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地玄黄”到“大小舞台”

关键词：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文字障

一

1948年11月7日，朱光潜、冯至、沈从文、废名等北大教授在孑民堂召开座谈会，于历史转轨前夜讨论“今日文学的方向”。将近半个世纪后，钱理群在《1948：天地玄黄》中直录下当时的探讨，并将这一章节命名为“北方教授的抉择”。作为“1940年代之子”，于90年代书写40年代，钱理群或有别样的感怀。对于一代人文学者来说，进入90年代，短暂失语过后，首先面临的问题即与当年朱光潜等前辈对“方向”的探讨构成互文，重新锚定自身在历史中的位置。

当王瑶先生在历史转捩之后的首个冬日溘然长逝，钱理群的80年代结束了。钱理群回忆起王瑶生前与自己最后一次单独谈话时，如此相告：“不要到处打听消息，少作无谓的分析，不要瞻前顾后，不受风吹草动的影响，沉下来，做自己的学问！”带着王瑶的告诫进入90年代，钱理群和他的朋友们开始“寻路”。

被视作90年代学术转型标志性事件的，是1991年《学人》的创刊。主事者重估80年代的学风，主张“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研究，倡导学术规范的建设，以期自我训练、转移风气，在保持“人间情怀”的同时强调构筑学术自律。钱理群虽非长于“考镜源流”的工作，但亦参与了对人文学者道路的探讨。1993年春在北大蔚秀园与友人对谈，他一方面批评人文学者在特定历史时期自命为“时代的主宰”，耽溺于“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幻觉”，另一方面又忧虑纯粹的经院学术落入脱离社会生活、现实人生的陷阱——尽管他本人毕生从未割舍掉自己曾经的那份浪漫主义情结。参之同一时期沪上学者对于人文精神的讨论，钱理群们的“寻路”未尝不是“北方教授的抉择”。

钱理群在寻路，但他并未直接介入人文精神讨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后现代思潮等20世纪90年代思想界的争鸣。支撑其学术工作的与其说是理论的兴趣或史学的修养，毋宁说是内在的伦理诉求——自我生命与学术研究相统一的伦理，以及历史承担的伦理。1991年，去国的黄子平以“幸存者的文学”命名自己的论文集，这个标题让钱理群“受到了灵魂的震动”，后者遂以“幸存者”作为自我的命名。钱理群谈到自己一代人心头有“两座坟”，“不了解这两座‘坟’对我们的思考与心理的影响，至少是无法了解我这样的学者的学术的”。作为“幸存者”进入90年代，钱理群自觉担荷起“拒绝遗忘”的伦理学h。因此，进入钱理群90年代的学术，离不开“天地玄黄”之后的历史伦理。他无意于“每下一义，泰山不移”的学术专业性，却在著述中以“丰富的痛苦”灌注了一代人的精神辙痕。

进入90年代的第一年，钱理群大病一场。手术后，他立即扎入曹禺的世界，在“夏”“秋”“郁热”“沉静”等关键词之间奋笔疾书，以《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作别“青春”与“广场”，作别一个时代的郁热氛围。不过，彼时的钱理群大概还未意识到，“大小舞台”不久还会对他有别样的含义，他的文风文体也从未真正落实于中年的“沉静”。紧随其后，《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则提供了钱理群贯穿90年代的自我命名，以及时代之中自我精神结构的剖析、救赎。不妨说，钱理群由“天地玄黄”进入90年代，最终来到“大小舞台”，其间一以贯之的，即是堂吉诃德（理想主义）与哈姆雷特（怀疑精神）的“丰富的痛苦”。

从今天的学术热点回望，钱理群在90年代影响最为深远的学术贡献，大抵是对于20世纪40年代文学研究的开拓，其代表作即为《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这部著作最初是作为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丛书中的一部问世，谢冕在丛书的“总序”中提出：“在百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我们猛然回望：一方面，为文学摆脱太过具体的世情的羁绊重获自身而庆幸；一方面，为文学的对历史的遗忘和对现实的不再承诺而感到严重的缺失。”这意味着，历史伦理的诉求从一开始即内在于这一世纪末的回眸。当日后更为精耕细作的研究者投身40年代文学研究，《1948：天地玄黄》受到的一种常见批评是，其采取“转折必将发生”的预设性历史视角，遮蔽了历史情境的可能性与开放性j。此论诚有见地，但钱理群本人毫不讳言这部著作具有“极强的现实感”，是在“面对现实而追溯历史”，希望借此探寻“知识分子所作的选择”，以及“1949年后逐渐建立的中国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的体制，如何孕育在1948年最初的变化里”。钱理群确乎不长于“历史主义”的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著述没有“历史感”，著述中的预设立场与其历史伦理学直接相关——“天地玄黄”对于钱理群而言，决非身外与己无涉的历史骸骨。不必讳言，预设立场有碍于学术性自身的展开，但倘若学术体制中历史主义的末流沦为去政治化的技术操演，那么钱理群的“历史感”则在特定年代弥足珍贵。

