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批评家，道德是第一位的

岳雯，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研究员。著有《沉默所在》《抒情的张力》。曾获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评论奖、《南方文坛》2014 年度优秀论文奖、第四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第十一届《上海文学》奖、第三届《扬子江评论》双年奖、第七届《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 年度优秀论文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 年度优秀论文奖等。

“是真佛只说家常”

周明全（以下简称“周”）：你是硕士毕业就到了中国作协创研部工作，工作后又到北师大跟随王一川老师读博士。王一川老师的研究领域集中在艺术理论、文艺理论、美学、影视批评等方面。你师从王一川老师攻读硕士、博士多年，你对文艺理论、美学理论的系统学习，对从事文学批评有哪些益处？

岳雯（以下简称“岳”）：说起来，我是误打误撞到了王老师门下的。本科毕业的时候机缘巧合获得了保研的资格，条件也很优厚，本校的专业都可以选。选什么专业呢？若要论兴趣，我是在读中学的时候被《平凡的世界》《长恨歌》《少年天子》这一批茅盾文学奖作品带到了当代文学的门前，大学决定学中文，也有少年时期阅读兴趣的影响。但是在决定未来治学路径的时刻，不知道为什么，我又有了犹豫。读本科的时候，王老师并没有教过我，不过是在选择专业前夕给大家做了一次讲座，就让我义无反顾决定要去读文艺学。也是进了师门之后才知道，我们北师大的文艺学，差不多算全国力量最强的学科了。那时候童庆炳先生坐镇文艺学中心主持大局，王一川、李春青、曹卫东、赵勇、陈太胜、陈雪虎诸位老师各擅胜场，加上北师大文艺学中心与全国文艺学学科的交流频仍，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一个黄金时代。我是见证过理论兴盛的余晖。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同学们在课堂上热衷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福柯的权力话语、德里达的解构哲学，争辩后现代究竟意味着什么。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女性主义，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精神分析到后殖民，我们尝试操练不同的理论武器，在文本的战场上演练。那个时候，文章最常见的做法是，先建构某一理论的框架，然后在这一框架下分析、阐释文本，进而打开文本的空间。我还记得，我的本科论文是以格雷马斯矩阵分析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到了研究生时期，学界时兴的是空间理论，第三空间、异托邦等概念成为我们观察文本和世界的镜片。对我来说，那是一个理论大于文学的年代，也预示着理论终是要走向“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要说对文艺理论、美学理论的系统学习，对从事文学批评的影响，我想更多的还是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路径吧。每个人都会在求学过程中形成一套自己思考问题的方法。这套方法决定了你成为你，也决定了你的边界和限度。

周：金理在《“起跑线”上的岳雯》中写道：“岳雯有一次的会议发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自居为新人进而表示：与在座的同行们整装待发地进入文学现场不同，她没有理论的铠甲，有时形同‘裸奔’。”这当然是你的自谦，文艺学出身的博士，理论功底自然很强，金理也说，你对“本雅明、罗兰·巴特、韦恩·布斯、桑塔格等，也极为熟稔”。我想问，你是如何看待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实践之间的关系的？或者说，你具备了深厚的文学理论功底，但行文却非常洒脱，不受制于理论的束缚，这是你自觉的问题意识吧？

岳：到作协工作以后，因为工作关系，我开始尝试写文学批评。我发现，相对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有着截然不同的写作范式。文学批评的写作者大多有着现当代文学史的背景，惯于做史的追溯。比如，遇到一部作品，先对其进行属的归类。如果这是一部描写乡土的小说，写作者会追溯到“五四”时期鲁迅所说的侨寓文学，通过分析鲁迅一脉和废名、沈从文一脉的异同，然后流经赵树理、柳青、路遥，最终落在当下的作品。这固然源于学科背景的差异，却也是大势所趋。理论旅行的频次正在降低，人们开始激烈批评西方理论到了中国“水土不服”，批评理论与文本的“两张皮”。其实，不独中国如此，西方也陷入了“理论之后”的困境。你记得伊格尔顿的吐槽吧，他说：“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雅克·拉康、列维- 施特劳斯、阿尔都塞、巴特、福柯的开创性著作远离我们有几十年了。R·威廉斯、L·依利格瑞、皮埃尔·布迪厄、朱丽娅·克莉斯蒂娃、雅克·德里达、H·西克苏、F·杰姆逊、E·赛义德早期的开创性著作也成明日黄花。从那时起可与那些开山鼻祖的雄心大志和新颖独创相颉颃的著作寥寥无几。他们有些人已经倒下。命运使得罗兰·巴特丧生于巴黎的洗衣火车下，让米歇尔·福柯感染了艾滋，命运召回了拉康、威廉斯、布迪厄，并把路易·阿尔都塞因谋杀妻子打发进了精神病院。看来，上帝并非结构主义者。”哎，伊格尔顿真是太毒舌也太一针见血了。从根本上说，理论正在失去沸腾的活力。对我来说，换一套笔墨来写，固然有我个人对“是真佛只说家常”的偏好，也是想看看，文学批评这一文体到底能给我多大的自由。

