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文学该如何思辨

郭英德先生是当代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家，研究领域涉及元杂剧、明清传奇、明清小说、明清散文、文学教育、文体学、散文史、学术史、文学史、文献学、古籍整理等多方面。郭先生始终强调并践行“文学本位”理念，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思辨品格，以其独特方式坚守着文学研究的尊严与魅力。他的“思辨”，既不同于史学家的“辨”（事实比勘），也不同于哲学家的“思”（概念推演），而是一种在事实与概念之间不断抽象又不断勘验的能力。钱锺书先生云：“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者是矣。”“循环”不是原地盘桓，而是螺旋式上升，从“偏枯”不断趋近于“圆足”。就其自身属性而言，阐释是一个“过程”；就其与事实、概念的关系而言，阐释又是一个“中介”。郭先生认为：“客观认知是研究的前提基础，审美阐释是研究的中间环节，而评价思辨则是研究的目标意义。在三者中，审美阐释是中介，这最能体现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的不同性质。……只有熔铸着审美阐释的客观认知和评价思辨，才是真正的文学研究。”将审美阐释视作思维结构中的一环而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精神区域，这是他理解文学的独到之处，因此他从不划分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也从不将内部研究视作“文学本位”的唯一路径。在他看来，只要审美阐释这个“中介”没有消失，那么一切研究都有资格成为文学研究。反过来，正是因为审美阐释始终是个“过程”，所以它可以给客观认知和评价思辨带来新的支持与动力，也就是揭示“圆足”的事实或造就“圆足”的概念，同时也铸就自身的“圆足”。

我对于“圆足”的初次体会，是阅读郭先生的《中国四大名著讲演录》。他面对每一部作品或每一个人物，常常是先解构再建构。比如讲《红楼梦》，先讨论“《红楼梦》不是什么”——不是政治小说，不是爱情小说，不是世情小说，不是自传小说。祛除这些概念的干扰，才能重新面对事实本身，进而建立新概念——“情”构成《红楼梦》哲学意义的内核，社会、人生、爱情婚姻构成三重悲剧意义，贾宝玉和王熙凤构成一对人物（价值取向的对立），林黛玉和薛宝钗构成一对人物（悲剧性质的对立），等等。再比如讲宋江，郭先生首先指出他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然后提出“宋江只是宋江”，而新建构的起点只是一条再朴实不过的观察，“左右为难”。守法与通情，侠士与文人，活得明白与死得痛苦，建功立业与名垂青史，都是宋江“左右为难”的表现。进一步，“左右为难”也是古典小说人物的“流行病”；伦理意识与现实感受的矛盾、冲突与融合，构成中国古典文学的普遍底蕴；“看不透、瞧不破的精神”是文学诞生的普遍土壤；执着现实与追求永恒是人类的两难处境。由此可见，从“左右为难”这个人物形象特点出发，可以建构出《水浒》学、古典小说学、中国古典文学、世界文学、世界哲学等一系列重要命题。借用钱锺书先生的话来说，郭先生解读宋江是“积小以明大”“推末以至本”，解读《红楼梦》则是“举大以贯小”“探本以穷末”，而在具体阐释过程中，这两方面是不断循环、无穷演进而无尽头的。他又说：“优秀的作品仅仅提出问题，而不提出解决问题的答案。最极端地说，凡是优秀的作品，都没有答案；凡是有答案的作品，都不优秀。”我以为，提出问题是通往概念，而不解决问题意味着从概念回向事实。由此可知，郭先生对文学的认识与他对文学研究的认识之间，存在深层关联——文学创作同样是一个在事实与概念之间不断抽象又不断勘验的思维过程，这保证了优秀的文学作品同时具备经验性与超越性。郭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也是既沉浸又超然的——沉浸于文本事实之中，超然于概念结构之内。

