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字都是用心换来的

韩小蕙，198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光明日报社首位领衔编辑，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出版《韩小蕙散文代表作》《协和大院》等31部个人作品集。主编出版当代中国历年散文精选等70余部散文集。

知道韩小蕙当然是通过《光明日报》。那时我是文学青年，有空就泡在图书馆，在阅览室的报架上，翻阅并抄下投稿的地址、副刊版面的编辑姓名。

十几年后，我们同在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共事，我在隔壁，常能听见韩小蕙的细言慢语。她说话总是慢悠悠的，娓娓道来，温和而真诚，她在散文界的影响力令我望尘莫及。作为作家，她笔耕不辍，斩获各类散文大奖；作为编辑家，她团结了全国各地的知名作家，她编辑的副刊在同行中受到瞩目，获得中国报纸副刊等多次金奖。

她在散文领域深耕，心中也同时存着一部想了半辈子的书，这就是后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协和大院》。这部作品对韩小蕙来说，是一部不得不写的书。“说来真让人难以置信，让我迟迟下不了决心的，反倒是素材太过于丰繁，这么多历史事件的曲曲折折，这么多大人物的起起伏伏，这么多思想、文化、观念、人性、人心、道德、是非、荣辱的交汇与交锋，怎么把它们表达出来——该用什么体裁，方能够实现得最为完美呢？”韩小蕙曾一度在散文和小说之间犹疑不定。她早年写过小说，如果这些历史片断以小说的形式承载也许更自在，毕竟小说的疆域更宽广，可以信马由缰，可以借着故事和真人假事或假人真事或假人假事或真人真事无限演绎。但当她读了一系列世界名著，发现“名著是名著，我是我”，名著每一部都行云流水，人物活灵活现，而到了韩小蕙这里，却“故事越编织越成碎片，就像一滴水珠掉进了一片汪洋里，连水花都没溅起来就不见了踪影”。

最终，韩小蕙还是决定写散文，对于协和大院来说，任何的虚构都只会减分。

韩小蕙生在协和，是她的幸运，可是对协和来说，有韩小蕙这样的“女儿”，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我的大院，我昔日的梦”

舒晋瑜：《协和大院》的写作酝酿了很长时间，作品以第一人称的亲历、所见、感受、思考，下笔定然是不一样的感情。您以“外交部街的女儿”自称，常用“我们协和大院”这样自豪的口吻描写，协和大院顿时变得亲切了，给读者带来不一样的阅读体验。能否谈谈您在创作中的独特感受？

韩小蕙：《协和大院》是我半辈子一直想写、一辈子最重要的一部书。自1985年写下一篇散文《我的大院，我昔日的梦》之后，几十年间陆陆续续又写过几篇，却一直未尽情，一直心心念念放不下这件事。

谁让我是这个著名大院的女儿呢？谁让我一直在这院子里生活了60年呢？北京的“大院”虽多，但这么独特的大医之家、欧式大院却只有一双，另一个姐妹院是只有一箭之隔的北京东单北极阁26号院。两个大院都是中国医学科学院下辖的宿舍大院，一个称“北院”，即我的大院，面积略大，住的名医略多，名气更大些，因而是“姐姐院”；另一个称“南院”，更袖珍些，是为“妹妹院”。协和大院独特的美国乡村式别墅和英国哥特式洋楼，独特的中国顶尖名医和名人，独特的大医文明和大医文化，独特的百年经历和起伏命运……构成了深藏在皇城北京中的别一种风景、别一番故事和别一番沧桑。所有这些，外人写不来，历史又必须有此一笔，故只有我来操板弦歌了。

这是命里注定的书写任务，一天不完成，心中即惴惴。

舒晋瑜：很想了解《协和大院》写作时对于整体架构的设计，您在一开始是否列了大纲？什么时候开始动笔的？前后写了多少时间？

韩小蕙：我一直迟迟没有动笔，是没思透，想不清。说来真让人难以置信，让我迟迟下不了决心的，反倒是素材太过于丰繁，这么多历史事件的曲曲折折，这么多大人物的起起伏伏，这么多思想、文化、观念、人性、人心、道德、是非、荣辱等的交汇与交锋，怎么把它们表达出来——该用什么体裁，方能够实现得最为完美呢？

一度我认为散文的身躯太单薄了，可能无法扛起这副沉重的大担子。散文似乎也太单纯了，无法如实记录下那些最激烈的历史片段。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写一部长篇小说为好，假亦真来真亦假，真亦假来假亦真，小说的疆域更宽广，可以信马由缰，可以借着故事和真人假事或假人真事或假人假事或真人真事的无限演绎，尽情地在艺术的天地中抒发一回……于是，我开始做功课。