周：你师从王一川教授多年，能谈谈王一川对你从事研究和批评的影响吗？你在作协创研部，这些年，创研部也有好几位在批评界非常有影响力的批评家，这种小环境内的交流，对从事批评工作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吧？在从事文学研究、批评上，还有哪些师友对你产生过影响？

岳：授业恩师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怎么讲都不过分的，特别是，当你的老师是那种“高山仰止”型，就更是如此。王老师是那种不断换赛道的学者：从体验论美学转向语言论美学，从西方理论转向中西汇通，从纯理论研究走向理论批评化。在每一个赛道上，他都能给人以方法论的启示。王老师曾经说过，无论做文艺理论还是艺术理论，都面临一种两难：一方面，你需要密切关注近在身边的艺术创作的潮流变迁，关注并捕捉当代艺术潮流中那些翻腾着的大小浪花及其消融曲线，还要试图勉为其难地解释其缘由；但另一方面，你又常常会发现，你所找到的东西可能在遥远的过去早已有过，或者在不远的未来才会浮现更加信服的答案。应该说，这奠定了我对于批评事业信念的根基：着眼的可能是当下，答案却是在过去或者未来。王老师身体力行地让我知道了，不怕变，但是在变中有恒定的坚守。但或许，学术之上，王老师让我感受至深的是“真”，这意味着更繁重的道德经验、更苛刻的自我认识。王老师让我体认到，君子之风，在一个人身上可以保存得多么完整和深刻。老实说，我平时都不好意思这么说的，对于敬重的师长，这么讲，总有“近乎谀”的感觉，而且能说出来的总不及心中万分之一。这时候就见出语言的无力了。

至于我就职的中国作协创研部，我能骄傲地说，这是个宝藏。作为联络评论界的枢纽，我们部门跟评论界的师友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可以说“转益多师是吾师”。一代又一代创研部的批评家就是我们的底气。

周：你在中国作协创研部，从部门分工上来说，你主要关注长篇小说。很多人说，能将自己的爱好和职业结合起来，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但我觉得这话还是有问题，比如我喜欢读小说，但作为职业编辑每天编小说，却觉得好无聊。不知道你将关注、阅读当下的创作作为主要的工作，是觉得享受还是会产生枯燥之感？

岳：我理解你所说的“好无聊”，因为命运端给你的大餐，必然是既有你甘之如饴的部分，又有你觉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部分，还有你深恶痛绝的部分的。用电视剧的话说，这就是人生啊。如果没有无聊的时刻，怎么会有欢悦的光阴呢？就像你说的，工作确实能制造一些与文学相遇的契机。刚入职的生活，因为要写年度长篇小说盘点，确实会特意阅读长篇小说。盘点，记录的也是个人的阅读史。我得说，我真的喜欢长篇小说，因为它提供了足够的容量和空间来提供盘旋、回环和逡巡。人生是如此广袤，有时候是需要长篇小说匹配的空间的。而且，只有到了一定的量，才能完整地呈现出来。许多作家从中短篇起步，后来转到长篇小说上去，从艺术上，是有这方面的考量的。去年，我和同事贺嘉钰一起编短篇小说年选，阅读挑选的过程也是在反复校准我们关于短篇小说观念的过程。我们跟作家们提了一些关于短篇小说的问题，收到了特别好的回答。我们深信，文学需要独处，也需要交流，就像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一样。至于我自己，闲暇时光基本上被网络小说占领了。悄悄地说，我其实是网络文学重度爱好者，经常看着看着，就发现窗外从静谧黑到了鱼肚白。虽然深知熬夜真不是我这个年纪该做的事了，可是常常一不小心就看了一夜。时间就像钱一样，特别不禁花。我是想说，从业十多年，我仍然能从阅读中获得快乐，我依然很开心把自己交给阅读。虽然媒体的迭代升级已然将这个时代主流的注意力交给了视频、图片，但我还是更乐意从文字中获取我所要的一切。视频、图片固然是更直接、更丰富，但是，在我看来，效率太低了，而且它降低了接受者的参与度。我应该已经被这个时代快速行驶的列车远远抛下了吧？那又如何呢！溜溜达达地走，边走边东张西望，不也挺好吗？