二

钱理群于90年代叩问40年代的历史，提供“历史感”的同时，也制造着某些障蔽。其障蔽内在于他的学术文体之中，进而折射出文体背后的历史与政治。

钱理群酷爱自我总结，清理自家思路。不过，追索他关于学术研究的自述，常常能够发现一些褶皱，《1948：天地玄黄》亦不例外。关于这部著作的属性和位置，作者本人前后会有不同的界定。钱理群晚年自述：“更愿意把自己定位为文学史家”，《1948：天地玄黄》的“写作冲动恰恰是来自一种文学史写作形式（结构与叙述方式）的试验欲求”。这意味着，他首先将这部著作作为一部文学史来看待。但随着日后该书由独行著作演化为“三部曲”之一，其界定亦随之位移。在新的“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框架中，钱理群自陈：“虽然一直有写大文学史的雄心壮志，但真正让我动心的，还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也可以说，正是《1948：天地玄黄》的研究和书写，使我的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层面上，“文学史家”虽是钱理群作为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立身之本，却可能并非其兴致深处所在：“我的学术研究带有强烈的自救自赎的性质……在80年代我和朋友一起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时，我自己最为倾心的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我知道，这才是属于我的研究领域，我的魂之所系。”较之文学史，知识分子精神史与研究主体自我生命体验和现实困惑更为直接交织，又勾连起主体的“共和国情结”与“共和国历史研究”，钱理群进而指认主体所身历的“当代中国”才是自己的真正兴趣所在。天地玄黄之际，正是知识分子的抉择之刻与共和国的孕育之时。如此一来，《1948：天地玄黄》的定位游移于文学史与精神史、思想史之间。在钱理群的自述中，这个错位至关重要，关涉其90年代的学术“转向”与历史伦理问题。他提出，80年代末的历史转捩直接影响了90年代的学术面貌，“就我个人来说，就是从文学史研究转向精神史、思想史的研究”。

但是，钱理群自述的“转向”逻辑，落实到具体著述中似乎并不能完全当真，诞生于90年代的《1948：天地玄黄》首先仍然是一本文学史。现代文学研究界对于这部著述的关注，亦主要将之视作一部文学史加以评判。当下的40年代文学研究，往往关注钱理群提出的“大文学史”观念，以文学形式抵达主体精神和思想，这仿佛成为弥合文学史与精神史之裂隙、将之贯通起来的途径。可是钱理群仍然倾向于将二者进行区分，把自己“四十年如一日的写作”划分为两个方向，一是“现代文学史写作”，二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经验教训”的探讨与总结，其中“现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即在后者范畴之内。这种划分方式以钱理群90年代以来的学术自觉和现实关切作为支撑，但在二元的框架中，《1948：天地玄黄》这类著述无论安置于前者还是后者，皆不尽妥帖。

倘若与钱理群的大量自述保持若即若离的间隔，不妨将其部分自我总结的话语形态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文字障”，那么问题豁然可解。钱理群对于自家的思想史、学术史研究念兹在兹，却罕少对何为“思想史”、何为“精神史”进行学理性的定义，亦不纠结于“精神史”与“文学史”的本质区别在于何处，在概念使用上颇有摇曳之感。譬如黄子平曾明确表示“不太喜欢‘精神’这个词”，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其实老钱经常变换这个概念，有时候叫心灵（‘心灵的探寻’），有时候叫思想（‘民间思想部落’），其实叫它‘精神史’有点勉强，‘心灵史’更确切一点，或者鲁迅说的‘魂灵’，魂灵史。”也许问题的核心尚不在于如何为钱理群倾心的研究领域赋予一个更富学理性的命名，而在于如何看待其自我言说的方式。程凯亦注意到，钱理群具有极其自觉的自我总结意识。“只是，这些陈述一方面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变’的线索，可另一方面，又似乎不能完全当真。因为钱老师发言、做事与自我整理的意识中包含着成分复杂的因素、动力，这使得他的发言、做事总在一种矛盾张力中推进，甚至单凭其自我表述也不足以完全呈现这种运动的逻辑。”钱理群构筑起一个宏大的体系来解释自己作为“幸存者”所担当的文学与历史，同时也耽溺于自己一手建立的某些壁障。他并无自恋，但自我顾惜。他的学术文字直接来源于历史现实中的沉痛生命体验，却又时而在文字障蔽的乌托邦中隔膜于其经验之外的现实生活与学术世界。

