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文体到天地之道

传奇人生与学术选择

黎保荣：我拜读了您的自传性散文《知识的滋养与生命的丰盈》，甚为感慨，觉得您的人生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似乎可以拍摄成影视剧。尤其是第三次高考失败后，那个陌生人对您这个农家子弟的鼓励，让我忽然想起海子《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结尾的几句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那个陌生人后来成了您的岳父，您后来的人生，也与这几句诗比较吻合，表现为一个先苦后甜的过程。再如第四次高考，以及后来的考博建议、婚姻，您的岳父对您确实很好。

您有没有想过，当时，假如没有陌生人的鼓励，您是否能继续第四次高考？或者说，假如没有陌生人鼓励，您的人生将会怎样？有了这样的经历，您对相对陌生的作者或学人，会加以鼓励和施以援手吗？

王兆胜：作为一个农民之子，我的人生之路充满坎坷，也是在一个未知的道路上艰难前行。我之所以有了后来的广阔美好人生，离不开无数人的关爱、帮助与呵护，特别是我的岳父母。如没遇上那个陌生人（后来成为我的岳父），我的第四次高考很可能就不会发生，也就谈不上之后的读硕士、博士，以及走上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之路。后来，我也想过，如无陌生人的帮助与鼓励，考不上大学，我最有可能成为一名农民工。我单位附近有个高楼大厦建筑工地，我常看到农民工在那里低头吃午饭。他们蹲在路旁，头戴安全帽，左手端个大碗，外加两个馒头，咬一口馒头，喝一口菜汤，目光中充满迷茫与未知。此时，我看到他们的碗里是清水煮白菜，没有肉，也无营养，常感到心中酸楚。我边走边将自己幻化成他们，想象作为农民工的“我”，与他们不会有多大区别，如果有，也可能是多了一点渴求的目光，那是对知识的渴望与怀想，以及对大城市既近又远的感情。我还曾设想过，如考不上大学，当了农民工，受不了高强度的工地劳作，很可能改行去收垃圾废品。这个工作脏乱，但会轻松自由些，说不好因喜爱读书，通过阅读收购的废品书，知识增长，学问大增，并爱上写作，成为一个作家。每每想到这里，我的心中就会生出一丝苦涩的滋味，其间还有一些希望的火星在闪动。

因为经历特殊，我对陌生人，特别是受苦人，一直抱着内在的同情。比如，有工人来我家修理空调，在结账时我总给他外加50 元，让他买水喝。又如，对那些贫寒子弟，我总是全力帮助，希望他们快速成长。在我的帮助与援手下，不少年轻学者获得了不断成长的机会。

黎保荣：您的第二个稍具传奇色彩的经历是，您的岳父建议您考博。他说，如考不上再按您的意愿行事，结果您考博成功，最终与学术结缘。您的博士导师是林非先生，您本来要跟他研究鲁迅，但您后来根据自己的兴趣、性情和积累，选择以林语堂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如果说，您原来的做法是随遇而安，这次却是您的主动选择。您的博士论文《林语堂的文化情怀》成为国内第一部研究林语堂的博士论文，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出版。

据此，我想请问您两个问题。第一，现在，不少博士生导师不许学生做感兴趣的自选题，而希望学生跟着导师的研究方向做研究，您对此有何看法？第二，当时，您研究的林语堂还是个边缘作家，您如何看待研究边缘研究对象这个问题？

王兆胜：我的岳父让我考博，是个明智之举。否则，我会在随遇而安中迷失自己。我的博士导师林非先生同意我放弃研究鲁迅的博士论文题目，改为研究林语堂，也是英明之举。现在，不少导师让学生跟着自己做课题，从开拓视野来说，也是可以的；但若一定要按老师的愿望强迫学生选博士论文题目，一定是弊大于利的。这既会影响学生的自主选择，又会忽略学生的优势与兴趣，也是一种自私行为。好的博士论文选题应以学生为主，在师生之间形成一个对话与互动。

至于选边缘的研究对象作为博士论文，我认为要慎之又慎。这是因为：一是要以“有无重要价值”为准则。目前，不少边缘甚至被封禁的研究对象本身就没有多少价值，因为它们是被历史证明过的。二是博士论文是要过关和接受检验的，如不加甄别和任性选题就很有可能在答辩时过不了关，至少是颇具争议，自找麻烦和自寻烦恼。

