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突破 笔耕不辍

如果从1987 年在《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王统照的戏剧观及其创作》算起，王兆胜教授业已在文学研究的园地里耕耘了35 个春秋。35 年来，王兆胜笔耕不辍，宛如辛勤的园丁，在繁忙的编审工作之余，出版学术著作19 部，发表学术论文300 余篇，始终以创新性眼光，反思文学研究的不足，寻求学术研究的突破，收获了多姿多彩的学术之花，在业界赢得了良好的学术反响。

林语堂研究的学术魄力与眼光

王兆胜教授曾不无遗憾地对学生们说，他的学术起步时间略微有些晚了。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他已过而立之年。然而王兆胜出手即不凡，博士学位论文《感应天启 省悟人间：林语堂的文化选择》获得答辩委员会一致好评，著名学者严家炎先生评价论文“标志着林语堂研究一个新阶段的到来”。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热”潮流当中，王兆胜从文化选择角度展开研究，无疑显示了高度的学术敏感性与强烈的时代感。选择林语堂这一长久以来被忽略、排斥乃至批判的作家作为论文的研究对象，固然有内心的贴近与喜爱之缘故，却同样需要极大的学术魄力和敏锐的学术眼光。果然，其博士论文以《林语堂的文化情怀》为题出版时，受到了学界的热情关注，专家学者纷纷发文予以推介。朱德发教授高度评价该书，认为《林语堂的文化情怀》显示了林语堂研究的新视野、新境界与新高度，“是一部资料的丰富性、实证性与思维的超越性、辩证性达到有机统一的创新之作”。赵稀方教授指出该书“进入了思想研究的内部”，发现了“林语堂思想所蕴含的不同于‘五四’范式的文化意义”。周仁政教授将宏阔的视域、文化眼光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概括为该书的三大学术支点，盛赞该书是“今天人们理解林语堂的一把钥匙和解读林语堂的一个极为全面而有效的参照”。此外，谭桂林的《灵魂的贴近——读〈林语堂的文化情怀〉》、王智慧的《评〈林语堂的文化情怀〉》、朱国华的《从鲁迅之外的视点看——〈林语堂的文化情怀〉点评》等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对该作予以阐发。其时，王兆胜年仅36岁。王兆胜的另一部林语堂研究专著《闲话林语堂》的出版，更是掀起一股“闲话林语堂”热。这一方面是由于《闲话林语堂》是其此前研究工作的深入，对林语堂其人及其思想的阐释更加深刻细致，恰如陶东风教授对该书意义的总结剖析：“可贵的是，《闲话林语堂》一书又不仅仅在个人心灵升华的意义上把握林语堂的意义，它的价值更在于把现代性反思的视野引入了对于林语堂的评价，从而使其对林语堂的‘翻案’具有了文化学乃至社会理论的普遍意义。”另一方面则得益于该书写作手法的转换。由于是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林语堂的文化情怀》面向的读者主要是专家学者，对林语堂的研究更多是学理性探讨，语言也较为严肃庄重。相比而言，《闲话林语堂》则主要面向读者大众，因而趣味性和可读性更强。这一点在学界已经达成共识，如丁国旗研究员指出：“本书作者是从原生态的感受而不是从学理的角度来研究的，这就能够比较真实、全面、比较形象和个性化地给我们展现一个真实的林语堂。”吕周聚教授对《闲话林语堂》的写作方法也赞赏有加：“作者用一种通俗、生动、流畅的语言将林语堂置于20世纪中国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用新的眼光、新的标准来对其进行‘闲说’，从文化、家庭、个性、创作等不同角度与其进行沟通与对话，将复杂多面的林语堂重新展现在读者面前。”当然，该书对林语堂的研究之所以打动人心，更在于王兆胜以一种灵魂贴近的方式来接近研究对象：“以灵魂贴近的方式来研究现代作家，《闲话林语堂》可谓创始；能够从精神层面乃至生命意义挖掘林语堂的，《闲话林语堂》也是海内外之第一，正是这一方面，构成了《闲话林语堂》一书的最大特色。”如果说《林语堂的文化情怀》专注于“提高”，那么《闲话林语堂》在“提高”之外则兼顾了“普及”，该书出版后不仅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同时也受到媒体和普通读者的喜爱，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此后，王兆胜与林语堂研究结下不解之缘，沿着《林语堂的文化情怀》所开辟的研究道路，他先后出版《生活的艺术家——林语堂》《林语堂的文化选择》《林语堂 两脚踏中西文化》《林语堂大传》《林语堂与中国文化》《林语堂正传》《林语堂与中外名人》等著作，不断拓展林语堂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在分析与评价林语堂的思想贡献时，王兆胜“始终把研究对象置于现代文化语境和历史文化脉络的坐标系上”，将林语堂置于中西文化的具体语境中进行阐释，因而能科学公正地展现林语堂的复杂性。

