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宽眼界　注重实物

1. 文献学是一个冷门学科，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门学问的？是主动报考还是调剂？谈一谈您对“文献学”的最初印象，现在的理解有没有变化？

我从小喜欢军事，热衷于历史上的打打杀杀。高考填报志愿时，本想报历史学系。但那一年（1997）北大在沪没有投放历史系的招生指标，遂选择中文系作为一志愿。

入校报到后没几天，系里给我们新生开会，要求大家自愿选报专业。当时中文系分文学、语言学和古典文献三个专业。我们刚进大学，对专业一无所知，那时互联网在国内刚刚起步，也谈不上什么上网寻找资料，甚至根本无此意识。所以，我们完全是靠老师的宣讲了解专业，再做选择。不用说，这样的了解与选择，当然非常肤浅而仓促。印象中，文献专业由裘锡圭先生做介绍（文学专业是费振刚先生，语言学专业应该是陆俭明先生）。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大约是宣讲的第一要义与保留项目，看前后各级同学的回忆，无一例外，都会提到这句。

具体到文献专业，非常惭愧，裘先生讲的其他内容已无印象，只记得他说大三暑假会安排去西安、敦煌专业实习。大家对此颇感兴趣，议论纷纷，真有同学是为此选择了文献专业。我觉得文献似与历史颇有关联，便选择了它。我们1997 级文献专业一共12 人，其中包括几位文科实验班的同学，他们上的课程与我们有所不同。

当时，校方将部分文科院系的大一新生安排在昌平园。昌平园在昌平西山口（现在地铁有此一站），相距燕园本部数十公里。校区北面靠山，南面是大片的高粱或者玉米地，往东（昌平县城方向）走一段距离，田地的内容由粮食作物变为经济作物，似乎是苹果或者桃子（本人完全没有不看果子只看树木便能分辨种类的能力），西面有小山和大坑。总而言之，那是个荒僻的地方，周边几乎看不到人，夜间四下寂静，不时可以听见远处传来猫头鹰的幽幽叫声。

昌平园有几百亩大，学生大约七八百人，人均占地接近一亩。院内树木繁密，生物多样性相当可观，不时有同学声称目击了兔子、黄鼠狼、松鼠、蛇……此地的另一优点是有一个标准足球场和多个篮球、排球场，于是乎男生们非常愉快地实现了球类自由，加深了院系交流。

大一的课程，基本都是中文系各专业的通行基础课，如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相对比较特殊或者说有专业性的，是中国古代史（文学、语言学专业不上此课），这其实是历史系的专业必修课，我们跟着历史系同学一起听讲。第一学期是荣新江先生讲授，第二学期是张帆先生。记得期末考试有一道大题，是评价秦皇汉武的历史地位（大意如此）。另一门比较特殊的课，是大一下学期的当代文学，专供文献与语言专业（文学专业的当代文学课好像是一学年制的），臧棣先生讲授。他是著名诗人，于是这门课实际被讲成了当代诗歌史。依稀记得他大概用两节课时间了结了小说、散文，还说了句“这个没什么可讲的”，带着诚恳而为难的神色。讲到20 世纪80 年代的诗歌，臧老师提起，那时的某次大会上，有年轻诗人当面批评民国时已成名的某位老人，“你根本不懂诗”。然后，臧老师低头一笑，说了句“有些事心里明白就行了，何必说出来”，全场哄堂。

昌平园有一个图书馆，藏量当然很小，似乎只有一间大屋子的半边放了书架，上面有气无力地排了些书。因为还没上过真正的小专业课，我自然谈不上有意识地去搜寻专业书来看，不知为何，倒是将10 卷本的《王蒙文集》看了一遍。教学楼的二楼有一间屋子，开办了一家小书店，品种不多。当时，民国学术名著重印风潮初起，我在那里买了《经子解题》《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类的书。

大二回到燕园本部，课程逐渐以小专业课为主。版本学（王岚老师）、目录学（许红霞老师）、校勘学（倪其心先生）、文字学（沈培老师）、音韵学（耿振声老师）、训诂学（董洪利先生）、古文献学史（漆永祥老师）、四部要籍（各部分别为一门课，吴鸥老师、李更老师、陈晓兰老师分别讲授）、中国文化（杨忠先生），这些好像都是必修。至于专业选修，有李家浩先生的《说文》、孙钦善先生的《论语》（本科期间我选修的最后一门课）等。

坦率地说，我不是一个好学生，上课去否，随心所欲，去了也不怎么做笔记，有趣时则听，无趣时则神游。有一次，古文献学史课上，漆永祥老师发火，批评我们是有史以来最差的一届，声色俱厉，我紧张了三秒钟，然后释然。漆老师当年的火气，可能是老师们的共识。2014 年，我回校看老师，陈晓兰老师、李更老师说：“石祥，没想到你会坚持做专业，当年真是没有看出来。前后几级里还在大学做本专业的，可能就你一个。”足见在老师们心目中，我当年很不成样子，以至于让今天的他们吃惊。

