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次”“考索”“独断”的三维融通

章学诚认为著述实有三种，即“天下有比次之书，有独断之学，有考索之功”，通常意义上讲，“比次”是对文献资料的汇编整理，“考索”是对相关史实名物的钩稽考订，“独断”是自出机杼的判断发明，亦可理解为通过对事物表象的深层次探讨而抉发出隐藏的规律或体系。学界通常借此而归结出学术研究的三种层次，如傅璇琮等先生认为文学研究可分为文学资料的整理和考订、文学现象的记述和评论、文学规律的探索和总结三个结构层次b，郭英德先生又提出人文科学研究的学术创新可由文献整理的详备与细致、历史研究的全面与深入、理论阐释的新颖与突破三个维度的标准来衡定c。当然这是就学术研究整体而言，而且多数学者也多是执着于一端而孜孜不倦，很难三者兼顾且皆有成就。但细梳郭英德先生于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显然体现出“比次”“考索”“独断”三维融通的特点。

郭英德先生的学术研究是卓著而广博的，从研究对象的文体来看，涉及小说、戏曲、散文、赋等；从研究视阈来看，涉及文学文化、文学文体、文学教育、文学阐释、文人心态、文学史学等。但需要注意的是，郭英德先生的问学根柢是中国古典文献学，他师从国学大师启功先生，受教于著名学者聂石樵先生和邓魁英先生。启功先生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开创性的学者，是挽中国古典文献学于倾覆之际的学者，如若没有他的倡言，也许在1996年的学科调整时中国古典文献学将丧失独立存在的资格。且启功先生以戏谑之言“猪跑学”命名并建构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体系及确定的基本方针，一直影响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关于此，郭英德先生曾言：“遵照启功先生制定的基本方针，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也始终坚持以整理为基础，以研究为导引，古籍整理与古籍研究并重、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贯通、学术研究与文化普及结合的学术特色。”正是因为有着受业于启功、聂石樵、邓魁英诸先生且承继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学科精髓而修成的“童子功”，令郭英德先生的学术研究自始就围绕着古典文献学开展，或是把古典文献学作为开展精深学术研究的方法或凭借，或是立足于古典文献学本身进行具体的文献学实践，抑或以更为宏阔的视野审视、寻绎古典文献学的学理与体系，最终令其古典文献学研究在学界表现出别具一格的“比次”“考索”“独断”三维融通的特色。

下面，将结合郭英德先生的具体古典文献学研究成果分而述之。

比次：古典文献的高质量汇编整理

在学术界似有个不成文的规则或标准，那就是文献汇编不作为学术成果，或者是被视作低层次的学术成果。正是基于此，文献汇编似成为人人皆可为之事，甚至完全不懂学术者亦可借此“著作等身”。其实这内中不仅彰显出学术生态的畸形，亦可说明对文献汇编的无知。章学诚曾列举了“比次之业难于凭藉者”的七大罪状，村书俗学无良材，所征故实多非本文，不著所出何书，传闻异辞记载别出者不能兼收并录，不正是当前学界文献汇编常见之大问题。对当前文献汇编所存在的问题和应如何进行文献汇编，郭英德先生显然有清晰认知，他称，“近三十年来，有些戏曲典籍的影印出版却未能严格遵守学术规范，甚至沦为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从事纂辑编校工作的戏曲研究者，既要有高明犀利的学术眼光和圆融贯通的学术见解，也要有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而后者更为重要”。其实影印汇编不仅仅是被当作商业行为，而且一些重大成果也存在有意更改影印底本原貌的问题，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续修四库全书》第1777—1778册影印的明代胡文焕《群音类选》即是如此，显然这种更改影印底本原貌的汇编由于没有遵守“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影印出来的文献已经消减了其资料的可靠性，甚至可以说是丧失了作为学术研究凭借的资格。

正是由于郭英德先生认识到文献汇编首先“要有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其次“要有高明犀利的学术眼光和圆融贯通的学术见解”，因而他在进行相关文献汇编时，总能够把二者很好地运用。

