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是读出来的

陈文新，武汉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珞珈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小说史、明代诗学和科举文化。著有《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中国笔记小说史》《中国传奇小说史话》《纪晓岚的人生哲学》等。

杨阿敏：在网络小说流行的今天，古典小说似乎连作为娱乐方式的功能也式微了，古典小说的当代价值是什么？我们今天应该如何阅读古典小说？

陈文新：说到古典小说，有必要强调这样一个事实：清代的吴敬梓、曹雪芹，他们写《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是没有名利可以指望的。不像后来的鲁迅、茅盾、巴金，他们写小说，其实有可以预期的名利，如果社会满意，名利的回报还很丰厚。

没有名利可以指望，吴敬梓和曹雪芹还是花那么大工夫写出了不朽的名著，他们确实有想表达的东西，他们压抑不住表达的欲望，他们写出来的，确实是经得住时间检验的经典。这样说，当然不是说所有古代小说都是经典。但那些名著都是非常好的。

他们的好处，可以从两个角度上来看。如果放在古代来看，在如实描写社会生活方面，没有哪一种文言作品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四库全书》里有那么多的文言作品，经史子集，博大精深，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主体，但在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没有哪一部单独的书能够跟这些名著相比。长篇小说的容量是单篇诗文所不能比拟的。

放在现代来看，尽管白话文运动已经100多年了，尽管用白话作为官方语言已经100多年了，但是所有1919年以来的白话作品，尽管成就卓越，代表了中国文化在新时代的进境，前景也无限灿烂，但就语言来看，至今还没有一部能和这些小说名著相比。今人所用的白话，是经过翻译训练出来的白话，是欧化的白话，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成中国化的过程。包括那些杰出作者，鲁迅、茅盾、巴金等，他们的语言，也还处在中国化的过程中。

从上面这两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古典小说，在未来的100年、200年、300年里，依然是不可取代的白话经典，依然是值得读也必须读的作品，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

这些古典小说，依然能让现代人产生强烈共鸣。经常看见一些学者用现代感受去呼应古代小说。比如胡适先生读《镜花缘》，特别关注妇女解放的问题。有的学者读《红楼梦》，特别关注婚姻自主的问题。这说明，只要是写生活的，无论是古代生活还是现代生活，都能引起现代人的共鸣。古代的小说经典，还为现代人提供了无穷的灵感。从吴趼人写《新石头记》以来，报纸、期刊、网络都有大量“故事新编”，“故事”的源头是古代小说，“新编”的作者则是现当代人。那么多作品搭古典小说的车，足以说明古典小说生生不息的活力。

读古代作品，不要把它当作博物馆的展品来看，应该把它当作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参照我们的感受，来体会其中哪些是跟我们的生活不一样的，哪些是和我们的状况可以产生呼应关系的。这样的互动，可以激发出新鲜感和激情。但是这里有个前提，就是不要歪曲古代作品本来的意思，一定要建立在对它的本义有“同情之了解”的前提之上。比如读《儒林外史》，可以用它来对照现在读书人的一些状况，但是不能做简单化的对应，两者之间虽有一些相同之处，但吴敬梓写的毕竟是他那个时代的状况。

杨阿敏：评点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特殊形式，2010 年，您出版了评注版的《三国演义》，您如何看待评点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作用？评点似乎很少出现在当下读者的视野中，从阅读者的角度看，您觉得前人的评点对今人有何作用？

陈文新：《三国演义》的评注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的题目，当时约了四位作者，北京大学的刘勇强、潘建国教授，华东师大的谭帆教授，加上我，一共四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每个人做一本。出版社出这个题目，可能是觉得评点这种方式，可以让读者对古典名著产生亲切感，更方便他们读懂。从后来的反馈来看，出版社的判断是准确的，确实有不少读者，在读了这一套评点后，对原著的理解更加深入了。