当前，不少博士论文过于追求去边缘寻宝和进行解禁探索，精神是可嘉的，但有点过度阐释。当年，我选择林语堂这个边缘作家作为博士论文研究对象，主要有三点考量：其一，林语堂是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大作家，尤其在文化选择上颇有个性，也很有代表性。其二，林语堂提倡的和谐、闲适、幽默、文化自信、天地之道等代表着时代社会发展的方向，也代表了世界健康发展的潮流。其三，长期以来，林语堂研究处于观念的固化甚至僵化状态，特别是一直存在以鲁迅的眼光简单地看林语堂的局限，这是需要突破和超越的思维定式和研究模式。总之，边缘选题是把双刃剑，做博士论文时要格外用心考量。

黎保荣：您原来读博时也读了不少鲁迅著作，之后才决定研究林语堂，您对这两个作家的阅读感受是怎样的？

王兆胜：我原来的确读了很多鲁迅的作品、传记以及研究鲁迅的著作，我的博士生导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林非研究员。林非是鲁迅研究会会长，著名鲁迅研究专家，他的《鲁迅传》（第二作者为刘再复）与《鲁迅和中国文化》等影响很大，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其鲁迅研究曾被称为“林非现象”。林非先生给我授课的内容主要是鲁迅研究，我们当时连博士论文题目都拟好了，是“鲁迅的潜意识心理研究”。如无意外或后来变化，我肯定会做这个题目的。

当时，林非先生有所不知，我在研究鲁迅的潜意识心理时，一面从鲁迅那里获益很多，一面又常感到孤独虚妄，尤其是受到其消极悲观思想的影响，所以活得并不快乐。然而，当我读了林语堂的大量作品，心中一下子变得明亮通透起来，仿佛冲破了乌云密布，重见了天日。换句话说，读林语堂时如沐春风、其乐融融，有一种被温暖抚摸和阳光照亮的感觉，也有大光照临和天道开启的感受。另外，我当时选择林语堂还有两个考虑：一是在学术价值上，我完成的将是国内第一本研究林语堂的博士论文；二是在阅读时，我对林语堂比鲁迅更有感觉。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我转向研究林语堂，并不是否认鲁迅的价值，因为阅读鲁迅也让我获益匪浅，鲁迅垫高了我的思想，提升了我的观念，特别是批判意识与硬骨头精神最令我佩服，还有文字的精凝。更准确地说，是鲁迅与林语堂两人共同成就了我的学术人生，只是理念与方法不同而已。如无鲁迅的孤独寂寞和悲剧感，我就很难理解人生的本质，也不容易进入林语堂的“一团矛盾”，更不要说体会到林语堂在超越悲剧时所做的努力与创造。

黎保荣：您研究林语堂，出版了《林语堂的文化情怀》《林语堂与中国文化》《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林语堂的文化选择》《林语堂大传》《林语堂正传》《林语堂与中外名人》《生活的艺术家——林语堂》《闲话林语堂》《解读林语堂经典—风行水上的潇洒》等多本著作，其中的关键词是“文化”，有对中国文化的会心，也有对中西文化的比较。

您认为，林语堂对21 世纪的文学或文化研究与文学创作有什么启发？对您个人的研究有什么启发？

王兆胜：长期以来，研究者主要从政治角度研究林语堂，于是否定其政治主张，并对他多有贬低，某种程度上说这不无道理。但是，这里可能忽略了两个问题：一是林语堂的政治观确实是偏激的，但远不像人们所贴的标签那样简单，完全将他推到我们的对立面也是一种误解。二是从文化角度研究林语堂，就会看到政治视角所忽略的方面，如林语堂倡导“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他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现代文明批评严厉，他强调中国文化的自信、和谐、博爱、友善，他喜爱老北京的精神、老北京的辉煌，特别是非常欣赏中国人的生活的艺术，这都是21 世纪的主题与核心词。还有，林语堂喜用“梦”，即“个人梦”“国家梦”来阐释文化精神。也可以说，林语堂的文化思想具有前瞻性、未来性与超前性，这是对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一种补充或超越。其实，21 世纪的思想文化的不少方面在林语堂那里都可以找到思想资源的。

就我个人而言，从林语堂那里较早获得了与一般研究者不同的价值观与文化理念。比如，林语堂对于“天地之道”的重视，这有助于我对“人的文学”进行反思；又如，林语堂对于西方现代性的批判，这使我对西方文化与西方现代性的弊端一直保持理性的清醒认知；再如，林语堂由早年的反传统到后来的转向弘扬中国文化精神，令我心怀敬意，并一直保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还有，林语堂倡导闲适与幽默，特别是重视生活的艺术，也使我获得了新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这对克服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化悲剧观与绝望感是大有益处的。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林语堂是个“异类”，他以自己的独特个性与超前性绕开了大多数人，进入21世纪的“文化场域”。从这个方面说，林语堂的文化思想具有先锋性、引领性和前瞻性，是不可忽略的一笔宝贵遗产。