一是以影印方式汇编古典文献。郭英德先生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这一大型古典文献整理课题的首席专家，确定的首要目标就是为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提供完整全备、信实可靠、便利适用的文献资料h，在对涵括对象进行详细的辨析与确认后，制定了相应的汇编原则并严格执行，这点我们可以从已经出版的阶段性成果《历代赋学文献辑刊》中看出。《历代赋学文献辑刊》集中收录历代专门性赋学文献二百一十四种，以能够最忠实地保存原始文献原貌的影印方式编纂出版，对每种影印文献都如实注明底本版本信息，所辑赋学文献多有稿本、孤本、善本，且七成以上都是第一次影印面世。在汇编体例上对类分与先后次序制定了明确的标准，即“按照赋总集、赋别集、赋论赋注的顺序分类编纂；每一大类之下，则大致以时代先后依次排列”，而对“一些赋体形式写成的‘非文学’文献”，则是“附于赋别集之末，大致以经、史、子为序”。这些汇编方法充分保证了汇编成果的可靠、完整和适用。同时，为了增强汇编成果的学术厚度，为每种文献“撰写简明提要，介绍其著者（编者）、注释者、评点者生平履历，以及书名卷数、编纂经过、版本、体例、内容、价值、研究状况等内容”，如果说书名卷数、编纂经过、版本、体例、内容等项目是对文献的客观描述，那么生平履历、研究状况、价值判断则是更多地彰显出汇编者的学术视野和学术眼光。可以说，皇皇二百巨册的《历代赋学文献辑刊》的出版，已经推动了学界对赋学研究的深入。

二是以点校、笺注的方式对古典文献予以汇编。影印汇编无疑更能保存底本的外在形态，而点校、笺注式的整理汇编亦需要如实保留文献文本的原貌，否则就会出现章学诚所批评的“所征故实，多非本文，而好易字句，漓其本质”的现象。郭英德先生认识到汇编保留文献原文字句的重要性，故在以点校、笺注方式进行汇编文献时，也是强调注明底本版本信息。如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就“在每一部作品之后，均注明所依据的版本，依次包括出版社、版本类型、书名”。再如纂笺的《明清戏曲序跋纂笺》，“本书纂录序跋类资料，均于正文之末，注明纂录原文之版本。版本说明一般包括朝代、年号、年份、出版者、出版方式（抄本、刊本、石印本等）等”。在以“高明犀利的学术眼光和圆融贯通的学术见解”深化汇编成果质量方面，两书在编排体例、深度加工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明清戏曲序跋纂笺》编撰之初就确定了“要完整全备，要信实可靠，要丰富翔实，要明晰实用”四项汇编整理原则，并且在汇编整理过程一一落实。正是因此，使得《明清戏曲序跋纂笺》被学界称作“体例赅备，搜罗完善”“精审精校，慎添传笺”，是“迄今最为科学完备的戏曲序跋整理本”，打造了“古代戏曲序跋整理的2.0版”，“宏富精审，体大虑周，为中国古代戏曲文献辑录、整理、编纂确立了新典范，代表了古代戏曲序跋整理与研究的新阶段”。

对于古籍整理，郭英德先生曾说：“每一位负责任的整理者，无论是在整理古籍的过程中，还是在所整理的古籍出版之后，往往都一直伴随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他这一对待文献汇编的态度并没有因完成《明清戏曲序跋纂笺》而改变，他在《〈明清戏曲序跋纂笺〉编著自讼》一文中，对搜罗的遗漏、以影印本为整理底本的不足、个别文字的未能识辨、些许作者生平未能考证翔实、正体字与异体字的处理等，一一自揭“短处”。若没有对汇编整理的严谨态度和高质量要求，若是“欲抱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显然难以如此认真对待文献汇编成果，更不要说期待自己的“书稿出版后能够成为一个‘耙子’，吸引戏曲史、戏曲文献等领域的研究者，加以批评、质疑、订误、辨析、补正”。

考索：钩稽考订与辨明源流

古典文献学向被认为是一种基础学科或工具学科，这与其主要目标是为学界提供扎实可靠、丰富翔实、便于利用的文献文本或信息不无关系。正因如此，对古典文献物质形态和抽象形态的考证，对散乱无序的古典文献予以钩玄提要、辨明源流的序化，对古典文献中佶屈聱牙、别有含义之字句篇章的注释，都成为对古典文献进行考索的应有之义。综观郭英德先生现有的古典文献学成果，可以看出在这三个方面都有显著成绩。