评点起于南宋，本来就有服务于文章教学的功能。明代中叶以后，有两类书经常伴随着评点，而这两类书都有大量的读者需求。一类是举业读物，主要是辅导考生写八股文或策论；一类是白话小说的评点本，是用来指导读者阅读的。作评点的，是在当时有声望的行家。比如，《史记》作为文章典范，在“以古文为时文”的科场风气中，极大地影响了明代八股文的写作。当时以评点之法赏读《史记》的，有王鏊《王守溪史记评钞》、董份《董浔阳史记评钞》、陈沂《陈石亭史记评钞》、王韦《王钦佩史记评钞》、何孟春《何燕泉史记评钞》、凌约言《凌藻泉史记评钞》、杨慎《史记题评》、唐顺之《荆川先生精选批点史记》、邓以赞《史记辑评》、柯维骐《史记考要》、王慎中《王遵岩史记评钞》、归有光《评点史记例意》、茅坤《茅鹿门史记评钞》、余有丁《监本史记》、凌稚隆《史记评林》、钟惺《史记奇钞》、陈仁锡《史记奇钞》、孙鑛《孙月峰先生批评史记》、徐孚远等《史记测议》。归有光、王慎中、茅坤、唐顺之等人之评点《史记》，与他们在古文、八股文写作方面的卓越造诣，两者之间的关联度之高，早已是学术界共识。古代评点小说的，今人熟知的有明人李贽、金圣叹等，清人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等，都是首屈一指的行家。

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毛宗岗的《水浒传》评点、《儒林外史》的卧闲草堂评点，在古代主要是用来指导阅读，现在除了指导阅读，还是学术研究的资源。美国学者浦安迪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就从明清人的评点获得了大量启发。评点是一种把古典小说研究成果，从象牙塔推广到社会的有效方式，也是一种有个性的小说研究方式。

“五四”时期，明清人的小说评点一度被嗤之以鼻。胡适等新文化人致力于造成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明清人的小说评点被认为妨碍了这一伟业，于是大加摒弃。那一时期出版的四大名著，通常都会删除明清人的评点，连评点这种形式也被认为是陈旧的。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大约有30 年左右的时间，评点受到普通读者和学者的广泛欢迎，普通读者喜欢它的活泼、生动，学者喜欢它的精湛、简洁，出版业和学术界共同创造了一个评点盛行的局面。最近若干年，随着各种媒介的不断推陈出新，一些读者转向了另外一些阅读方式，比方听音频，看视频，看电视节目，他们对于评点的兴趣不免淡了一些。这是事实，但不用担心。万事万物都有风水轮流转的情形。若干年之后，当很多人想起读评点本其实挺好，可能评点本又会流行。就像鉴赏文章，当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唐诗鉴赏辞典》，真是热气腾腾，而最近这些年淡下来了，再过若干年，也许又会重新热起来。

杨阿敏：在中国古代六大古典小说名著中，《儒林外史》和《三国演义》是您用功较多的两部，著有《吴敬梓与〈儒林外史〉》《吴敬梓的情怀与哲思》等书，您为何如此偏爱《儒林外史》？然而《儒林外史》在普通读者及研究者中都算不上热门，这是为何？

陈文新：当年之所以花功夫做《儒林外史》研究，其实有一个朴素的目的，就是要给学生讲课，又觉得好多关于《儒林外史》的说法不大对劲，就想真正把这本书读懂。

在若干年里，我把这本书翻来覆去读了好多遍，自觉读得算是比较透的。就我的观察而言，《儒林外史》是一部极具挑战意味的小说。一部长篇小说，有三种题材比较容易获得读者，一是关于爱情的，一是关于豪侠的，一是关于神魔的。我们所熟悉的读者量大的小说，大都离不开这三种题材。这三种题材处理得好，一个小说家就基本上成功了。吴敬梓却故意把这三种题材撇到了一边。说到爱情，他把一个女主角聘娘写得俗不可耐；说到豪侠，他把张铁臂写成了一个骗子；说到神魔，《红楼梦》还有一些神神叨叨的东西，但是《儒林外史》几乎没有。《儒林外史》中也没有什么神道仙鬼。吴敬梓是把大家看重的小说元素，有意放到了一边，还指点给我们看，说这几种题材都没什么意义。《儒林外史》写的是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生活，伴随着吴敬梓的诸多理性思考。这本书很难读，一是就知识层面而言，对读者设了一个比较高的门槛，一是就思想层面而言，有深度的思考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

如果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误解了吴敬梓的意思。比如有个人物叫权勿用，他曾经被娄家两公子待为上宾，正在他们兴高采烈的时候，被抓走了，罪名是奸拐尼姑。这个情节在小说中出现得比较早，好多读者于是有了一个印象，权勿用是个人品卑劣的骗子。到了小说第五十四回，吴敬梓才借陈木南之口告诉读者，奸柺尼姑的罪名是权勿用老家的几个秀才陷害他的。换句话说，吴敬梓并不想把权勿用写成一个骗子，如果误以为权勿用是个骗子，就误会了吴敬梓的意思。而这样一种误会在《儒林外史》的阅读中是非常容易产生的。