重读了一系列世界名著，同时进行着我的构思。然而名著是名著，我是我，名著每一部都行云流水，人物活灵活现，而到了我这里，故事越编织越成碎片，就像一滴水珠掉进了一片汪洋里，连水花都没溅起来就不见了踪影。人物也是越写越多，这个拽着我的胳膊，那个揪着我的腿，老的、小的、好人、坏蛋、名医、干部、奸佞、小人、痞子……良良莠莠，你叫我喊，互相揪扯着不放手，谁也不甘心放弃出场的机会。弄得我心里长起又长起一团团草，脚下绊起又绊起一个个趔趄，使我几年时间里一直在原地打转转……

最终帮我下定决心的，是中国散文学会王巨才会长，他是“文革”前中文系老大学生，写了一辈子，即使当了高干以后也没放下笔，尤其散文写得炉火纯青，每一篇都呕心沥血且卓有光彩。有一次我俩通电话，我跟王会长说起我的犹豫不决，他马上极其鲜明地表态说：“当然要写纪实散文，不能写成小说。”

这真是拨云见日，我立即通透了——是的，读者要的是生活世相的本来面貌，对于协和大院来说，任何的虚构都只会减分。真实是作品最重要的因素，这是文学最有生命力、最具价值的部分。这也是很多年来，读者欢迎纪实、非虚构、报告文学等体裁超过小说的原因吧？

一槌定音，《协和大院》将以纪实面目与读者见面。我感觉自己来到了一片广袤开阔的所在。站在地平线上，看到旭日正冉冉升起，脚下是平展展的大地，一直伸向天边。我的信心慢慢升腾起来，身上充满了力量。

用生命写，一个字一个字地抠

舒晋瑜：您在1996年出版的随笔集《体验自卑》自序中说过，自己写得很慢，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抠”，“是用血写的。用生命写的。每个字都是用心换来的”。——这种写作姿态和节奏一直贯穿始终吗？

韩小蕙：对，我一直是这样对待写作的，像站在老师面前的小学生，始终存有一种小小心心的敬畏感。

我发现自己对文字好像有一种特别的宿命，在这个世界上，我做什么事都怕麻烦，能怎么简单和省事就怎么对付；可唯独对文章、文字，从来也没厌倦过，每篇散文都一遍一遍地改，一点也不烦。即使在编审别人的稿子时，看到不通的、白字错别字的，甚至标点符号用得不恰当的，也都会动手改过来，不然就会有放过苍蝇的感觉。说来好笑，我初做编辑的时候，有一天领导让我编辑一篇著名学者的散文，我居然从一开始的虔敬心态，变成越来越升腾起怒火，因为那文章写得实在是太烂了，我愤怒一个著名学者怎么能这么不认真对待文字，怎么好意思写出这么差劲的文章？当时编辑部的同事看我发火很是奇怪，说这也不是你写的，你生这么大的气干什么呀……

是的，我真是动了气。后来我还写过一篇散文《以文字为生命》，热烈赞扬了孙犁、季羡林、金克木、张中行、吴冠中、唐达成、张洁、张承志等作家学者那种呕心沥血的“敬惜字纸”的写作态度；然后我笔锋一转，也够狠地提出了我的批评：

但是也有的作家不是这样。稿子一打开，呵，就看见满纸好似乱蹦的青蛙、乱跳的蚂蚱，伸胳膊、踹腿、瞎扑楞翅膀，编辑的眼睛立刻就被晃花了。定睛细看每一行文字，你也不知道他是两个格写三个字还是三个格写五个字，有的字都写到一块儿去了，很难断定究竟是单生还是双胎。至于每个字的辨认，须得像研究甲骨文或天书一样，猜对一个就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坦率地说，遇上这种稿子，真是每每吓得我心惊胆战，有时禁不住想到：从这样的稿子到印成整齐漂亮的书刊报纸，真比从类人猿演化到现代人还要艰难……

舒晋瑜：《协和大院》记述、描写了一批曾在大院里居住过的协和医院大师级名医：林巧稚、黄家驷、吴蔚然……您和他们的交集，如果只凭童年时代的记忆恐怕不够，您是如何充实、丰满这些大师的人物形象的？他们的资料如何获取？有没有进行补充采访？

韩小蕙：视角是我的眼光，第一人称对于这部书是非常合适的，能够以“我”带出各种人物，以及社会、时代、历史、文化、文明、文心，更重要的还有许多只能意会、不能言说的思绪。