文字障的条件之一，是钱理群对于自我生命与学术的一体性的确认，仿佛儒家讲的“古之学者为己”，又通向广阔的社会历史舞台。他不断强调学术研究与主体生命的关系，强调学术的自我承担、对于社会历史的承担，建构起一个对于后辈来说可望而不可即的生命统一体。而其背后所投射的思维方式、文体文风或许是更为内在的东西。钱理群在“丰富的痛苦”中不断强调诸命题的二律背反，在自述中形成“既……又……”的话语模式，但正如其酷爱分条分点的自我总结，背后是一种对于黑格尔式的庞大体系的偏好，在学理层面不可尽信。汪晖早年评价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指出其“体系中有一种对‘必然’‘规律’和‘本质’的偏好”，钱理群庶几近之。这种宏大叙事，固然是80年代的风尚“不合时宜”地伴随钱理群进入90年代，但溯其渊源，或来自90年代前的辙痕。

尽管钱理群试图告别生命的郁热期以进入90年代，但安身立命于文字障之中，钱理群的文风从未真正告别历史青春期的遗存。这些文字锋芒毕露，泥沙俱下，汪洋恣肆，无所收检，却别具一种抗拒衰老的力量。正如赵园说：“用有人关于梁启超说过的话，老钱亦‘笔端常带感情’。虽不便拟之于梁，却可以认为与梁接近的，是‘青春气息’。我们都已在步入中年之后，被称作‘青年批评家’。适用这一指称的却是长我六岁的老钱。由我的老眼看去，难免有对老钱文风的挑剔，却明白那些文字，出自一个尚有力量抗拒衰老的心灵。”或许钱理群对于所谓“精神史”、当代政治史的兴致大于其对文学史的热情，但这种带有青春气息的学术表达方式，以及历史伦理的姿态本身，却是文学化的——文字障最终为文学提供了安顿之所。

三

40年代文学的研究者谈论《1948：天地玄黄》，通常高度肯定作者以人为中心来结构文学史，但批评作者窄化了对于历史之中“人”的理解。“生命史学”是钱理群文学史观的关键词，他提出：“文学史的核心是参与文学创造与文学活动的‘人’，而且是‘人的个体生命’。因此，‘个人文学生命史’应该是文学史的主体，某种程度上文学史就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文学生命的故事连缀而成的。”钱理群关注大历史当中的人，同时对“人”采取一种“个体生命”的理解——这既是哈姆雷特般质疑的眼光，又在部分研究者眼中可能是某种障蔽。吴晓东主张对于“人”以及“文学性”等范畴持以历史化的理解，进而提出：“在钱老师所执着的‘个体的人’之外，还有没有所谓的‘群体的人’？尤其是后来到了‘人民’概念生成的时候，‘人民文艺’所书写的就是一个大写的群体形象，可能会和钱老师所理解的人的观念形成对话关系。”李国华则举出《1948：天地玄黄》中赵树理的案例，认为钱理群研究赵树理，“不是关心赵树理所关心的东西，而是关心赵树理身上所投射出来的知识分子的问题”，这样的陷阱在于：“他特别强调自己在研究中总能和研究对象发生共情，但假设我来自一个不同的社会结构，拥有的社会阅历和经验、知识都不一样，就会产生一个警惕：为什么是这些人、这些话题、这些现象？”如此一来，对于钱理群念兹在兹的“生命史学”“个体生命”等范畴，更宜给予以某种结构性的理解。

值得关注的是此间的错位。钱理群在《1948：天地玄黄》中所理解的“人”，其实正是经典启蒙主义意义上的人——尽管90年代后，他基于历史转折的沉痛体验，不断反省启蒙主义，但他的反省所征用的域外资源大体不出19世纪的范围。启蒙系80年代的流行话语，在90年代的“后学”思潮面前则化作一个暧昧的范畴——至少，康德意义上的启蒙已为福柯意义上的启蒙所批判。与之相应，钱理群所倾心的“知识分子”概念，也日益变得可疑。这位状似“落伍”的启蒙话语的坚守者，如同堂吉诃德般在90年代的后现代思潮面前举起长矛。回到90年代的思想语境，虽然钱理群征用种种资源清理前时代的债务，意图通过启蒙将集体的“人”复归于个体，但这种堂吉诃德般“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姿态本身，却正是前时代所赋予的。钱理群毕生以鲁迅为法，但他身上并没有鲁迅那种黑暗的底色——在这个意义上，钱理群与鲁迅是隔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