当然，王兆胜的林语堂研究之路远未止步，在不断重新发掘林语堂相关资料，阐释解读林语堂思想的同时，他亦将寄望于青年学者身上。他曾不止一次表示，目前的林语堂研究远未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由于曲折的生活经历和复杂的人生际遇，林语堂的大量资料散布在民国报刊、档案馆、拍卖行以及境外博物馆中，年轻人精力充沛、外语水平高，平时要多加关注，如有机会专门到境外进行搜集整理，一定可以开辟林语堂研究的新境界。王兆胜对林语堂的钟爱、对学术研究的热烈追求、对青年学子的谆谆教诲和期待，由此可见一斑。

现当代散文研究范式的不懈探求

中国现当代文学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学术研究空间实际上相当有限。随着耕耘者的不断增多，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道路日渐拥挤，“学术空白”越来越少，能够在某一方面有所建树，已是难能可贵。在凭借林语堂研究为学界所熟知后，王兆胜并未停止探索的脚步。由林语堂的散文研究，他转而发现了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的富矿，开辟了新的学科增长点与学术探索领域。

在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四类文体中，散文研究最为薄弱。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现当代散文理论的匮乏，由此导致现当代散文研究陷入“失语”的尴尬境地。在王兆胜看来，要想将新世纪散文研究引向深入，开创散文研究的新局面，必须“建立一整套散文研究的理论话语，以保证散文研究的科学性和独特性”，因而“独特话语理论的建构将是21 世纪散文研究能否取得真正突破的关键之关键”。基于此，王兆胜的散文研究工作，首先便是廓清现当代散文的基本概念，构建现当代散文研究的理论话语，探索现当代散文研究的基本范式。

长期以来，破体与突围是散文理论探索的重要途径，散文研究者往往注重突围和变革，而建设性的意见则相对缺乏，这导致散文的文体界限越来越模糊，几乎解构了散文的文体规范。例如鲁迅就认为：“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尤其是肖云儒提出的“形散神不散”的散文观念，在解放散文文体的同时，也对散文的发展产生了诸多不良影响。基于对以往散文理念的反思，王兆胜以“形不散—神不散—心散”作为中国现当代散文的核心理念，强调散文应该“形聚神凝”，而“关键在于‘心’散，即有一颗宁静、平淡、从容、温润和光明的心灵。换言之，散文的本质不在于形神俱‘散’，也不是‘形散神不散’，而是‘形聚神凝’中包含一颗潇洒散淡的自由之心”。“心散”包含真诚、自由、平等、对话等观念，成为他论说现当代散文的核心价值尺度。王兆胜的“心散”理念在学界激起强烈反响，王光东教授对“心散”观念的价值给予充分肯定：“这一散文观念的提出，为当代散文批评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丰富和完善了散文理论内涵。同时，这一散文理念的提出也具有充分的文学史理论依据，具有鲜明的中国化特色。”白浩教授甚至将王兆胜的散文理念归结为“心学”，认为“王兆胜在论林语堂、散文创作、散文批评三大版块间具有高度的互文性，这便是统一在‘心学’的归宗、修行、创制一脉中的不同形态”。

王兆胜散文研究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比较的视野中，以辩证的态度探讨散文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例如，长期以来，不仅散文与其他文体的界限模糊，散文内部各类文体的划分也并不明晰，在许多作家和学者看来，“小品文”与“随笔”二者之间几乎可以画等号，是同一种文体。王兆胜则将这两种既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的文体置于同一篇论文中进行讨论，在比较的视野中说明二者之间的区别：“其实， 随笔与小品文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根本的差异：随笔一般篇幅较长， 不像小品文那样短小精致；随笔与小品文虽都重视自我个性和絮谈笔调，但却不如小品文那样充满灵性和简洁清丽， 也往往更为散漫和理性; 随笔偏于‘笔’， 而小品则偏于‘品’。‘笔’， 记也，‘ 品’， 味也， 随笔少了小品文的滋味和韵致。”通过比较分析，随笔散文的概念更加清晰明确。无论是对“散文诗”和“诗的散文”的概念划分，还是对“自由与限制”“真实与虚空”“常态与变数”等散文基本理念的分析，王兆胜都在比较的视野中，以辩证的态度进行探索。赵佃强教授指出：“在王兆胜那里，‘辩证法’不仅仅是一种思维方法，也是一种文学观，更是他的一种价值观。”正是比较分析方法和辩证思维的运用，提升了其学术研究论著的理论高度。