在郭先生看来，文学研究的一切问题归根结底是文本问题。他不是在思想、文化、历史脉络中思考问题然后在文学作品中探寻例证，而是从文学作品自身发现独特的问题。他多次强调，“（古典文学）学术研究的理论品格必须也只有以具体研究对象为根基”，“作为文学的历史，虽然离不开对文学风貌和作家心态的叙述，但却应以文学作品作为主要叙述对象”，“中国文学史写作可以一律采取以文体为纲的叙述框架……这一处理方式，得以让作品走上文学史的‘前台’，成为历史的真正主角”。郭先生的文本意识在其论著中随处可见，《中国四大名著讲演录》《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中国散文通史·明代卷》可以分别代表小说解说、戏曲分析、散文解读的水准与特点。这里我再举一个例子，即发表在《文史知识》上的系列文章“古文名篇心解”。当今学界的诗词鉴赏文章极多，小说解说文章也很博杂，唯独散文解读文章较为罕见，这体现出古典散文传统与现代纯文学观念之间的抵牾，也体现出散文解读对于知识储备和思想储备的高要求，因此郭先生的解读弥足珍贵。我们可以将“心解”分为三种方式：文本细读、文体解析和文本定性。所谓文本细读，包括串讲文意、分析语言，也包括评点思想、表达感悟。郭先生常将解读小说的犀利眼光施用于解读散文，展现了一种深谙人情世故又能超越其上、观之悯之的智慧，这是其文本细读的独绝之处。比如他解读《游褒禅山记》云：“王安石对人生的体验有其过人之处，这一层意思似乎瞒过了大多数的读者。这就是他明明知道自己决定了想做、能做而不去做的人生选择，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能’而‘不为’，也明明知道这么做的结果是‘在己为有悔’，但是他却没有沉迷于愧悔之中不可自拔，而是以超然的态度省视这种迫不得已、无可奈何的人生选择。”（《文史知识》2020年第9期）由此他发现文中一前一后记录“其文漫灭”的“仆碑”，其实蕴含“禅机”，即对历史与真相关系的质疑与喟叹，因为心迹是如此难以完整呈现。这种解读容易让人想起金圣叹式的小说评点：发现蛛丝马迹，揭示草蛇灰线，令人拍案叫绝！再看文体解析。郭先生多年来致力于文体学研究和散文史写作，故其对散文名篇的文体解析都视野开阔、举重若轻、妥帖精当。比如解读《种树郭橐驼传》（《文史知识》2020年第5期），先将先秦劝诫辞令视作柳文学习的对象，认为前者具有结构框架的“问答体”、说理逻辑的“类比法”、论述方式的“对比法”三大特点，由此为分析后者确立了清晰而恰当的参照标准。最后看文本定性。我以为，小说戏曲解说的重点在情节与人物，诗歌鉴赏的重点在情感与修辞，散文解读的重点则在思想观念。尽管散文可以分为议论、记叙、抒情三大类（参见《中国散文通史·总序》），但只有议论才是散文区别于诗歌、小说、戏曲的最核心特质，而记叙文、抒情文也同样离不开思想观念的直接统摄与表达。如果说文本细读读出的是局部的观念，那么文本定性则要读出整体的思想结构。郭先生在这方面再次显示了智慧。对于多元主旨的散文，他拈出关键词来解读，比如读韩愈《毛颖传》拈出“人文知识”“史传笔法”“游戏心态”三个关键词（《文史知识》2021年第3期），读姚鼐《登泰山记》则拈出“地志知识”“自然美景”“人生境界”三个关键词（《文史知识》2020年第2期），遂使文章思想结构一目了然。对于主旨单一或者另有弦外之音的散文，他会抽丝剥茧，最终一语中的。比如论《师说》云：“（韩愈）直接针对的恰恰就是‘士大夫之族’如何发扬光大‘师道’这一时代课题。”（《文史知识》2020年第3期）又论《方山子传》云：“《方山子传》与其说是‘他传’，不如说是‘自传’。苏轼在为陈季常传神写照的同时，重新‘发现’了陈季常与他自身在人生道路与人格追求上的某种相似性，以类似直觉的方式确认自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文史知识》2020年第10期）揭示《师说》背后的科举士大夫阶层的思想诉求，《方山子传》背后的苏轼自己的贬谪生涯及其心态，可谓抓住了两篇散文的“主脑”。

从廓清文本事实出发，郭先生开始了他的概念建构之旅。第一步是命名。《论语·子路》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命名是当下认识过程的终点，也是下一个认识过程的起点。比如体制、语体、体式、体性“四层次说”，是郭先生对文体学的最大贡献之一。他借鉴了中国文学批评中的“生命之喻”传统，用人体生命特征来形容抽象概念：“一种文体的基本结构，犹如人体结构，应包括从外至内依次递进的四个层次，即：（一）体制，指文体外在的形状、面貌、构架，犹如人的外表体形；（二）语体，指文体的语言系统、语言修辞和语言风格，犹如人的语言谈吐；（三）体式，指文体的表现方式，犹如人的体态动作；（四）体性，指文体的表现对象和审美精神，犹如人的心灵、性格。”如果说他对文体形态学的命名是传统人文式的，那么对《文选》类总集中文体序列的研究，则采取了符号命名法——使用A、B、C、A1、A2、B1、B2、B2-1、B2-2等符号，编制出一个三级文体序列体系，在此基础上将九部总集中所隐藏的排序规则和排序体例以非常清晰直白的方式推导出来。他总能从纷杂琐碎的现象中提取出一个准确的名词，这似乎是数学能力与文学想象力相结合的结果。更值得注意的是，单一的、缺乏限定语的名词有时会限制想象力的发挥，郭先生更倾向于使用形容词词组来概括事物本质。比如对四类文学史的概括：第一种针对学生需求，特征是“经济型”和“规范性”；第二种针对教师需求，特征是“豪华型”和“丰富性”；第三种针对研究人员需求，特征是“新奇型”和“思辨性”；第四种是针对一般文学爱好者需求，特征是“审美型”和“感受性”。此种命名方式堪称“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些平凡的词语，不指向任何理论体系，只负责定义事实本身。又如《论明代论辩文的时代特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用“主体性”“思辨性”“感染性”来概括明代论辩文特点，乍一看似乎讲的是论辩文的共性，但其实蕴藏着时代特殊性。比如他将“主体性”解释为“师心”观念的体现，而“师心”正是明代散文乃至明代文学区别于唐宋和清代的核心特质。同样道理，《传奇戏曲的兴起与文化权力的下移》（《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用“叙事性”“寓言性”“虚构性”“传奇性”来概括传奇戏曲的叙事模式，也是在反复权衡过程中赋予这些词语新颖而又妥帖的具体含义。