《儒林外史》不可能有很高的读者量，但是能获得一些有深度的人的尊重。鲁迅说伟大也要人懂，就是为《儒林外史》抱不平。胡适甚至说《红楼梦》不算什么，《儒林外史》比《红楼梦》强多了。他是从对社会的责任感这个角度来肯定《儒林外史》的。《儒林外史》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但它不可能成为畅销书，吴敬梓把那些有助于畅销的要素都排除掉了。

我研究《儒林外史》，最早的成果是1994 年在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的一本小册子《士人心态话儒林》。1995 年，在台湾地区又出了一个繁体字本。繁体字本的第一节，实际上是前言，还被日本的一家公司用作培训职工的教材。2018 年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吴敬梓的情怀与哲思》，2019 年在中州古籍出版社出了《吴敬梓与儒林外史》。大体说来，这两本书都有一个共同点，一半内容是旧的，一半内容是新的，有延续，也有深化。

《儒林外史》跟我真有缘分，像这样一本读者量不大的小说，反倒有多家出版社约我写相关研究著作。最近河南人民出版社希望我再写一本，因为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商量后另选了一个题目《陈文新品评“三国”》。

杨阿敏：数十年来您一直沉潜深耕于中国古典小说领域，请总结一下古典小说研究的现状，有哪些问题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陈文新：说到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现状，有这样几点比较值得注意。

第一，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已经不处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中心位置。1919 年到1949 年这30 年间，古典文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领域是古典小说研究，研究古典小说的学者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学者。比如胡适、鲁迅、郑振铎、孙楷第，都是研究古典小说的。这一阶段也有很多研究诗文的学者，但是他们的学术影响力、社会知名度，显然不能和研究古典小说的这几位相提并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到20 世纪80 年代，古典文学研究仍是以小说为中心，被认为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基础。20 世纪80 年代开始成立各种学会，在古典文学领域，最早成立的是中国红学会、中国三国学会、中国水浒学会和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一部小说名著一个学会，但整个唐代文学也就一个学会，而像宋代文学、明代文学、清代文学，连学会都没有。可以看出，当时的古典小说研究，确实处于古典文学研究的中心位置。

20 世纪90 年代之后，小说研究在古典文学中的位置就没那么重要了。有两个数据，一是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一是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显然是以诗文为主。小说比戏曲项目要多一点，但这也是就文学类而言，因为戏曲可以在艺术门类立项。做小说研究的，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它在整个古典文学研究中已不处于最显赫的位置。

第二，最近40 年的古典小说研究，在很多方面超越了此前的研究。民国时期的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当然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孙楷第的目录学、郑振铎的俗文学研究，都是一流的学术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到20 世纪80 年代，研究主要集中于名著，也有一些相当出色的成果。关于中国古典小说人物形象的研究、关于《红楼梦》《水浒传》这些名著的研究资料的搜集和阐释，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最近的二三十年，在论题的开拓、方法的更新等各个方面，许多具体成果都是前人没有涉及或较少涉及的。说超越，不是说当下的学者比以前的学者强，而是说他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确有新的推进。

第三，古典小说研究的气象还不够让人振奋，没有诗文研究那种生龙活虎的势头，也没有民国学者那种舍我其谁的气概。

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在知识结构上需要做些调整。从1952 年大学改制以后，一直强调专业化，这当然是有益的，但也有一些副作用。经常听人说这个学者是做先秦两汉的，这个学者是做魏晋南北朝的，这个学者是做隋唐五代的，这个学者是做宋元的，这个学者是做明清的。这样的划分可以使学者的精力更为集中，但也导致了视野的萎缩，做唐代的可能就只研究唐诗，做宋代的可能就只研究宋词，做元代的可能就只研究元杂剧，做明清的可能就只研究明清小说。研究明清小说的学者，如果肯努力，也许兼顾一下戏曲。研究明清戏曲的学者，如果肯努力，也许兼顾一下小说。但是研究明清小说或者戏曲的学者，把自己的视野扩展到明清诗文的，就太少了。对于明代诗文不闻不问，对明代文学当然不可能有完整的把握，这也限制了理解小说文本的能力。如果对明清诗文有比较好的了解，再来读明清小说，眼光一定是不一样的。我希望年轻学者在知识结构上更完善一些，气度、气象上更宏阔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