周：能谈谈你认为好的小说的标准吗？或者是，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小说？

岳：嗨，这真是一个考验有无才华的好问题呀。天才如同卡尔维诺，面对这样的问题，可以洋洋洒洒回答14 条，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但是对那些保留这个机会，等到享受它们的最佳状态来临时才阅读它们的人，它们也仍然是一种丰富的经验”诸如此类的话。而平庸如我，只能远远眺望天才的身影，然后说，同意，他说的这一切我都同意，这就是好小说的标准。如果一定要我说，我觉得好小说应该就像好的恋人吧，让你一见钟情、情不自禁，你会调动自己全部的经验、感觉、智慧去面对，但你仍然会觉得，你获得的比付出的多很多。在很久很久以后，回想起来，你或许已经不记得具体的形貌了，但你会依然恋恋不忘。前阵子整理书架的时候，看到《斯通纳》，顺手翻开，就好像被镇住了。当年阅读这部小说的感觉又回来了。斯通纳对于自我的每一寸认识，都仿佛发自我的内心，又远远超过了我。我觉得这就是好小说吧。至于你说的标准问题，我想，恐怕没有一个本质性的一成不变的标准。标准问题，其实事关世界观、人生观和文学观。脱离这些来讨论哪些是好小说，就会只见皮毛。

周：你在译林出版社刚出版的《爱的分析》的序中，谈到自己以文学为志业的初衷是“文学带来的愉悦”，“在写作的过程中让自己感到愉悦，同时，尽可能地让看我文章的人感到愉悦”。同时，你也将“文学视为理解自我的形式”。但这两者都似乎被你在反思中消解了。“从什么地方开始或者因为什么开始，或许并不重要，而变化，某种意义上正是批评的题中之义。”我想知道的，你所指的“变化”，具体是什么？

岳：人们对于批评家和作家的形象想象和要求是不一样的。对于作家，才华可能是第一位的。对于批评家，道德是第一位的。人们要求批评家提供判断，以及如此判断的理由。因为是判断，势必要求是真诚的。所谓真诚，一来是言行一致，对于同一对象，不能你在研讨会上是一种观点，私下和朋友聊天又是截然相反的观点，发自本心，不能作伪；二来要一以贯之，前后一致。我赞同前者，对于后者略有疑义。如果一个人毫无变化，二十岁和四十岁坚守同一种观点，想想还是有点可怕的。我们向批评家要批评观，殊不知批评观也是会时移势迁的。一开始，我将愉悦视为写作的基石，因为批评某种程度上是沟通的桥梁，与作家沟通，也与读者沟通。要沟通，就会强调可读性。愉悦固然有智性的层面，但更多还是落在感官层面。疑难并不总是愉快的，但并不因此而缺乏价值。后来，我将批评看作自我认识的方法。寻找和讨论一个个作家和作品，也是在不断廓清模糊的自我的过程。你阐释的是他们，又何尝不是“我”呢！年岁渐长，我又对所谓的理解自我越发感到不满足，倒不是这个自我清晰了、凝固了，而是觉得，愉悦也好，自我也罢，落脚点还是个人。当批评家呼吁同代作家走出自我的藩篱，自己又岂能在狭小的个人里蒙眼拉磨。从事这一行业十六年了，我们对批评这一事业有了更多的责任。批评不仅是对文学作品的思考，更是对文学作品与社会关系的思考。经由文学作品，批评是在邀请更多的人一起探索文学所包含的社会思想与人生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应该参与社会情感、意识与思想的塑造。这么看来，我是越来越“社会派”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就不重要，社会意识是由无数的个人叠加而来的。这就是我要表达的“变化”的意思吧。还会变吗？我也说不好。八年前我们聊过，现在显然和那时有很大的不同，或许我们可以相约下一个八年，看看还能变到哪里去。

周：李敬泽在《岳雯小记》中称你为“天生的批评家”，我私下也听云南有位作家和我说起，在他作品研讨会上，你对他作品问题的指出非常精准，让他自己都很吃惊。他说：“岳雯和其他批评家不同，敢当面说真话，直指问题，这样的批评家太难得了，将来必成大器。”《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2014 年第2 期的专辑中，你陈述的批评观是“沉默所在”。“天生的批评家”和“沉默所在”之间的关系你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