其三，清晰的文学史意识是王兆胜散文研究的另一特点。王兆胜不孤立探讨散文发展的相关问题，而是善于从散文发展史角度展开相关讨论，诸如“20世纪”“新时期以来”“百年”“发展嬗变”等表达时间观念的词语频繁出现在他的学术研究论著中，成为其学术研究的关键词。即使是单个作家作品的评析，他也总是力图在历史脉络中分析其价值与得失。这种自觉的文学史意识备受学界称赞，赵金钟评价王兆胜的《真诚与自由》“是一部难得的20世纪中国散文史”，牟洪建在评析王兆胜的几篇关于中国现当代散文思潮流派的论文后表示：“如果把以上王兆胜对各种思潮流派的研究综合起来从宏观上进行把握， 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新时期散文思潮史’。”可以说，王兆胜的散文研究论著皆是“论从史出”，历史意识的介入，使得他的散文研究论著具备文学史的扎实与厚重。

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是指导文学良性发展的两翼，文学理论探讨文学的本质问题，为文学发展指明方向，而文学批评则直陈文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修正文学发展的道路。王兆胜在探讨现当代散文理论、建构当代散文研究范式的同时，也孜孜不倦地进行着文学批评工作。

就文学批评观念来说，王兆胜始终以“尽善尽美”作为评判文学作品的标准：“其实文学不论怎样变幻，都离不开一些基本的价值观，概言之，就是你是不是向真、向善和爱美。基于此，我是以‘尽善尽美’来要求作家作品的，即以圣洁的标准进行评判。”正是由于秉持如此严格的评判标准，王兆胜的文学批评论著多以发现问题入手，时时充满锐利的锋芒。这从他所发表学术论文的题目中可见端倪，《走出近几年散文的误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失误》《困惑与迷失——论当前中国散文的文化选择》《折翅与坠落：谈周涛近期散文的价值迷失》《贾平凹散文的魅力与局限》《当前中国散文偏向及其调整》等论文，无不以坦率直白的态度，如匕首投枪，直击当前散文创作的要害。对于熟悉的作家不护其短，对于不熟悉的作家不避其长，对于某些名作家，他也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指出其创作中的不良倾向，“不虚美，不隐恶”，以公允的“实录”精神从事文学批评工作，这是王兆胜的文学批评工作赢得作家和学者一致认可的重要原因。他如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发现当前散文创作中的问题，开出散文创作中的病理报告，而后紧握文学批评的手术刀，为散文创作开出良方，消除病灶。当然，王兆胜并不是站在制高点上，将自己凌驾于被批评者之上，利用批评家的话语霸权，挥舞批评的大棒对散文作家作品进行肆意攻击，而是以中正平和的态度，与研究对象进行平等的对话。指出问题不是其散文批评的目的，提出改善的方法，引领散文的良性发展，才是其目的所在。对此，李建军教授有过极为精确而又精彩的论述：“王兆胜无疑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他不是那种乱砍乱杀的孟浪汉子，而是一位优雅的绅士，是绅士型的猛士。在他的文学批评中，你可以看到尖锐的质疑和否定的精神，但是，他没有把否定变成恣意的狂欢和放纵的发泄，而是把它当作追求理想目标的正常态度和必要手段。王兆胜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有着一个总体目标，那就是，通过对文学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揭示那些影响中国文学健全发展的问题，确立那些对文学来讲至关重要的标准和尺度。”陈剑晖对王兆胜的散文批评也有类似的评价：“王兆胜的散文批评尽管坦率和直言不讳，且富于否定的力量和批判的锋芒，他的批评姿态却是平实的，其批评的话语则体现出温润、沉稳、克制与和谐的风采。”王兆胜的学术自选集取名为《温暖的锋芒》，或许正恰当总结了其文学批评最重要特点。无怪乎张振金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中，将王兆胜作为当代重要的散文理论家和批评家进行介绍，认为：“王兆胜以其实事求是的学风，严谨精确的论断，以及锐意创新的开阔视野，展示出一位青年学者沉稳、公允又不甘于平庸的批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