对古典文献的考证无疑最能体现文献学的研究特点，也最能实现学术研究的累积性推进，郭英德先生初踏学术之路似就对此深有体悟，并开启了他对古典文献的考证治学。如他在1985年就发表了《〈福建戏史录〉补遗二则》一文，以补林庆熙等编注《福建戏史录》的遗漏，虽然仅补充了元代杂剧作家陈以仁和戏剧演员王仲弘两人的史料，却汇集了八种文献上的相关文字，并且还做了相应注释。他对清代山东著名戏曲家丁耀亢生卒年的考订，纠正了鲁迅、庄一拂、郑骞、陈金陵的误判，把丁耀亢的生卒年（1599—1669）做实，从此学界基本都以此为准。再如他对《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影印抄本《一合相》作者的考证，纠正了《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和么书仪、吕薇芬把此戏曲作品混同于明末沈君谟同名传奇的讹误，考证出抄本《一合相》作者为沈少云，别署菜径居士、石丐，约出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左右。这一考证结果也为学界所接受。另如对明代重要戏曲选集《词林一枝》《八能奏锦》编纂时间的考证，认为《词林一枝》的刊刻年代大约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或三十五年（1607），《八能奏锦》的刊刻年代大约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或三十六年（1608），并非学界所共认的两部选集刊刻于万历元年。这一考证结果，显然对正确认知晚明戏曲生态至为重要。又如对清代遗民吴伟业《秣陵春》创作时间的考证，通过多种材料的运用考定《秣陵春》传奇创作于顺治七年（1650）至八年（1651），最后完稿应在顺治八年初秋或稍前，这个考证成果“比较有说服力”，已为学界所接受。

文献目录自从刘向、刘歆父子从事以来，似乎就天然地具有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清代目录学家汪辟疆也称，“目录学者，则非仅类居部次，又在确能辨别源流，详究义例”，文献目录之所以能够辨别源流、详究义例，显然与其对文献的序化与多维揭示密切相关。郭英德先生显然认识到了借助文献目录可以“得门而入，事半功倍”，故尔在做博士学位论文时不仅巧妙利用各种文献目录，而且为了令研究开展得更为顺利、深入，着手编纂适用的文献目录，即1997年出版后就成为戏曲学者案头必备之书的《明清传奇综录》，该目录在编撰之初就有明确的对象、范围和功能定位，制定了详备的著录项目和格式，不仅是至今著录明清传奇最为详备的戏曲目录著作，而且就体例而言推动了戏曲目录编撰体例的完善，此点主要表现为：一是作者简介之后增加“生平资料索引”备考项目，特别是包括了学界对传奇作者最新的研究成果，表征了学术研究动态；二是对各种不同版本均序次胪列，且“据见闻所及，约略考订各种版本之间的异同与流变嬗递关系”，这为考察一书的流播提供了最为切实的资料；三是简述情节梗概和本事流变，这对考察据事实进行戏曲艺术创作或戏曲改编储备了最为丰富的信息；四是对作品考证创作年代，说明创作过程和意图，评价思想艺术特征，有效增加了“辨章学术”的分量。

如果说《明清传奇综录》是以学术为旨趣的戏曲作品目录，那郭英德先生主编的《中外古典名剧鉴赏辞典》则是以戏剧作品普及为目标的戏剧作品目录。该书把收录的中外古典名剧分为爱情剧、历史剧、社会剧、宗教神话剧四类，“在每一部名剧条目下，都设置了‘情节梗概’‘名出选粹’和‘鉴赏’三项内容”，这一体例对应了让读者“能够到中外古典戏剧文学史的长河中畅游一番”的功用设定，也拓展了戏剧目录编纂的样式。

除了大部头的古典文献目录编纂，郭英德先生还依据学术设定编纂详备而有针对性的小型文献目录，如《中国古典戏曲研究英文论著目录（1998—2008）》、《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提要（2003—2008）》即是。前者是索引式目录，只著录作者、文献名、版本等主要信息，以之可以通览用英文写作的戏曲研究成果；后者是提要式目录，著录的是“2003年至2008年北美地区各大学用英文写作的、以中国古典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提要客观而详细地描述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学术观点、主要内容等，很好地起到了让读者迅速认知著录对象的“津梁”作用。

古人说“学识如何观点书”，对古典文献予以点断已经能够显示出学者的学识水平，而对一些字词句篇的注解与阐释，则是对学者的进一步考验。显然郭英德先生是乐于接受这种考验的，从前文所述《〈福建戏史录〉补遗二则》一文起，他就已经迈上了对古典文献的注释之途，而在纂笺《明清戏曲序跋纂笺》一书时，更是把笺注发挥到极致。该书笺注了所有戏曲序跋的作者及序跋中提及的众多名不见经传之人，有时耗时甚久却收获甚微，但有些笺注确是首次为学界注明与戏曲序跋相关的人和事，其学术价值之厚重显而易见。另如与王学太一起选释的《艺事精品》，郭英德先生承担琴棋书画部分。该书是为了文化普及，故尔在阐释方面采用在每篇选文后皆予以今译和点评，译文让读者更易于明白原文文意，点评则可以加深对原文的认知和理解。另如郭英德校评的《柳宗元散文集》，采用更加灵活的注释形式，于每文后缀以“解题”，阐释该文的撰写时间、原因、内容及艺术特点等，以要言不烦的效果辅助读者加深对文献文本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