分的几副学术面孔，一探其治学路径与研究方法。

海外汉学的脉络：现代性与夏志清，晚清与王德威

据季进在21世纪初与李欧梵的对谈中所言，李欧梵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时，为费正清编《剑桥中国史》撰写《文学潮流（一）：现代性的追求（1895—1927）》，这是他“第一次将‘现代性’概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联系起来”。此文也以《追求现代性（1895—1927）》为题目被编入《现代性的追求》第三辑“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之路”中。从这篇文章中不仅可以看到李欧梵关注现代性问题的起点，也可以窥得李欧梵所身处的海外汉学脉络。

王德威曾提及“李在台湾大学时师承夏济安，与夏志清的关系也极为密切，而在哈佛大学时，又有缘受教于普实克”；李欧梵自己也表示：“我的文学研究方法，其实是得自普实克教授和先师夏济安先生两人，再加上夏志清先生的指点。”从《文学潮流（一）》的小序以及李欧梵后续的研究对象与方向来看，夏志清与普实克二人对李欧梵确实影响颇深：该文的小序是以夏志清的《感时忧国精神：中国现代文学的道义使命感》与普实克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建构起来的，回到这两篇文章，颇能看清李欧梵后续有关现代性种种论述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渊源。

夏志清论文的英文标题ObsessionWithChina：TheMoralBurdenofModernChineseLiterature往往被翻译为具有褒义色彩的“感时忧国精神”“道义使命感”，但其中更包含感时忧国已经成为一种道德重负的意味。“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现代，不过是因为它宣扬进步和现代化不遗余力而已。”李欧梵另一篇以追求/追寻与现代性结构标题的文章《追寻现代性——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和文学中新意识模式的思考》，探究国人向往进步与现代化背后的现代时间与历史观念模式，可以视为在夏志清此文脉络上的思考。相较于夏志清在文中所提出的中国知识分子因感时忧国而视民主、科学为理性典范，寄希望于西方文明，向往进步、尊严、自由与现代化，却未能像西方现代文学一样揭示其弊端，李欧梵探究了比民主、科学更为本质的，国人向往进步与现代化背后的现代时间与历史观念模式。并且他参照卡林内斯库对现代性的解释，结合“理论的照明”，更详尽地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审美现代性的缺失及其原因，其中也涉及晚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性。

从何谓“现代”的概念说起，李欧梵认为在“五四”比较流行的表达方式中，现代首先指的是“新”。中国历史也频频发生新旧之争，但二者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五四”的“新”等同于一种从过去到未来的单一线性时间连续体，这是典型的西方历史观，它极端地背离了中国被五行与一治一乱的交替所塑造的循环观念。新的历史意识格外强调“现在”这一时刻，一方面它被视为与过去决裂的关键，另一方面它成为光明未来的起点。早在晚清，就已经出现了这种现代性来临的迹象，从晚清到“五四”，这种认为“时间是向前进步的、有意义的，是从过去经过现在而走向未来的”时间观念逐渐酝酿，对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社会、革命乃至文学都产生了影响。这种新的时间与历史意识出现在1898年戊戌变法之后，这也成为李欧梵格外重视20世纪的缘由之一，随着对晚清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深入，李欧梵提出“中国新文学绝对不是从‘五四’开始的，而是1900年左右开始”的观点。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李欧梵在哈佛的“继任者”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文，在关注晚清的脉络中可见两者同中之异。如李欧梵自陈，王德威“以严谨的文学分析方法研究了大量的晚清小说”，而自己则“较重历史角度”。李欧梵在哈佛取得硕士与博士学位，硕士所修项目为东亚地区研究，主修中国近代史，博士在历史系“历史与远东语文”委员会进修，所受历史系学术训练或自然而然地将李欧梵导向从历史意识的角度来审视现代性问题，并提出了“现代性”在中国可以被宽泛地定义为一种对时间和历史的认识模式的观点。李欧梵所关注的“现代”时间与历史意识并非内发于晚清，它的活力在晚清与“五四”有不同的表现，两者都参与了这种新的“现代性”，并不存在“没有”“何来”的逻辑关系，合理地解构了“从‘五四’出发的这一套思想模式”。

李欧梵说自己不赞成把文学史腰斩为近代、现代和当代。这里当有不赞同以《新民主主义论》中近代、现代、当代划分的意味，但以现代的时间与历史意识将原本的历史化分割重新作为一个连贯的整体考虑，李欧梵关注现代性自有其学理性的依据。

再谈现代性：卡林内斯库与“理论的照明”

《追寻现代性》第二部分对“文学中新意识模式”的思考中，李欧梵提出上述“五四”知识分子关于“现代”的时间观念与历史意识，既与卡林内斯库所描述的西方文艺复兴后的观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也显现出卡林内斯库所提出的“资产阶级现代性观念”的明显痕迹。