散文研究的会心之顷

黎保荣：您研究散文的著作有《20 世纪中国散文精神》《新时期散文的发展向度》《散文文体的张力与魅力》《天地之心与散文境界》等，编著有《百年中国性灵散文》《精美散文诗读本》《享受健康》及散文年选20 多部，您也曾获得首届冰心散文理论奖等多项奖励。基于何缘由，您从林语堂转向散文研究？

王兆胜：我的散文研究和散文创作也要归功于我的博士生导师林非先生。林非先生还是著名的散文研究专家，曾为散文学会会长，在散文理论上有开拓和建构之功。同时，林非先生还出版大量的散文集，散文作品以高屋建瓴和富有思想深度见长，以学者散文家享有盛誉。在我研究林语堂时，林非先生希望我多花些时间研究散文，最好能动笔写散文，以避免学院派研究的枯涩生硬。这一面让我能不断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提升自己的鉴赏眼光，另一面也能在散文创作实践中有所体会。我不知道林非老师这样要求，是不是看到我性情中有散文般促膝闲谈的一面，但他的指点确实打开了我的胸襟，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这是我要特别感谢林非先生的地方。正因为林非先生的高见，多年来，除了研究林语堂，我还能在散文研究与创作上不断推进，并多有创获。至今，我已出版多本散文研究著作，发表相关论文百余篇，有多本散文随笔集问世。如果说林语堂研究是我的一只翅膀，散文研究与创作就是另一只，双翅合力才能离开地面，向天际飞去。

黎保荣：您也写过散文，出版了《天地人心》《逍遥的境界》《负道抱器》《情之一字》《给精神留一条回家的路》《阳光心房》等多本散文随笔集，作品多入选中学教材、中高考试题和散文选本。其中《与姐姐永别》《大爱无边》等尤为感人，还有《诗化人生》《高山积雪》《老村与老屋》影响广远。您觉得散文创作对您的散文研究，有什么影响或启发呢？

王兆胜：当下，学界存在着非常突出的一种怪现象：不少文学研究变成知识生产，有的甚至没有了文学性和审美性，充斥着大量的资料堆积、理论堆砌、概念兜售、强制阐释，让人难以卒读。多年来，我一直坚持散文写作，这使自己的学术研究不至于枯燥乏味，也有了审美参与和生命的全身心投入。具体说来，散文创作在以下方面大大丰富、补充、提升了我的散文研究和学术人生。

首先，增加了敏锐性与发现之美。散文写作重在细节，特别是能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灵光，这有助于克服概念化与理论先行式研究带来的感觉迟钝与循规蹈矩。以郁达夫散文《故都的秋》为例，以往我们总是从“人的文学”“现代性”等观念入手，进行强制阐释，往往很难奏效；但是，从阅读感受和发现之美中则会获得一种新意，即郁达夫对“物”非常敏感，这超出了“人的文学”观，进入“物性”与“天地之道”。这也是为什么郁达夫能将故都的秋写得那样充满生命的质感，也能在悲感中获得一种潇洒自然、了然与超然。其次，重视性灵、审美与文学性。在论文中，坚守学术规范与理性逻辑力量固然重要，但我尽量摆脱时下文章的八股气，以“性灵”“文学性”与“美”为内驱力，充分显示汉语的诗性灵光。如谈到“大文化散文”的不足，我用“思想之累与心灵之蔽”来概括，形象的比喻也常使论文充满生机活力。最后，强化心灵的巨大力量。与西方文化相对重理性逻辑不同，中国文化包括中国学人往往更推崇“心灵”，是一种关于“心”的学问。王阳明的“心学”就很有代表性。散文创作最益于修心养性，是关于心灵的艺术表达，也是一种心语，即心灵的对语。这也是为什么梁启超的文章有同情之理解，是“心”的张扬与舒放，即使他在学术文章中也能“动情”“走意”，让“心灵”开花。我的散文研究有情有意，也有“心灵”的舒放，就像是被阳光照亮了一样。比如在《真诚与自由——20 世纪中国散文精神》一书中，我用“心灵”的维度作为研究的一个透视点，于是许多理论难题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