当然，即便是我这样的不肖子弟，也还是有感兴趣的东西的。大三时，有版本学课（王岚老师讲授），也不知为何，我突然觉得刻本、抄本、活字本们相当可爱有趣。特别是最后一次课，王老师带我们去北大图书馆古籍部参观，古籍部老师拿出不少本子一一讲解。具体是哪些本子，现在一个都记不得了，但想来应该是有宋元本的；之后又带我们参观善本库，里面清一色的樟木书柜（后来听沈乃文先生讲过这批书柜的由来），味道很大。我们当然觉得大开眼界兼无比神秘。

彼时，学校周边书店极多，较知名的有东门外的万圣书园、南门东侧的风入松以及南面的海淀图书城，还有校内的周末书市。在这样的环境中，买新书、淘旧书的癖好愈发加重。大二起，我接了家教的活，每周六下午去蔚秀园家属院，教一个男孩高中语文（家长似乎都是理科院系的老师）。每次一个半小时，报酬是50 元，在当时大约是很高的标准。从蔚秀园出来，我直奔海淀图书城，买一两本书，惬意而归。

尽管平日听课时漫不经心，但毕竟一回生二回熟，好歹知道了一些人名和书名，选购时就有所留意。现在印象所及，《四库总目》《书林清话》《经籍会通》《书目答问》《国朝汉学师承记》《贩书偶记》等，都是当时买的。研究著作也买了一些。高路明老师的《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被当作目录学课的教材使用；由此及彼，我又买了该书所在的《中国古文献研究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的其他若干种。《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宋版书叙录》等，也是上课时听见，书店中发现，一看封底，价格不贵，在50 块经费之内，便买下。此外，《藏书家》杂志那时正出了头几期，我看得津津有味。由此又知道了一些作者的名字，连类比物，黄永年先生当时在市面上可见的几种书，黄裳、潘景郑的题跋，当时或之后在书店里见到，就陆续买下。图书馆剔旧，也是很好的入手途径。当时，每个季度有一次剔旧，书放在西面旧馆一楼的一个靠边小房间里，谁都可以进去挑书。我买过品相极好的80 年代影印的《古史辨》，1 块钱1 册。——大概，乱摸书乱买书，是我本科时在专业方面印象最深之处了。

大三暑假，自裘先生宣讲以来，我们一直心心念念的专业实习来了，由李更老师带队。先去西安，参观了大小雁塔、碑林、骊山、兵马俑、陕西省博等，住宿在陕师大校内招待所。最后一天是自由活动，我们几个男生很喜欢碑林，又去逛了一次。

从西安登上绿皮火车，一路摇晃到柳园站。敦煌研究院派了一辆中巴来接，在戈壁滩公路上继续摇晃了许久，来到了莫高窟，我们住在研究院内的一个小楼里。在敦煌大约有10 天，主要内容是观摩洞窟，由研究院的老师讲解。我们不仅看了南区惊心动魄的壁画造像，还参观了北区洞窟。当时的印象是，古代僧人们住在一无所有、灰秃秃的洞里，真不容易。我们参观的很多洞窟，不对外开放，其中印象最深的当属北区465 号窟，里面有男女双修的内容。那时，北区考古的成果正在陆续出版或发表，其中有一天的安排是讲座，介绍北区情况，樊锦诗先生致辞，彭金章先生主讲。我们对于灰头土脸的北区兴趣盎然，彭先生讲完后，大家提了不少问题。

四年的时间一晃而过，经历了很多，又似乎什么都没经历。等到在百年讲堂的典礼末尾齐唱《歌唱祖国》的时候，我才确实感觉到本科四年结束了。

四年下来，不知为何，我居然有推免资格。因为父母希望我回上海，在王岚老师的建议下，我与复旦古籍所联系，经面试，被录取。

复旦古籍所的做法是，一入校即分配导师。我的硕士导师是陈广宏先生。广宏老师主要研究文学。研一下学期，有他讲授的明代文学课程，形式是大家读书后做汇报。课上有件琐事，印象最深：明代诗歌宗唐风气，往往上推到高棅《唐诗品汇》，再由此及至闽中十子。我翻看了几本早期文学史，看到某书溯及十子之前的蓝仁、蓝智以及较蓝氏兄弟更早的某人，汇报时说起此节。陈老师是温润君子，面对我的荒陋，不以为忤，反而夸赞了几句。这门课最大的收获是，我切实认识到自己对文学毫无感觉，确无能力，更缺乏兴趣。我宽慰自己，如同色盲一样，这的确会造成一些阻碍，但不值得羞耻。