借卡林内斯库之表述，李欧梵提出了另一种区别于单一线性进步时间历史意识的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在19世纪上半叶的某个时刻，‘作为西方文明历史阶段的现代性——科学和技术进步、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巨变的产物——与作为审美概念的现代性之间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分裂’。这种差距在本世纪内不断扩大，两种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从分裂变成了‘不可挽回的敌对’。”审美现代性既颠覆了现实主义与人文主义，同时也是“反历史”的。

在西方模式的参照下，李欧梵发现：“中国作家在追求现代意识模式和现代文学形式的过程中，并没有选择（也不觉得有必要）将历史和审美的现代性这两个领域分开。”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为什么现代中国作家接受了这种西方的现代性类型，而没有在他们的艺术和文学概念中对其产生任何敌对的态度？

概而言之，李欧梵认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并未实现的构想，而不是一个清晰可触的现实，社会现实并没有给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一个直接批判和反思的对象；此外，则源于一种吊诡的民族危机——“由于这种现代性是以帝国主义的形式（或至少是与帝国主义密切相关的形式）引入中国的，中国人认为他们也必须拥有这种现代性，以阻止帝国主义的影响。”

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创造性的艺术家们并没有像西方那样采取对现代性敌对的立场。从更深层次而言，西方现代主义的“核心思想源泉”之一——弗洛伊德的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艺术家和作家设想现实的方式，但在中国的文学思想和艺术实践中，并没有产生同样的影响。！9虽然如此，李欧梵还是关注了欧洲现代主义不同流派的作家在20世纪20年代末通过一些西方的文学期刊与施蛰存主编之《现代》、叶灵凤主编之《文艺画报》及邵洵美主编之《金屋月刊》进入中国的史实，并具体论述了施蛰存的小说如何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拒绝现实主义。这也是《现代性的追求》一书中《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与《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两篇文章所关注的内容。在后者的一开篇李欧梵便提及的《追寻现代性》一文，是在此基础上对颓废现象的进一步思考。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李欧梵这篇文章的内在理路与夏志清的《感时忧国精神：中国现代文学的道义使命感》一文一致，但大量引用并作为参照的西方现代主义相关论述，都能看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面孔：先锋、颓废、媚俗》一书的影子。这本书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

印第安纳大学和1977年对于李欧梵来说是很重要的时空节点。他在《我的哈佛岁月》附录中自述：20世纪70年代中期，自己被普林斯顿大学赶出门外，初到印第安纳大学任教，正式从历史转入文学的领域，而系里人手不够，遂要我主授现代文学兼授古典小说。在印第安那大学教文学时，李欧梵虽不在比较文学系任教，但与该系同事交好，其中就有“研究东欧的卡林内斯库（M.Calinescu），就是写FiveFacesofModernity（《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的作者。我旁听过他的课，后来还合教了一门课，他就讲了一点点理论，也不多”。

或许可以推测，在李欧梵刚刚正式转向文学研究之时，恰逢这位对现代性有精深研究的同事的论著出版，且两人过从甚密，这或许成为在哈佛已经受教于三位欧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巨擘的李欧梵，开始正式关注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关系的机缘。2003年与季进的一次以现代性为话题的对谈，李欧梵也直接比照卡林内斯库的书名，以“现代性的中国面孔”为题。

普实克与主观主义、个人主义

李欧梵曾为普实克教授编论文集《抒情与史诗》，首篇即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一文。普实克在文中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概括为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具体而言，主观主义是指在写作时作家总是“寻找一切机会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感受、同情或憎恨”，“作品越来越接近一种独白，呈现出作者性格和生活的不同侧面，特别是较为阴暗、隐晦的侧面”；而个人主义主要指的是作家对个人生活的专注。由于“一个现代的、自由的、自决的个体，自然只有在打破或抛弃这些传统的观念习俗以及滋养了它们的整个社会结构之后才有可能诞生”，所以这两种文学特征的出现暗示着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它“往往表明个人从传统的哲学、宗教或伦理观念中解放，甚至表明对因袭的社会秩序的现实反抗”。

值得注意的是，普实克认为它们携带了某种悲剧感、叛逆心理，甚至自我毁灭的倾向，因此将二者称为“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新的现代心理综合症”，它们“无疑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这段时期中国文学最显著的特点”，且与清代文人文学的主观性与抒情性一脉相承。《红楼梦》《镜花缘》《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浮生六记》与蒲松龄的作品都表现出这种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倾向，这种抒情性与主观性构成了清代文人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纽带，它证明了个人从传统的思维方式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脱，也标志着封建秩序行将陷入危机的第一个先兆。

对于普实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一文中的观点，李欧梵在《追求现代性——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和文学中新意识模式的思考》中有这样相近的表述：“当‘五四’那些离经叛道者向传统发起一场全面猛攻时，他们那种极富感情的气质带来一种对自我的浪漫式的肯定，这种自我是同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那种‘庸俗’社会相敌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