阅读郭先生论著的一大享受就是：他总能将说不清的事实用最平易的概念说清。此种“命名学”既体现了公共化意识，也彰显了天赋和能力。他说：“重新审视古典文学研究的概念、范畴、学术语言，在今天就显得特别重要，它可能是我们再次介入当代文化的一个捷径。这就要求我们排除小学科的意识，对当代文化尤其是精神文化有细致的了解。”可见，他的“命名学”是一种敞开的、具有极强公共性的阐释学。实现此种意识需要特殊的抽象天赋，也需要特殊的阅读习惯和思考方式的加持；前者不可学习，后者则可效法。我以为，明清文学研究对于郭先生来说不仅仅是领域，而且是方法——明清文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集大成时代，能够将一切文学事实的一切可能性都暴露出来，于是激发他在研究任何一个问题时都习惯于穷尽性地考虑可能性，从而提高抽象思维的准确性。比如《名定则实辨——论“文评专书”的内涵与外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论证“专书”概念，需要考虑古典文献史上极为复杂的“成书方式”情况，而明清文献提供了最全面的可能性。仅就“别裁成书”这一种情况而言，就有四种方式：一是析出一卷或多卷而成书，二是辑录一书卷首文字为书，三是析出一篇或多篇而成书，四是辑录条目或篇章而成书；如果再细分，有时还有沿用原名和重新命名之别。明清文献提供了以上所有方式的最丰富例证，或者说，郭先生正是充分掌握了明清文人“别裁成书”的集大成方式，才能准确提炼并恰当阐释“文评专书”概念。

命名是制造“点”，下一步则是建构“面”，即概念结构。结构意识当然依赖于知识渊博，但绝不止于渊博。无论是跨领域的“横通”，还是通古今的“贯通”，都不是郭先生治学的要义与特色；他既不追求纯粹知识主义的“博洽”，也不像很多老一辈学者那样重视“通史之才”，他青睐的是理论性、结构性的“通盘”，如苏轼所谓“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在《建构与反思》第二章《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对象》中，他提炼出三个大方面、十一个小方面以及数十个具体方面的“对象”，可称之为“概念沙盘”。它展示的是已经研究、正在研究或者将要研究的种种可能性。20世纪90年代，他曾设想过一个“古今中外文学史学理论研究”的课题，后又转入“更为切实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理论的建构”并开设课程、撰写讲义，继而又产生撰写“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概论”的设想i。这些宏大设想最终都没有形成体系性著作，因为他对“理论体系”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质疑。体系未成，但结构永恒。在我看来，“理论体系”需要大量“内耗”才能形成逻辑自洽，而“概念结构”则会以更放松、更有活力的方式为具体问题的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比如上述“沙盘”中有关作家学习经历研究的设想（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文学积累、审美陶冶、文学交游），构成《中国古代文学与教育之关系研究》一书的理论基础：“以往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大多注重学校教育，其实，对文学家来说，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对形成他们特定的知识结构和审美能力往往更为重要，而这正是中国古代文学教育研究与一般教育研究的一个不同特点。”同样道理，作家群体研究的相关思考（构成方式、活动方式、社会功能），则实现在《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一书中：“从文人的构成方式和文化功能的角度审视中国古代文学，我们将会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依附性、集团性和规范性等特征，获得更加深刻的认识。”又如文本定位研究中关于“来源、定稿、流传、变异”的思考，不仅是文献学考察，而且带有“文献文化史”属性，此种思考催生了《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刍议》（《文学遗产》2005年第2期）。该文认为，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文本“原貌”不可恢复，其不同版本以及不同版本系统“不仅有其各自的合理性，而且也有其各自的价值”，因此应该致力于恢复“一书的不同版本或不同版本系统的文本‘原貌’”，将版本研究升华为“通俗小说的历史存在方式和历史发展进程”之研究。当然，以上种种契合并不一定构成严密的因果关系，而只是大致呼应或映现关系，因为郭先生头脑中的“概念沙盘”会随着具体研究的不断扩大与深入而发生种种增删调整；但无论怎样改变，都不会颠覆沙盘的基本格局，更不会影响结构意识的一直“在场”。郭先生的很多个案研究都是从“概念沙盘”中自然流动出来，所以总有一种气定神闲、“自立吾理”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