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往往开设在中文系/ 文学院之下，即便是相对独立的古籍所，也大多中文气息浓厚，所以文献专业的很多学者会涉足乃至主要研究古代文学文献。而我几乎没有做过文学或文学文献的研究，若说领域选择的契机，这门课是非常重要的节点之一。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实在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

在研一和研二的两年间，几乎所里的每位老师都开过必修或者选修课，由于专业不同，我没有将这些课听遍，现在想来，很是遗憾。硕士阶段的第一门课程，名称已经忘却，由吴格先生讲授。课程内容当然非常丰富，因为文学专业的同学也一同上，吴老师肯定讲了很多文献学的基础知识。而我更有印象的是，吴老师旁逸斜出时随口提及的王欣夫、周子美、刘承幹等人的旧闻掌故。还有一次，他发下一篇别人寄来求正的文稿，内容是考述某图书馆新发现的春秋类某书的宋刻残本。吴老师命我们挑错，无论知识性、论述逻辑的，还是行文上的，但凡不妥存疑之处，皆可。我们回去准备了一周，挑的“错”或疑问，五花八门，自有很多可笑之处，却几乎未能指出真正的问题。吴老师先表扬了我们一番，然后谈了他的修改意见，并逐一讲解。

还有一门重头课“古籍整理实践”，为期一年，由钱振民先生、郑利华先生先后主讲，内容是点校一部明人文集。复旦古籍所创设时，承担了《全明诗》项目，所里有大量从各图书馆复制的明集（纸质件或胶圈），以及抄录的明集卡片。这门课的选材范围，就以此为核心。我信手而选卢楠《蠛蠓集》，此人经历坎坷，蒙冤入狱多年，集中哭诉喊冤的书信文章占了很大比重。我抱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态，当小说看。

当时章培恒先生年近七旬，仍担任所长，西服革履，日日到岗，几乎每天工作到夜间。我们入学后不久，便私下里知道他身患重疾，看到他如此不计日夜地工作，均觉不可思议。章先生对我们这些二十出头的学生，很是和蔼，每次他慢慢走过楼道，我们问候“章先生好”，他必点头示意，缓慢而清晰地答以“你好”或“谢谢”。某次所里办会，章先生打电话到会务组房间，询问曹虹老师的房间电话号码。沪语的“曹”“赵”发音相同，我对学界人物茫然无知，以为是“赵虹”，将会议名单从头翻到尾，一无所获，便告诉章先生，会议代表中没有姓赵的呀！章先生没有责怪我的无知，反而说是自己的上海普通话让我误会了，是曹操的“曹”。我大感脸红。

研一上学期末，所里筹划师生联欢，交给我们新生去办。我和两位女生提出去五角场的饭店AA制聚餐。那两位女同学是章先生的学生，却不敢邀请他，一个劲地怂恿我去。女士表示为难，是绅士登场的时候了。我横下一条心，敲开章先生办公室的门。章先生听后，表示此事很好，一定出席，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信封，将里面的1300 元钱交给我，说这是他的份子钱，学生们不应承担费用，不足部分由其他老师均摊。我出了办公室，拿着“战果”，得意洋洋地向那两位女同学炫耀，获得了她们的赞誉。那顿聚餐吃了几个小时，黄白红啤，花色俱全，席上章先生教我们如何品酒（病情所累，那时章先生已滴酒不沾），举座皆欢。我们大多吃醉了酒，从五角场开开心心地走回了武川路的北区宿舍。

章先生的威严之处，我只有很模糊的侧面印象。大约是博一时，某天傍晚，刚吃过晚饭，陈正宏老师忽然打电话给我，问我能否立刻来所里帮忙。我觉得有些奇怪，便马上骑车赶过去。原来古籍所须向教育部递交年度工作总结，章先生命陈老师办理，陈老师因事忙忘记了。方才章先生问起，陈老师答以还没做。章先生用绍兴腔普通话缓慢地说：“陈正宏，这个样子是不可以的。”（陈老师复述的情形，至今如在面前。不得不说，他模仿章先生的语气口音，非常精准，不愧浙江同乡。）章先生生气的样子，大约止于此。我帮陈老师弄电脑，复印文件，回复邮件……忙到九点半前后，章先生经过房门口，看了看我们，一言未发，走了过去。陈老师眉开眼笑，说这下可以了，领导看到我们这样卖力。那天差不多弄到10 点，我们离开时，章先生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在所里，吴金华先生的年辈仅次于章先生。吴先生给研一新生讲授古代汉语专题研究类的课程（具体课名委实记不得了）。第一堂课，他先问我们每个人的姓名，然后笑眯眯地逐一签赠大著《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授课中，吴先生所举语例，多用《三国志》《世说新语》，如数家珍。之前我虽也翻过二书，《三国志》大约是草草过完，《世说新语》则未到尾；经吴先生一讲，顿觉亲切可爱，于是将两书从头再读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