前面说过，这部书我想了半辈子，早年就开始做各方面的资料搜集工作。20世纪80年代，或者说更早，在很多大医、干部们还在世时候，我就采访过他们，比如劳远琇大夫，仁慈心善，普医众生，得上天奖赐活到94岁，她曾详细给我讲过她当年怎样从湘雅医院一路走来。还采访过别的人物以及他们的家人，比如黄家驷院长的儿媳妇曾跟我是一个工厂的工友，池芝盛大夫的女儿就是我小学中学的同窗，利用各种关系，努力得到准确的第一手、第二手资料。当然这远远不够，各方面的文件资料、实地的勘察，甚至外地、国外的，一言难尽——话说回来，哪个写作者不是这样辛苦工作的，我记得著名作家刘醒龙曾说过，夏天的武汉，他在胳膊下垫两条毛巾，被汗水完全打湿了再去换两条，那时还没有空调……

把一地碎花扎成美丽的花篮

舒晋瑜：协和大院的人物群像在“我”的描摹下栩栩如生，更为关键的是，您写出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写出了他们救死扶伤的大爱和家国情怀。作品的“小”处很多，一些植物、动物、鸟虫的描写都很有耐心，同时又有格局和境界的“大”，您是如何处理这“小”和“大”的融合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难题。请问您是如何搭建这个架构的？

韩小蕙：确实是个艰难的工程。刚开始像面对着“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一地碎花（或者说一地鸡毛也并不夸张），虽然五彩缤纷，但怎么才能把它们撷到一堆，扎成一个美丽无比的大花篮呢？颇费思量！

即使贝聿铭大师心中已经有了埃及金字塔，也还需要绞尽脑汁找到搭建起它的最佳施工方案。对于文学作品来说，这个“施工方案”是什么呢？我认为是结构。结构也是地基，也是脚手架，也是四梁八柱，相传北京修建故宫时，永乐皇帝朱棣做了个美梦，醒来便把管工大臣唤来，下令要在紫禁城的四个犄角上盖四座美丽非凡的角楼，每座角楼都要有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期限三个月，做不出来就杀头问罪。管工大臣把八十一家大包工木厂的工头、木匠们都叫来宣了旨，也是厉言做不出来杀全家，但谁也拿不出办法。此时，鲁班爷化身一个小贩，给他们送来了一个小“蝈蝈笼”，这其实就是故宫角楼的“施工方案”，有了它，才有了流传至今的中国古典建筑美！

所以，即使是纪实作品，即使手上的素材全是真人真事，也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本质地反映生活”的问题，这需要精心取舍，全看作者的功力了。

我面对的绝不只是一个居民大院的日常生活，还涉及上百年的中外历史，内牵着文明、文化、民族性、地域性、人心、人性、新旧观念的缠斗、发展和进步……最难的还不仅是写出一个个人物的音容笑貌，而在于揭示出为什么，并从中倾听到社会脉动的回声。大医们的事迹好写，故事亦好写，传说亦好写，轶事亦好写，其精神境界也凑合着能描画出来，但他们的灵魂呢？

为此，经纬交织，光芒四射，我采取了“纵深掘进”和“横宽拓扫”两种模式。

要“掘进纵深”，就必须跳上历史的云端，像乘着一架时空的宇宙飞船，由远而近，由外而内，捕捉北京城的建城史及百姓的生活史；捕捉中华传统医药文化及现代医学的演变；捕捉李宗恩、黄家驷、聂毓禅、林巧稚等大医们和他们身后的众多医学家与医务工作者；捕捉大院、胡同、街道、街区、城市、土地、天空、日月星辰、风云雨雪、花草树木、虫鸟兽鱼……别以为它们都不会说人语，就没有见识，没有观点，没有思维与思想，呵不，它们都是历史的见证者啊！

而要“横宽拓扫”，则需要全方位、多角度，尽量以第一人称身份，以自己对世事人生的理解，去贴近人物，用亲历的故事来有血有肉地塑造他们。所以，我曾数次推翻了引出人物的结构方式，尽量让每个人物的“出场”都不雷同，要好看，要像戏曲舞台上的人物一样，一亮相便能赢得一个碰头彩。

塑造人物有许多要素，比如最浅层次的，要写出人物的身世、事迹、贡献、家庭、家族、一颦一笑；中层次的，要写出人心、人性、真善美、假丑恶；高层次的，还要能从人物身上，体现出时代、政治和社会氛围，乃至人物的胸襟、理想、境界、追求，当然还有他们的坎坷、失败、烦恼、苦痛、不平凡……